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著名作家马识途先生于2024年3月28日去世，享年110岁。马识途先生是《当代》杂志的重要作者，其《夜谭十记》开篇之作《破城记》便首发于1979年《当代》创刊号，后来陆续在《当代》发表散文、小说《巴金回家记》（1988年3期）、《专车轶闻》（1995年3期）、《坏蛋就是我》（1995年4期）等，编辑部对先生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

马识途，本名马千木，1915年生，重庆忠县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从事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西南局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第六、七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顾问、名誉委员等。

马识途先生是文学界的“常青树”。他于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蜀女杰》《魔窟十年》《沧桑十年》等，长篇纪实文学《在地下》，中篇小说《三战华园》《丹心》，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作品。马识途先生艺术创造力极为充沛，年逾百岁依然笔耕不辍，近年来陆续出版《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等新作。

《当代》1979年第1期创刊号发表的《破城记》，是马识途先生《夜谭十记》开篇之作。该系列自1941年作者在昆明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开始酝酿，当时定下计划，采用冷衙门里十位穷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叙述形式，完成了包括《破城记》前身《视察委员来了》在内的一批草稿和提纲。后写作计划因故中断，但他对此念念不忘，其间也得到韦君宜等人的鼓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马识途先生偶然翻出旧日残稿，补写修改后取名《破城记》，交由《当代》杂志发表。在文坛和读者的热烈回响鼓舞下，他陆续完成余下篇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推出。《夜谭十记》的写作前后历时四十年，成就了一段余响不绝的文坛传奇。其中《盗官记》一篇曾以《响马县长》为名被搬上银幕，后又被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再次引起轰动。2020年，一百零六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夜谭续记》，完成了当年与韦君宜社长的约定，他也将此书作为八十五年文学生涯的封笔之作。

《夜谭十记》为马识途代表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首版。内容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四川某地衙门，十个仕途失意又穷极无聊的小科员以摆“龙门阵”的方式，轮流讲述自己经历的种种奇遇，十个故事构成“十记”，分别是《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军训记》。

104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仍然念念不忘跟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韦君宜的一个约定：在《夜谭十记》之后继续创作“夜谭文学”。以百年人生的丰富经历为底色，他奋起余力，于106岁时写成《夜谭续记》。作为《夜谭十记》的续作，仍援原例：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故事。内容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相聚蜗居，饮茶闲谈，摆龙门阵，以消永夜。仍以四川人特有之方言土语，幽默诙谐之谈风，闲话四川之俚俗民风及千奇百怪之逸闻趣事。该书获得2020年度“中国好书”称号。

这部作品是民族形式的。这所谓民族形式，既不是指章回体的“且听下回分解”、舞韵合辙，也不是指塞进大量的方言俗语（当然，它也有一点儿）；而是那富有故事情节的、段段都有悬念的、叫人拿起来放不下的形式，描写叙述都极简洁、水分很少的形式……书中有好几个情节新奇的故事都与地下党活动有关（如《破城记》《亲仇记》)，也正是他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收集来的。这些素材到他笔下，就变成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小说。看起来轻松，实际上作者正是在此下了大力的，其细致刻画处又显出当代人的特点。

这部独特的作品，未必能（甚至肯定不会）成为当代创作的一种普遍趋向。但我想读者是会欢迎它的，它有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韦君宜《读〈夜谭十记〉随笔》

延伸阅读

《夜谭十记》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小说，从1942年写《破城记》的第一个字开始，到1982年秋写《踢踏记》的最后一个字结束，竟然经历了四十年之久，这就是说，快半个世纪了。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写，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听说外国有些名著就写了几十年吗？曹雪芹的《红楼梦》不是就经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定稿的吗？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家相提并论？《夜谭十记》不过是“乱谭”的记录，怎敢跻身于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说这本书写了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说这本小书经历过多少灾难，忍受过多少折磨，才终于取得出生的权利。

要说这本小说的素材收集和开始酝酿，还要推到三十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所谓职业革命家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党工作。为了掩护，我不断更换我的职业。我当过教员和学生，也当过小公务人员和行商走贩，还做过流浪汉。在这中间，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楼里，在乡村的鸡毛店或小饭铺里，在乘车坐船的长途旅行中，在风风雨雨的好似没有尽头的泥泞山道上，当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里，在农家小舍的桐油灯下，我认识了许多普通的人，他们给我摆了许多我闻所未闻、千奇百怪的龙门阵。特别叫我不能忘记的是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又不愿去烟馆吞云吐雾，更不屑去青楼寻花问柳。他们难以打发这煎熬人的岁月，只好三五结伙，或风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逸事。我才深知那个社会是多么乖谬绝伦、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么困苦无状而又丰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灵魂是多么高尚和纯洁，他们的思想多么机敏，他们的性格多么乐观，他们的语言多么生动而富于幽默感。我简直像站在一个才打开的琳琅满目的宝石矿前一样，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呀。真是使我惊奇，令我狂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容许我利用这些素材来搞创作，只好让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积在我的记忆的底层。

1941年，我被特务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党工作，以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中国文学系当学生为职业掩护，从此和文学结了善缘。我不仅为了在同学中做革命工作要认真学好自己的功课，而且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进行宣传和组织，我为文学墙报写稿，还在闻一多、楚图南、李广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张光年等同志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我为了“做工作”，还经常在同学中讲故事。大家听得很高兴，要我多发挥四川人在茶馆里摆龙门阵的功夫，继续摆下去。于是我从我的思想的层积中，发掘出一些1942年开始酝酿，把我摆的龙门阵挑选出十个故事来。我决定以在一个冷衙门里十个科员组成冷板凳会，轮流各摆一个龙门阵的形式来进行创作，并定名为“夜谭十记”。我开始写了《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同时也为其他各记写了一些提纲和部分草稿。但是由于工作和学习都很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直没有写出一个名堂来。

1946年，我奉调回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蒋介石的大本营，特务多如牛毛，我写好的文稿不得不在离开昆明前全部烧掉。我到成都后，对于焚稿总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痒痒的。于是我在工作之余，又情不自禁地写了起来。我抄出《视察委员来了》给陈翔鹤同志看，他觉得有味道，准备拿去发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务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家后来也几次被特务查抄，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夜谭十记》，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来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夜谭十记》来。

不幸的是，《夜谭十记》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1982年夏天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摘自《夜谭十记》后记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