继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编》后，青年作家黎幺以散文的形式展开纸面游历。在新作《漫游的辩证法》中，他解读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游记作品，阐释游记阅读滋养下的作家文学生活，从而形成了一份细腻的读书笔记和文学语录，或可说是一篇篇特殊的旅行攻略。

作为小说家的威廉·戈尔丁远不及他的小说知名，即使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也算不得一个会让人津津乐道的作家。《蝇王》中所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但却似乎没能促使人们对小说家的灵魂发生兴趣。他作品中的古典主义风格、宗教意味和神秘主义思想，并不太讨读者和评论家们喜欢，即便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里，除《蝇王》以外，诸如《品彻·马丁》《教堂尖塔》《黑暗昭昭》等杰作的名字也并未被专门提及。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作品才更能体现这个名字读起来如同金属撞击般铿锵的作家的精神特质。这些有关善与恶、美与丑、野蛮与文明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个有名或无名的地方，标示着水手威廉·戈尔丁的精神漂流，而在这片无边无际的精神海域当中，有一个岛屿无疑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埃及。

半是公务的要求，半是诗意的向往

威廉·戈尔丁1911年出生在英格兰康沃尔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严谨、理性的氛围中长大。对于幼时的他来说，一切都应在计划中进行，也许可以解释自童年起便喜欢“像集邮或者采鸟蛋那样收集词汇”的戈尔丁为何在大学选读理科，这或许是一种经过长期规划的教育水到渠成的结果，毕竟他的父亲是一名自然科学的信徒。但命运的路径藏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一开始虽然被掩埋在一层层外部强加的尘雾底下，可是一旦它清晰起来，就再也不会隐没。从童年即开始尝试写作的威廉·戈尔丁在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攻读了两年自然科学之后，决定将学业转向英语文学方向。

戈尔丁最初的文学志愿是历史题材，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历史，他尤其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威廉·戈尔丁对于追溯那些久远的过去有着不可磨灭的兴趣，对于人类文明的源头有着本能的亲近感，因此，他的埃及之行似乎也是命中注定。

在游记作品《埃及纪行》的开头部分，威廉·戈尔丁这样描述了这一命运的呼唤：“如果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古埃及人，那肯定言过其实，矫情了。但我确实感觉到有一种关联，一种异常的交感共鸣。很荒唐的是，这竟然演变成了某种责任感，仿佛我欠了这个国家什么东西似的，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所以，甚至有了这样的可能：此书是用来偿付我对埃及的那份亏欠的……”但这一偿付却并非完全是作家本人自发的行动。1984年，刚刚在上一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威廉·戈尔丁接到出版社的委托，他们请求他游访埃及，并以此行的见闻为题材创作一本游记。戈尔丁一直以写作追求深刻主题但缺乏生动性的现代寓言而著称，似乎不像是一部游记作品的理想作者。但既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他在当时想必是到达了名望的顶点，对于出版商而言，借此势头推出一部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的非虚构作品自然是保赚不赔的生意，何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异域风情始终是充满魅惑力的。对于这一点，戈尔丁本人自然也心知肚明，但埃及对于他的精神向度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在从未到过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止一次写到过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了。因此，他之所以接受这一委托，确实也是被身体里那个诗人的灵魂所催促着、命令着才做出了这个决定。

诗意破灭后，一种新的诗意诞生

既然已经有了一个诗意的动机，接下来自然也该有一个诗意的开端。威廉·戈尔丁计划着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他的埃及之行：“我是，或者说曾经是一名水手。年轻时，我就乘船出海，二战期间加入海军，其中有些年头还负责指挥战舰，战后教海军学员航海，又度过了好几年。在那以后，我开着自己的航船行过欧洲北部海岸，然后又在我儿子搞运河旅游的平底船上当过免费帮工，以此终结了我的全部水手履历。那么，为什么不租用一艘船呢，我们可以住在上面，沿着尼罗河上下行进。”威廉·戈尔丁在二战期间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名中尉。在这场文明的浩劫中，他目睹了人类残忍、荒诞的暴力和罪行，而在埃及这个古老的国度，他选择以水手的身份在水上航行，其中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这似乎是与战争的毁灭功能相反的一种旨在复原的航行。他想要恢复埋藏在灵魂最深处的那些原初的精神遗迹。

但怀揣着神话和诗意的想象并不足以令坚硬的现实从面前退让，这次朝圣之旅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在开罗，戈尔丁跟着他的向导在各个码头转了一圈又一圈。白白用掉了四十八小时。他的热情渐渐熄灭，开始意识到这个看似美好的计划执行起来其实难度很大。“我抱有一种错觉，以为开罗会有不错的内河游船。在我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隐隐浮动着一幅曼妙古典的模糊幻象，伴随着皇家气度的奢华威仪……但我们看到的船，要么是塑钢材质的小快艇，要么就是老旧破败的船屋型游轮……”

最终他们还是租下了一条船，但对于威廉·戈尔丁来说，在他的想象中，弥漫于这趟水上航行中的诗意已经消散了。他成了一个被两种情绪争夺的人，一边在焦虑中为即将开始的航行做准备，一边却又因为预期到更多的失望而私下打起了退堂鼓。“随着日子一天天滑过，还有我们真的就要动身远行这一事实的日益临近，一种觉得那一切纯然是荒唐愚行的念头控制了我。我七十二岁了。我也不差这趟埃及之行能挣到的钱。而眼下，我却揽下了一份合约，要去写一本暂时还全无头绪、未着一字的书。”

他在开罗逗留了很久，一再拖延行程，中间甚至还曾因为生病暂时返回英国，但最后到底还是动身了。我们应该感谢那份合同的约束力，正因为有它略显冷酷地催逼年迈的作家，叫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强行开始这段在开始之先就已令他如此厌倦的航程，才使得一部伟大的、全然新颖的游记作品有机会被创作出来：一部以描写旅途中的困难和挫折为主的游记，一本自陈失败的游记。

对自我真诚，即是对世界真诚

在航行开始的时候，威廉·戈尔丁做出了一个糟糕透顶的预期：“我越来越相信，在那里，我不会找到什么可写的内容；我都能看到自己在沙漠中的样子了，尤其是在沙漠区那些更寂寥、更少人问津的地方，我正搜肠刮肚、装模作样地挤出一些所谓最动人的私语独白。”带着这样的自我嘲讽，戈尔丁看到的是神灵们离开后留下的古老国度，他所熟知的伊西斯或俄赛里斯的神话故事，似乎与这片失去了神奇的大地毫无联系。船只在尼罗河的鼠灰色河水上，在一种平淡无奇的庸常中行驶，离开了开罗。那时已是冬季，寒冷的河风对老人的健康也实在是一个考验。正是在这种略显忧郁的气氛中，戈尔丁一行的船只经过了图拉的采石场，很多著名的古埃及雕像在获得优美的形体之前，都曾在这里的石灰岩山中蛰伏。他们沿着接近S形的尼罗河河道，一路驶过法尤姆、贝尼苏韦夫、明亚等地，岸边几乎全是一模一样的黄泥地，偶尔出现一座红砖厂或是几个捕鱼的渔民。这种贫乏反而使得戈尔丁平静下来。他写道：“对于这个国度，我之前那纯粹的想象性概念已经改变了，因为相关的知识信息都在疾速扩张；这些知识不只是关于古埃及，甚至也不仅限于现代的埃及。”

原本计划中的“发现之旅”已不再实际，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必须无愧于自己的作品。威廉·戈尔丁自然知道，不诚实的“非虚构写作”实在也并不少见，可身为一个作家的自尊不可能允许他编织华丽、浪漫的谎言。诚实，这是他对自己的最基本的，却同时也是最高的要求。

戈尔丁没有被那种肤浅的人文主义和世界主义遮蔽双眼，他如实地记录了在埃及所遭遇的一切，记录了人们的无知和荒唐，记录了当地人对欧陆殖民者普遍的仇视，记录了“错误集合体”般别扭的水泥村舍。当他丢开知识、想象和情调，使自己成为一个纯粹的见证者，一种罕见的深度就降临在一本原本计划被用来消遣的旅游读物中。他接受了这一趟在诗意背面的旅程，而它却又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予他回报。比如，某一个夜晚，“从客舱尾部窗子帘布的缝隙间，闪烁的星光倾泻而入；这璀璨的星空，也同样闪耀在关于这个国家的所有旅行图书中，只要那作者是个合格的游客。看着那瑰丽的星光，你会感受到纯净简单的快乐”。

一个多月之后，威廉·戈尔丁一行结束了这趟航程，一年之后，他便完成并出版了《埃及纪行》。戈尔丁的这场旅行和这本书仿佛一同构成了一个象征，我们也许可以赋予其这样的寓意：人生并不需要幻觉，即使满是痛苦，也一定会有那些真实的快乐和幸福在其中闪现，而我们只需要捉住并珍藏其中任何一个，就足以照亮整个生命。

（选自《漫游的辩证法：大作家们的旅行书简》黎幺/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9月版）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