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片人、监制、编剧的多重身份之外，71岁的方励如今又增添了“导演”这一头衔。他执导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于9月6日上映。这部影片凝聚了方励八年的辛勤努力，而它的构思实际上在十年前就已经萌芽。
2014年，方励在东极岛拍摄《后会无期》，第一次听说了里斯本丸号沉没的故事，这让他们大为震撼。《后会无期》同名主题曲的第一句歌词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这“一艘船”说的正是里斯本丸号。里斯本丸号沉没的故事令人唏嘘伤感，理科生方励由试图寻找船只残骸，变成拍摄了一部纪录电影。
对于被评价为拍了一部“伟大的处女作”，方励谦称自己其实并非导演，只是个“临时工”，“这个电影不是商业项目，是公益项目。我们就是为了把这段历史挖掘出来，让它永远不会消失。”
这八年，为了找到里斯本丸号和发掘这艘船背后的那些故事，方励花掉了所有积蓄，掉了不少头发，人也老了不少，“但走到今天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听到了太多动人的故事，也实现了很多人的愿望。那些盟军战俘的后人终于知道了当年在那艘船上发生了什么，知道了中国渔民是如何冒死营救他们的先辈。如今电影完成了，那800多位年轻人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率海洋科技团队历时两年找到沉船
1941年12月，1816名盟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号，从中国香港前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号在海上平稳行驶三天后，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里斯本丸号被鱼雷击中后逐渐下沉，船上的盟军战俘危在旦夕，此时日军却选择将船舱钉死，且对试图逃出船舱和跳海的盟军战俘开枪。危急关头，附近岛上的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进大海，将落入海中的战俘救起。中国渔民的义举打断了日军的屠杀，384名盟军战俘因此获救，但仍有828名战俘埋骨于此。中国渔民尽管自己生活困窘，却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给获救者提供了食物、衣物和庇护所。
2014年，方励因拍摄电影《后会无期》，与里斯本丸号的命运悄然交织。方励曾经担任过《观音山》《后会无期》《乘风破浪》《断·桥》等电影的制片人，在业内可谓鼎鼎大名，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地球物理专业，1992年就已自主创业，从事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制造工作，并在2002年成功搜寻定位大连“5·7空难”黑匣子。
出于对里斯本丸号的好奇，方励在2016年就带了人去寻找，“头十天什么也没找到，因为日本军方记录的坐标是错的，与最终找到的残骸的实际地点差了36公里。我们后来扩大测量海域400公里，全海域寻找，后来一艘大型沉船的声呐图逐渐显现在电脑屏幕上。”但这是否就是里斯本丸号呢？第二年，方励又带着装备齐全的人马去了，“海陆空全部出动，运用水下无人机、海底声呐等专业技术设备，更是通过分析数据与历史资料多次对比，证实沉船图像与历史数据匹配，到2017年9月，终于验证了海底沉船的钢铁物理属性与里斯本丸号建造的历史、物理及机械结构完全吻合，由此确认位于30°13'44.42"N 122°45'31.14"E这个坐标上的沉船残骸属于里斯本丸号。”
方励采访丹尼斯·莫利
现在影片用的资料只是全部素材的20%
方励坦承自己最初并未想拍电影，让他决定拍摄的原因就是几位耄耋老人，让他发现“没有时间了”，这段本就不为人熟知的历史，更是将失去人证，“所以这件事儿是我应该做的，谁让我撞见了这段历史。”
有三位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当事者出现在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中，其中，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和曾经参加营救的中国渔民林阿根在接受方励采访时，两位老人的年龄分别是99岁和94岁。本以为他们已是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最后两位见证者，让方励惊喜不已的是，纪录片开拍后他收到一封邮件，向他们透露目前尚有一位幸存者威廉·班尼菲尔德，已经98岁了，住在加拿大。最终，电影《里斯本丸沉没》采访到了三位老人。遗憾的是，他们都于2020年离开人世，并未看到这部电影的上映。
电影《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近日也来到北京参加了影片首映式，方励感谢他，表示如果没有托尼，就不会有《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电影，“托尼在20年前写了一本《里斯本丸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他为这本书做了好几年的调研，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就是从他的书开始继续深入挖掘完成的。他没有收我一分版权费，我一直跟托尼讲，我们是在接力，他用文字跑第一棒，我用影像冲了个线，所以我以他的书名，做了影片片名，我们都是为了把这段被湮没的历史挖掘出来，让世人知道。”
托尼表示，当方励找到他说要拍电影时，他难以置信，因为涉及的人数这么多，战俘们的故事又大多是发生在看不见的船舱里面，电影如何呈现，托尼不能想象。
方励坦承，“他说的是对的，确实挺难的。”首先，就是搜集资料，2018年，方励自费在英国三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上登“寻人启事”，寻找1942年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中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人，结果找到了380多个战俘后人。之后的两年，方励都在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采访这些家庭。在接受BBC采访时，方励说：“我在英国街头采访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里斯本丸’这件事。这让我不能释怀，那些年轻的生命从此葬身海底，而且是在我们的家门口，如果不做一些事情，我寝食难安。”
从2016年开始至2024年影片上映，方励为《里斯本丸沉没》耗时八年，所以，方励坦承自己何以成为影片导演，首先是没有导演可以八年只忙这一部电影，“第二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个电影咋弄，我也不知道，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我一直说我就是个临时工。”
方励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奔走在中、英、日、美、加多国，查找不同视角的历史记录，查缺补漏抽丝剥茧，并通过130余位幸存者后代的讲述，以其“理科生”的思维，用严密的逻辑拼凑出了完整历史真相。方励透露，此次电影中的素材只用了全部素材的20%，而为了寻找亲历者后代，方励和团队也是想尽办法，比如他们想寻找到当时日本船长的后人，最终求助于私人侦探社才找到地址，方励笑说，“他们效率很高，一个月就找到了。”
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将幸存者和那些后人的讲述，与动画制作、历史资料相结合，力求真实地还原“里斯本丸”号沉船过程与船舱中堪称“地狱般”的经历。历史的碎片就这样一片一片被捡起，方励运用了大量的数字讲述故事，从船体结构、船舱盟军战俘人数到沉船坐标，每一个数字精确到分厘，为观众揭秘了那组坐标数字的背后的意义，并将沉船中1816名战俘的故事与历史真相公之于众。
方励在电影中尝试了动画、插图等形式，因此使得这部纪录电影画面毫不枯燥单一，方励坦承影片中还原历史这部分，他做了四年，“真的是脑袋都大了。”
方励介绍，首先，真人表演肯定不可能，因为真人怎么表演也演不出来。“第二，我们资金有限，无法像剧情片那样拍摄，那会耗费几个亿的制作。我们就想到了用动画呈现，第一个阶段想得非常高大上，我们选了9位军人的照片，请央美雕塑家雕成三维的立体雕，然后用光学扫描，再数字建模，有了三维模型以后，我们有两个方向可以走。一是尝试采用最先进的动态捕捉技术来制作电影，为此投入了近半年的心血。然而，最终的效果却让人失望，因为动态捕捉的表演无法复制历史的真实感，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随后，方励他们又转而采用全三维数字建模的方法，但很快发现如果完全依赖手工绘制，所需的工作量将是巨大的，“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决定先利用三维技术制作动画，然后再将其渲染成二维效果。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动画的标准帧率是每秒12帧，而电影的标准帧率是每秒24帧。在紧张激烈的战争场景中，我们希望镜头能够快速移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卡通化的人物动作却吸引了观众的全部注意力，这与我们的初衷相悖。在动画制作上，我们耗费了一年半的时间和数百万元的投资，但最终这些努力也付诸东流。”
最后，方励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天、海水、军舰都是用电脑特效，但是人不动，“这样就为观众营造了一种氛围，而非单纯展示角色的表演。经过一年半的实践，我们确信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因此，电影中的历史场景采用了电脑特效、动画和插图相结合的方式，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战俘后人在东极岛祭奠先辈
讲的是人的故事 传递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价值
托尼博士表示，这部电影之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它讲的本就是一个“人的故事”：“我们都是人，情感、价值观是相通的。”方励也表示，电影虽然是再现那段历史，但影片70%到80%讲的是人的命运和情感，“有很多人问我拍这部电影最大的动机是什么，因为我们是人类，情感就是一切的动机。”
如果不是接受方励的采访，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从未和孩子提起过70多年前那场海上噩梦，“丹尼斯·莫利的女儿跟我讲，如果不是我去采访他爸爸，她都不知道爸爸身上发生过这么大的事。历史就是这样，你不去动它，就尘封在那里。”
影片中有一段画面是方励在聆听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故事后，情绪难以自抑，暂时离开房间，去外面抽根烟以平复心情。这段情节是方励采访一对兄弟，他们的大伯被带上里斯本丸号时年仅22岁。哥哥说：“大伯生命中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们父亲的，而那时父亲还只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大伯在信中将母亲和家庭的责任托付给了年幼的弟弟。这封承载着深情与责任的信件，被我们的父亲珍藏了40多年，一直放在他的钱包里。父亲给我起的名字，就是大伯的名字，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怀念哥哥。”
而在采访收集素材的那些日子，每天的所见所闻对方励来说都很“虐心”。方励说自己曾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听那些当事者生前录音，“有一位叫侯森的士兵，他通过敲摩斯密码的方式给其他船舱传递消息。在船体倾覆时，他听到了周围同伴的哀嚎和求救声，绝望的时刻，他却突然听到了从船舱深处传来的歌声。听到这里我瞬间泪目，那首歌是那些在船舱中等待命运终结的人们最后的绝唱，他们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不舍，缓缓沉入海底。”
去年8月，方励在伦敦做了一场试映，“电影里，有一位年迈的老先生，他深情地回忆起当时他的父亲曾给他母亲写过的信，那是一封穿越了漫长三个月才抵达的信件。在伦敦的试映会上，这位老先生带着他的家族一共八位亲人，一同出席。然而，今年3月，这位先生去世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悲痛。然而，我同样感到欣慰的是，在他还健在的时候，通过这部电影，他得以了解他父亲当年所经历的一切。”
中国渔民的义举值得被铭记
影片中，幸存者威廉回忆，当他在水里已经绝望时，一束光打过来，这是中国渔民向他打来的光，他被救了上来，语言不通的渔民拿着一把刀，“我很害怕，结果他是用刀砍了萝卜给我吃，补充体力。”方励说，威廉搞错了，其实给他吃的不是萝卜，而是当地的白番薯。
82年前，舟山的渔民们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精神，营救了里斯本丸号上的盟军战俘。在将这些战俘救上岸后，他们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家中本就稀缺的食物和衣物，为这些战俘提供了温暖和饱腹，这些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人之常情，再自然不过的举动。然而，正是这些渔民的无私救援，为那些在里斯本丸号上经历了炼狱般磨难的战俘们带来了重生的希望。
在盟军战俘被救上岛的第二天，日本侵略者全副武装来到岛上搜人，盟军战俘们决定主动离开，因为“如果不走，他们就会杀死岛上的渔民”。离别之前，战俘们不仅将渔民的衣物归还，还留下了珍贵的信物，这些信物也被舟山渔民保护至今。
方励采访林阿根老人（图中）
方励认为，舟山渔民当年的义举鲜少被世人知晓，除了那段历史一直被掩埋之外，也跟舟山渔民的美好品质与人性光辉有关。“我在采访当年参加救援的渔民后人时，他们说，父辈们每每提起当年那场救援时都说，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而已。而那些盟军战俘的后人说起那段历史，都对舟山渔民表示感谢和致敬。这些侠义勇敢又低调淳朴的舟山渔民先辈，应该被记住，他们的美好品质也必将被继承和传递下去。”
2019年，方励在东极岛发起“向父亲告别”活动，这在电影中也有所展现，也是影片的一大泪点。一些盟军战俘的后人来到东极岛，向长眠于这块海域之下的父辈告别，“从东极岛回来，我又带他们来到北京，去了长城、故宫。其中一位后人叫杰夫，他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去世时他只有两岁。杰夫离开首都机场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他特别强调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在中国的领空。他说自己是第一次来中国，没想到中国如此现代，中国百姓的友好让他永生难忘，所以他一再强调：‘我是在中国的领空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致敬，向中国人致谢。’”
2020年8月6日，林阿根老人去世，许多盟军战俘的后人都发来了唁电，致哀的同时也再次感谢他当年的义举：“他为世界留下的遗产，包括勇气、英雄主义和一个人在面对人类最恶劣的暴行时所能施予的善。”
掉了不少头发，老了不少 但是心情特别愉快
方励被朋友们评价为“电影疯子”，为了这部电影付出那么长的时间，还卖房、借钱。但方励不觉得自己有多“伟大”，“钱就是拿来花的，你不花，钱有啥价值呢？做这个电影主要是后面遇到了疫情，我的资金链断掉了，还有别人欠我的钱还不了。我现在没有一处自己的房子，但它不是个事儿。生命太短了，一转眼就过完。什么是最大的成功呢？就是你天天都是快乐的，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呢？是你遇到对的人，做有趣的事儿，这就是非常成功的。这八年我掉了不少头发，老了不少，但是心情特别愉快。”
让方励有些遗憾的是，他原本希望利用所有的素材做一个虚拟的纪念馆，但因为没有了资金，只能搁浅这个项目，这也意味着还有80%的素材没有公之于众。
影片历时八年拍摄完成，方励好友感慨万分：“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可能就是唏嘘，然后就过去了，但对于方导来讲，这件事成了他的执念，他花了这么多时间付出这么多代价，就是为了完成执念。这部是他守护的‘艺术品’，是他亲自抢救下来的。”
方励表示，这些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这个故事中的每个人都触动了他。“我们的先辈有如此英勇的行为，战俘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相比之下，我所做的微不足道。我们有责任将这些故事呈现给世人，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只有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感同身受，世界才会变得更加善良、光明和充满希望。”
供图/劳雷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