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明（媒体人）
每个自考出身的人，都有一本血泪史。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于1981年。每年4月和10月考两次，每门课一年考一次。每通过一门发一张单科成绩单。凑够10张单科成绩单，换一本专科毕业证；还可以接着再考本科。
中文专业的考试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是中国人民大学。其他专业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初中毕业后1978年考中专，学的是铁路。工作后再想考大学，一是必须专业对口，二是需要单位同意。可我一参加工作就打算改行了，如果再去考铁道学院，岂不是越陷越深？
国家自学考试制度的推出，为像我这样的人开辟了一条新的希望之路。1982年在房山石楼信号工区时，我就知道了自学考试这件事。1983年调到丰台电务段机关后，了解到政工室有两个人已经在考了，在分局党校工作的天津铁路同学尚志英，更是通过了好几门课程。于是，以老尚同学为榜样，我很快加入到自学考试的行列中。当时有一份《北京自学考试报》（今《北京考试报》），我自费订阅了好多年。
在丰台区工农教育办公室（后称自学考试办公室）报名后，1984年4月我第一次参加考试，考的是中文专业的语文和哲学两门课，也是各专业的两门通用课程。一个多月后，成绩出来，语文65，哲学51。不悲不喜。后来我才领悟到，我这第一次考试的成绩非常具有暗示性：即使通过了也就是六七十分，同时要做好一半考试不及格的思想准备。在当时全国高考录取率仅20％左右（1983年23％）的形势下，自学考试的通过难度可想而知。
转眼两年过去，无数付出换来几度悲喜。1986年6月8日，星期天。上午独自在办公室看书学习，中午下楼推着车要去街上吃饭，见守卫室窗台上摆着几个相同的牛皮纸信封，从那熟悉的信封，我知道是4月份的自学考试成绩下来了。此时我已通过中文专业专科阶段10门课程的7门。我想：这次要是3门全及格了，我不会特别的喜；倘若是有1门不及格，我也许会哭。
信封打开的一刹那，没有发现个“5”，心里便是一动；第二眼才定睛看：文学概论67，中国革命史7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61！我使劲捶了两下玻璃板，表达我内心的兴奋。平静下来又下楼骑车去桥北的丰春楼吃饭。本打算有散的（啤酒）就喝点，没有就只吃饺子，可还是要了瓶啤酒。想到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就又加了一瓶。两瓶啤酒下肚，悄悄把腰带松开一格。从二楼下来时，已带着些醉意……我想把这份快乐第一个分享给“同桌的你”，已不能再分享令我的快乐打了个折扣。
1986年7月15日，我在总政礼堂参加北京市第六期自学考试毕业典礼，并在大会开始前领到了盖有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枚公章的毕业证书。前一天的7月1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首次学士学位颁发证书仪式，有20人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习仲勋出席并讲话。当然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的。
按照北京铁路分局有关政策，对通过自学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职工予以奖励。我是丰台电务段获此奖励的第一人。1986年年底，分局的300元自学成才奖金发到了段里；电务段政策配套也奖励50元。填好两张申请表找主管副段长王佩文签字时，他脱口说了三个字：不容易！我没搭话。元旦之后一上班，骑车到四处（商店）买了4斤油芯巧克力糖还有35包多味瓜子，分送到机关各部室作为得奖的请客；一共花了21块多钱。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1块钱。
在中文还没毕业时我就同时学习新闻课程了，因为产生了去报社工作的念头。经过分析，中文专业的10门课通过后，再考6门即可通过新闻专业（4门重叠）；通过中文本科和新闻专科后，再考4门即是新闻本科。我把最终目标锁定在中文和新闻双学士。那时候，双学士这个词对我充满了诱惑力。
可几年的自学和考试，精神上已经快承受不住了。本科阶段的课程难度也明显加大。由于阅读量不够，外国文学考了三次都没通过。而且看小说我记不住外国人名。那些长长的外国名字，靠自学完全凭视觉记忆，与在课堂上从老师口中听到，有很大的差异。
本科课程的报名和考试不在丰台要去宣武区，考试地点是宣武区牛街北京市回民学校。1987年10月25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从丰台骑车去宣武第二次考外国文学。卷子发下来，一看题目尤其是最后的作品分析大题，又没有什么把握，半小时后就交了卷。
五味杂陈中忽然觉得：陈玉明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学习而是生活！离开学校时，我的内心犹如一只迷途的羔羊发现了回家的方向，心里暗道：再见了，我的考场！身着女朋友刚送的一件黑色宽袖蝙蝠衫，骑行如风，回到丰台在火车站前的浴池洗了个澡。听到大喇叭里在讲话，问卖澡票的师傅，才知道那天是十三大召开的日子。
下午的语言学概论也没去考。坐火车进城，去王府井转了一圈，回来时在北京站二层书亭买了本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书里一些关于“思考与读书”的话，对我颇有启发，比如：“一天到晚沉浸于书中的人，他的精神的弹力便要消失殆尽了。”
半年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考场，主攻新闻专业。到1989年10月拿到新闻专科毕业证书时，我已调到丰台区人大常委会做了半年多秘书。从1984年4月到1990年10月，六年半里我累计报名参加自学考试33次，一共通过了21门课程。
漫长的自考之旅最后止步于1990年年底北京青年报社的大门对我敞开之后。当1991年4月又一个考试季来临的时候，我正兴致勃勃地在朝阳门小学半地下的北京青年报社改着稿子当文字编辑，早把自学考试的事抛在了脑后。
有几门本科阶段的单科证书，包括考了96分的新闻摄影，最终也没能派上用场。这些已经泛黄的证书，作为青春岁月的一段记忆和见证，现在都成了我敝帚自珍的收藏品。
补记。2006年4月，我有幸从《第一财经日报》得到一个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职攻读EMBA的机会。天津毕业25年后重返校园和课堂，于我没有任何违和感。课后讨论完成小组作业，民企老板负责买单，国企高管指指点点，我这个来自媒体的人士承担了一般由外企中层负责的把作业落实到纸面。这对于我，驾轻就熟，只是花点时间而已。
2024.3.14
供图/陈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