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期间，总会重复发生一些故事，比如粗心的考生到了考点，才发现没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这时就会有执勤的警察叔叔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往返于考生家与考点之间，将身份证或准考证及时送到考生手上；赶考路上遭遇堵车，心急如焚的家长和考生向警察求助，于是，警察骑摩托车载着考生在考点封闭前抵达，顺利地进入考场参加考试；有时候还会有同样粗心的监考老师忘带监考证的事情发生。有人玩笑说，到关键时候还这么丢三落四的考生，可能是除了带脑子外，其他的竟全都忘带了。诸如此类的“突发事件”几乎年年都有。

另外一件高考时也必定会发生的“事件”，就是每年总会有考生作弊的消息曝出。自古以来作弊的情形有很多，如命题老师或考试的组织机构泄题、考生替考、夹带小抄、考场上“偷看”别人或互抄答案、阅卷时老师依笔迹或记号为自己熟识的考生打高分等等。为了防止作弊，考试组织机构也是高招迭出，比如，早在宋代就已经发明了“糊名考校法”“誊录试卷法”，而前者甚至一直沿用至今，这就是我们都熟知的弥封卷子。在各个朝代，几乎都会对科场弊案施以严刑，其目的就在于预防或杜绝作弊情况的发生，以维护考试的公平与公正。

传统社会的防止作弊方法，是古朴而简陋的，有时候还显得简单粗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先生，在其所著的《西潮·新潮》一书中，曾回忆他在清朝末年赴绍兴参加“郡试”时的情形。那时候的考试，考生到达考场的时间要早得多，“清晨四点左右大家就齐集在试院门前，听候点名。”当时考试是在初秋的早晨，天气相当冷。几千位考生挤在院子里，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没有顶子的红缨帽，手里提着一个灯笼、一只考篮。因为考试期间要住在考棚里，所以灯笼是必备的，考篮中则包括考试用具，大约相当于今天学生们考试用的文具袋。

“大厅门口摆着一张长桌。监考官就是绍兴知府。他戴着蓝色晶顶的红缨帽，穿着深蓝色的长袍，外罩黑马褂，胸前垂着一串朝珠。那是他的全套官服。他提起朱笔顺着名单，开始点名。他每点一个名，站在他旁边的人就拖着长腔唱出考生的名字。考生听到自己的名字以后，就高声答应：‘有！某某人保。’保的人也随即唱名证明。监考官望一眼以后，如果认为并无舛错，就用朱笔在考生名字上加上红点。”在一个没有身份证与照相技术的年代，要证明张三是张三，除了这种保人的方式外，还真没有更好的方法。只是这监考官的“望一眼”是否就能确定某人确实是某考生，则不免让人生疑了，这确乎是需要监考官的好眼力和责任心的。

考生点名后就可以进入考棚了，只是在进入之前，“他的帽子和衣服都得经过搜索，以防夹带，任何写了字的纸头都要没收。”根据另外一些资料的记载，在这个搜查过程中是有些简单粗暴的。清朝的男子都梳着辫子，有时候需要解开辫子以供搜查，防止将小抄编在辫子中；搜查身体的时候，则会要求将衣服脱下来，有时候就只剩下贴身的单衣，鞋子里也会被仔仔细细地看个遍。

根据蒋梦麟先生的记述，考生鱼贯进入考棚后，“找出自己的位置分别就座。座位都是事先编好号码的。考卷上有写好考生姓名的浮签，缴卷时就撕去浮签。考卷的一角另有密封的号码，录取名单决定以后才开拆弥封，以免徇私舞弊。”蒋先生对晚清时期科考的评价甚高，“清末时，政府各部门无不百弊丛生。唯有科举制度颇能保持独立，不为外力所染。科举功名之所以受人器重，大概就是这个缘故。”

传统社会的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是出人头地的“正途”，而对于考生的家族来说，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起点，因此，家人陪考也很正常。蒋梦麟先生描述考完后的情形，收卷的信号发出后，“大门打开，吹鼓手也呜呜啦啦开始吹奏起来。考生缴了卷，在乐声中慢慢走出大门，大门外亲戚朋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想想今天我们的考场外那些在酷暑中焦急等候的家长们，基本上可以脑补出科举时代考棚外的情形。

今天的考场，外在的设施已经更新换代，防弊的方法也更多地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近年来兴起的“刷脸”更是缩短了验证的时间。学生手里拿的透明文具袋取代了旧式的“考篮”，而对学生可能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作弊的“电子夹带”的搜查，已换成了仪器检测。“答题卡”的设置取代了原来的“誊录试卷法”，使根据笔迹来判改试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只不过百密也总有一疏，前文我们曾怀疑过满清时监考官的“望一眼”，是否能如电子仪器设备那样做到“明察秋毫”，其实，如果责任心欠缺的话，再好的仪器设备也发挥不出其应有的效用。在传统与现代的考场之间，变化了的是设施，而不变的是对考试公平信念的坚守。

文/马建红（法学博士）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