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大学史专家张在军是一位对历史和文化有着执著追求和深厚情感的研究者，他的新作《流动的大学：华北联大1939—1948》不仅是一部详实的历史记录，更是对那段烽火岁月中知识分子与革命青年坚忍不拔精神的颂歌。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作家张在军，请他全面解读了华北联大这一中共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的幕后故事。

华北联大行军路线图（蔡其矫绘）

最终将创作目光锁定到华北联大有四个原因

北青报：您创作《流动的大学》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希望通过这本书传达哪些信息或情感？

张在军：大概七八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西北联大（前身叫西安临时大学）的书，里面写到这样一个史实：“西安临大”多数学生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又饱受日寇炮火的痛苦，他们从平津地区来到西安，艰辛的流亡历程，使他们的抗战爱国激情像烽火一样在心中燃烧。革命圣地延安深深地吸引着这些热血青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是这些年轻人去陕北的“介绍所”。

从华北、华中流亡到西安的学生，有的未进“临大”的校门即去了陕北，有的进校不久也跟着去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还有的就近去了泾阳县的安吴堡青训班。

国民党当局害怕这个局面延续下去，使大批青年“赤化”，因此就决心利用“潼关吃紧”、“西安告急”制造紧张空气，把被称为“陕北公学第二”的“西安临时大学”搬迁到陕南汉中。我的那本书主要是写“西安临大”南迁及改名西北联大之后的办学故事。

那本书出版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些没有随“西安临大”南迁的学生，也就是到了陕北、前往延安的青年们，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同时，由于《西北联大》一书社会反响较好，我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之外的其他不太为人所熟知的联合大学，如华东联大、东南联大、华北联大等。最终我将目光锁定到华北联大，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一，华北联大是民国时期办学时间最长的联合大学。绝大多数联合大学的办学时间都很短暂，西南联大长达八年是奇迹，而华北联大却有九年的办学历史；

其二，华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红色联合大学。其他联合大学要么是国民政府创办，要么是教会创办，只有华北联大由中国共产党创办；

其三，华北联大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还是新中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其四，华北联大迁徙的地方之多，无可比拟；华北联大培养的学生之多，无有匹敌。

这样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在各种教育史专著、大学故事书中，很少看到它的影子，有也是轻描淡写。所以，我下定决心将这段历史打捞出来，呈现给大家。我要让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仅是西南联大，不仅仅是国统区的大学，中共在敌后也有华北联大这种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

华北联大师范班毕业证

书名的得来像捡了金元宝

北青报：“流动的大学”这个独特的书名背后有什么故事或寓意吗？它如何与华北联大的历史相联系？

张在军：我最初写作时并不是这个书名，而是叫《五千里路血与火》，同时也想了几个备选书名，比如《从延安走向北平》《行行重行行》《战争与革命》等，但这些名字都不是十分满意，我也没有花费时间在书名上纠结，而是按照既定的提纲思路写下去。

在写作过程中，我忽然看到香港《大公报》上的一篇报道，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大意）：“抗战时期有三个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均设于安全地带，华北联大却设于环境十分险恶的日军后方。由于环境的不同，华北联大是流动的，学校距离日本人最远时不过几十里，近时只隔着一个山岭。晋察冀边区遍地有战争，时时有战争……”报道中的“流动”一词，让我眼睛一亮，多么形象生动的一个词啊！试想，一旦发生战争，华北联大就要立即搬迁，就要紧急行军，翻山越岭到处跑。从抗日战争时期跑到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跑了九年，跑了三个省几十个县，好像黄河之水在不断奔腾流动一样。华北联大确实是一所流动的大学，我非常兴奋，像捡了金元宝一样，决定把书名叫做《流动的大学》。

发展历程中的七个关键词

北青报：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华北联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发展历程？它如何以流动的形式呈现革命年代的新型大学风貌？

张在军：华北联大是在1939年7月7日组建而成。整个发展历程的关键词是诞生、发展、缩编、坚持、恢复、转移、新生。大致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1939年7月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是正规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在战火中诞生（1939年7月至1939年9月）、在河北阜平、平山、唐县一带的农村中发展壮大（1939年10月至1942年10月），之后由于物质贫乏不得不精简缩编（只保留教育学院这“一粒种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坚持到抗战胜利。

其次，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8月这一年，是全面恢复时期，也是在城市（从阜平县神仙山一带迁到张家口）办学的一年。这一时期才有了真正的校舍，学校开始迈向正规化、现代化。由于院系众多，师资阵容强大，华北联大成了华北解放区的最高学府。

再次，1946年8月到1948年8月这两年是转移办学时期，也就是在冀中平原一带。回到农村后条件虽然差了，但是学校仍然能够坚持下去，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华北联大甫一诞生，就穿越陕、晋、冀三省，辗转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唐县、张家口、广灵、束鹿、正定等地流动办学，“敌人扫荡我转移，放下背包就学习”。

大概是1939年初，校长成仿吾来到华北联大前身之一的陕北公学流动剧团了解情况。他问大家：“为什么陕公剧团要加上‘流动’两个字？”“要流动演出吧！”有人回答。“向哪里流动呢？”大家说不上来了。成仿吾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流动到工农群众中去，你们是为工农服务的革命文艺战士，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剧团现在要流动到农村去，将来还要流动到抗日前线去。”

陕北公学与延安鲁艺等合组华北联大之后，也是如此，流动到乡村，流动到城市，流动到工厂，流动到前线，流动到工农兵中去。

华北联大学生在上课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逾万名干部

北青报：华北联大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如何完成了为战争培养干部的使命？

张在军：抗战时期，华北联合大学在残酷的敌后战场坚持办学整整六年，先后在此毕业的共八十余个队（班），学员达8000余人，连同经过华北联大培养一个时期即分配工作的干部，总人数逾万。其中，培养政府行政干部三四千人，教育工作干部三千人，文艺干部一千多人（到文艺学院受训学习的剧社，有十七个之多），其他群众工作、党政工作、生产建设干部几千人。

此外，学校各院的研究室也培养出了几百名政治理论、文艺、教育、政法、财经方面的骨干。1944年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明确规定华北联大教育学院的性质是干部学校，任务是负责提高与培养初、中级党政军民干部及技术干部，且以培养现任干部为主。抗战末期，当城市工作形势发展需要时，城工部便从华北联大政治班选调一批经过学习、锻炼的青年学生，派到敌占城市开展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从1945年8月到1948年8月这三年时间，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培养、输送各类干部约两千人。1948年8月初，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各部门负责人会上说：“老解放区因为大量抽调干部，青黄不接，太岳地区十六个县，缺干部八百二十多人；冀南地区三十多个县，每县平均只有县委委员两人。”由于干部的严重不足，所以此时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扩大招生规模，同时提出训练地方干部的计划是：“为每个地委培训一名骨干，县和区各培训两人，全区应培训四千人，但现在到校的地方干部只有两千人。”

总之，华北联大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逾万名干部，对于坚持华北抗战，开展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艺等各条战线工作，以及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华北联大学生在行军

华北联大老学员徐光耀认为这本书耐读有文采

北青报：徐光耀作为华北联大的学员和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他为何会推荐这本书？他对这本书有何特别的评价或感受？

张在军：徐光耀老师是在世的不敢说是唯一，但也是寥寥无几的华北联大学员，是对华北联大有着深厚感情的学员，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能够请到九十多岁高龄的徐老为我作序题词，是一种荣耀和缘分。

这是一位我并未见过面的微友帮忙玉成的。这位朋友是河北人，对华北联大历史很有情怀，和徐老关系非常密切，他高度认同和支持我写作华北联大一书。由他的撮合，徐老很乐意为拙著写几句话。徐老认为我收集引用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史料，写得很耐读，颇有文采；又觉得我完全靠个人的自发行为进行研究写作，搜集资料，辨析疑难，花费很大气力、很多时间来完成这一艰巨工程，有点感动。

北青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本书有哪些值得称道之处？它如何体现了文学与历史的结合？

张在军：个人不是很认同“文学创作”的提法，我不觉得这本书是纪实文学什么的，毕竟和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文学作品有很大不同。但是我采用了文学的一些手法技巧书写历史，所以北大陈平原老师曾经评价我的另一本书说，“张著徘徊在文学与史学之间”，这种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我的书是写历史，但不是纯学术性写法，而是文学性的写法。比如从书名到章节标题，力求准确形象；书中有着大量细节描写，让人物事件更加鲜活生动，更有可读性、传播性，给读者增加记忆点。我除了引用报道、日记等史料，还引用不少新诗、旧诗、歌词等文学作品，因为“以诗证史”是一种传统。我有一条写作的底线，绝不虚构想象，胡编乱造，一切忠于史实。

写作过程中,常常被华北联大师生所感动

北青报：在创作和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您有哪些深刻的感悟或体会？收集资料时有哪些特别的细节和印象？

张在军：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常常被华北联大师生所感动、所激励。他们在晋察冀边区，学校无论搬迁到哪里，随便一间房子、一片树林、一块河滩、一处山坡，哪里都是课堂。没有桌椅，每个人的背包就是自己的坐凳，大腿就是学习的桌子。每次上课之前，老师要宣布防空注意事项，讲解队伍如何疏散。他们不停地在游击、学习。同时，联大学员还要进行生产劳动，垦荒种地，拾粪浇水。冬天，要上山割柴草烤火取暖，由于柴草潮湿难以点燃，大家被烟熏得泪流满面，然后就互相开开玩笑、唱唱歌。

在写作过程中，石家庄有个热心的微友特意建立了一个微信群，里面有联大师生的后人、师生当年居住的房东后人、联大专题收藏者等各类人，大家频繁交流信息，提供资料，让我受益匪浅。长沙的一个微友，得知我在寻访一本罕见的《胡一川日记》，直接把他珍藏的这本书寄给我使用。还有的朋友多次帮我联系出版社，牵线搭桥等等，这些真让人感激涕零。或许他们认为，我做的这个事情十分有意义吧。

它是一座“富矿”,非常值得挖掘

北青报：自出版以来，这本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有哪些读者群体对它特别感兴趣？

张在军：这本书8月中旬才上市，我收到的反馈信息有限，但感觉还算不错。感兴趣的读者群体大概有三类：一是校史、教育史研究者爱好者，二是党史研究者爱好者，三是民国尤其是抗战历史研究者爱好者。

北京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说：“将这样一所不太规范的学校历史写好，难度远高于写常态、稳定、规范的学校历史。这本书显示作者态度严谨，每部分都依据翔实史料。总体以时序为叙事的主线，呈现了华北联大曲折的历史轨迹；微观聚焦主题，同时兼顾与该校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教学及各个方面的发展，比较完整地展现出华北联大的历史面貌。”延安有一位从事几十年红色文化研究的老师评价说：“用文学与史学相融合的方式传达大学的情怀与精神，中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高等院校校史还没有人这么写过。”

北青报：对于这本书的未来，您有哪些期待或计划？是否希望它能进一步推动对华北联大历史的研究和传播？

张在军：历史是不能忘却的，华北联大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华北联大的历史，也希望联大师生的后人或其他朋友帮我指出书中的不足，为我提供更多的史料，假以时日，进行修订再版。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更多的专业研究人员来研究华北联大，我觉得它是一座“富矿”，非常值得挖掘。

供图/张在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