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福建文人发明的赛诗会 曾盛行于京城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10-1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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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外草厂五条

◎袁家方(北京城市学者)

清朝的会馆,是同乡京官的聚会之处,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寄寓之地。在乡会试的年份,就是“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了。

《燕都丛考》的作者陈宗蕃先生光绪三十年(1904)到北京应会试,在福州的老馆、新馆看到“两馆皆为乡人仕京者所栖止”,司馆事者“告於众曰,京曹官平时居此可也。遇有试期,当先以让试子。明日,朝官俱迁去”。

京官们都迁到哪儿去了,陈先生没有写。估计不会搬得太远,过了乡会试期,他们会再回到会馆寄寓。

会馆周边聚同乡

湖南的宝庆会馆在前门外草厂五条,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京都宝庆馆志》,嘉庆、道光年间,宝庆王麓屏先生一直在吏部任职,他时常住在会馆里,同郡来京的人大多依会馆附近居住。每逢周末或假日,会馆里王先生的家就成了同乡聚会之地。而且,他总是站在门口迎接,笑着大声招呼:“回来啦!回来啦!快进家来!”就像周末亲人回家团聚一样。

福州老馆、新馆的左近,也是同乡的聚居地。

薛肇基(1866-1955,福州东冶人,清光绪戊子科举人)在1942年为《闽中会馆志》所作“序”中说:“壬辰(光绪十八年,1892)公车,余与郑君稚辛、周君松孙、锺君赞同,共卸装福州新馆。时乡人之官京僚者,裁数十家,大都环宣南坊巷而居,晨夕过从,以新馆为其中区,视南下漥老馆为便。”几十户人家环绕福州新老馆聚居,俨然一个“福州村”!

郭曾炘先生(1855-1929,福建侯官人,光绪六年进士)在《邴庐日记》中说:“(福州新馆)馆中燕誉堂,为承平?集之所。京曹散直后,每就此憩息,长班预备茶水接待。每夕阳西下,三五知心相从谈话,或擘笺分韵,作击钵折枝之娱。陈缄斋同年言,少年时犹及见其盛。”

这些说的是福州的京官们,时常下班后先不回家,总要到福州新馆的燕誉堂休憩。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品茶闲谈,或击钵折枝为乐。这也说明,他们的家是在会馆的附近,甚至,近便到抬脚就到。

“燕誉堂”的堂名,出自《诗经·大雅·韩奕篇》中的“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句,意思是说“得所居止而欢宴可以豫(娱)乐也”。因此,福州新馆就将其用来命名同乡聚会的大厅。据《闽中会馆志》记载,燕誉堂的匾额,是白地墨书,只书写“燕誉”二字,没有年月款识。

由福州馆推想,其他地方的会馆,大概会有同样景象。会馆周边聚同乡,也方便了会馆文人雅士的集会。

诗钟响处鏖诗乐

“击钵折枝为乐”,是会馆生活的华彩。这是每月数次的“吟社”聚会,称“击钵之集”。它由闽人始创,所以《闽中会馆志》多有记载:郭则沄先生(郭曾炘之子,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说,他小的时候,陪父亲去福州新馆参加“击钵之集”,月必三至榕荫堂。诗社赛诗会还有评奖。奖品是蜡烛,由升官、生子或者有喜庆事的人家提供。小郭先生得到的最多。

另据《闽中会馆志》记载,“榕荫堂旧有击钵吟集……盖自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迄甲午(光绪二十年,1894),五年间京宦在都门所吟咏者,月三四会,会三四题,题数十首,与会者有……二十六人。”当年京城吟集的参加人数,有数十人甚至过百人,晚至民国间还有数百人参与的超大型雅集,会聚了在京十数省地的名家。

陈宗蕃先生在为《松乔堂律集》所作“序”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折枝击钵”的“现场实况”:“吾闽袭晋安风雅之遗,凡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皆闽人倡之。每集必评甲乙,评定则发唱,盖取鸿胪唱榜之意。承平时,岁晚务间,竞以鏖诗为乐。里巷间吟声相接。其在京朝者,或於寓斋或於郡馆,常集必推主司二人上座,抗声朗唱,抑扬中节。大集则与会者各自评阅,长筵列坐,更迭递唱,谓之大唱,亦曰连环唱。故其计时也。不曰若干集而曰若干唱,以集必有唱也。余登朝晚,不及与榕荫堂钵集律集之盛,然闻先辈言,每郡馆集唱,以烛计筹,恒至夜深乃罢。叶铎人观察、周熙民侍御,皆善唱也。每唱愈高,唱至前茅,兴酣声朗,渊渊如出金石。听者亦为之忘倦。所谓神明之律吕者欤!”

陈先生说,所谓折枝击钵以至律集,都是福建人所创。每当岁末或闲暇时,京官们常聚会在会馆或同乡家,以吟诗为娱乐赛事。那时候赶上会馆雅集,穿行胡同,能隐约听到院落里传出击钵吟咏之声。大型的诗社集会,与会者沿着长桌围坐,更迭递唱中选作品,如是开怀大唱,或是连环唱。听先辈老人讲过,每当郡馆里集唱,点起蜡烛计时,常常到夜深才结束。叶铎人、周熙民两位先生善唱,每唱愈高,唱至佳作,声音高朗,真有金声玉振之力道。让现场的人为之一振,真正体会到律吕的魅力。

折枝击钵讲究多

会馆里常有“击钵折枝”的雅集,限时吟诗,即所谓“诗钟”。还有组织成定期举行的诗社、吟社。今天说来,这是当年有特定形式与内容的“赛诗俱乐部”。

“刻烛限诗”“击钵催诗”等典故,都是和古人赛诗为娱有关。“刻烛限诗”,是指在蜡烛上作出记号,以为作诗的时间限定。嫌蜡烛燃烧的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又有了“击钵催诗”,敲击铜钵为始,余音结束为止,这时间可是短得苛刻了。

有说法称大约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福建的文人把这两种计时方法都借来,首创了“诗钟”雅集,至清同治、光绪年间流传各地,尤盛于京城。也有说诗钟始于清初,由闽中生发,而流行于各省的。

“诗钟”比赛的计时方法,即“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诗钟”又称为“折枝”。简单说,就是折取七律中的颔联(第二联)、颈联(第三联)做对偶句。“诗钟”的规则在于命题、限字和限时。命题,往往随机选取两个或几个不相干的字或事物作为题目,如同出“试题”一样。对于作品,要求对偶的上下句,既要表现各自独立的含义,又要有彼此相互照应;词语的应用讲究意义对应,性质相称,以浑然天成、严整巧思者为上。十四个字中,不容一字稍有差池,换言之,诗钟作品在格律上,比律诗之颔联、颈联的要求更为严格。

显然,这样的“文字游戏”集竞技、趣味于一身,对创作者的诗词修养及诸多方面的学养,有着高而严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虽是娱人自娱性质的吟社雅集,但诗钟的创作者们无不全身心投入,较量学识的广博、思路的奇巧,以至创作的敏捷迅速。

“击钵吟”,大略说来,是“限时命题限韵”的“赋诗”赛会。命题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赋诗为七言绝句,渐次拓展至七律的,称为“律集”。

随着朝代更迭,诗钟也跟着文人士大夫进入了民国,参与诗钟创作的成员,大都是清末民国负有盛名的文人,并不局限于晚清的遗老遗少。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诗钟创作成了一时的风气。福建是诗钟的发源地,几十年间涌现了大量的诗钟社,连台湾一省也诗钟社林立。及至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常州、常熟、济南等城市,都有诗社吟集,他们还都刻印有诗钟集存世,可见其时盛况。

民国初的北京,诗社众多,寒山、稊园和蛰园是其中“三大名社”。三家的区别在于:寒山社是诗钟为主,蛰园社是击钵吟,稊园社则兼有钟钵。寒山社的吟集,规模最大,参加的人士达四五百人,云集了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和书画家等。从1912年冬至1928年秋,十六年间,寒山社的吟集就举办了六百数十次。

2011年,福州诗钟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供图/凤楠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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