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弘（媒体人）

许天秀老师走了。昨天下午，这一噩耗在我的中学同学间不胫而走。

1943年，许老师出生在吉林。18岁那年，他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专修乒乓球，兼修全科。1965年大学毕业时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加盟空军，一是进京教书。“我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部队的约束。”于是他选择了教书，“还有寒暑假，多好。”

1972年，我们成了他的学生。黝黑的皮肤、健壮的胸大肌、粗犷的臂膀，让他赢得了学生们给的昵称“许大块儿”。

彼时，刚走出1966年到1969年的动荡，我的母校曾以“造反派一日之内毙命三名教师”声名远扬。因此，对于残留在学生中的任何暴力行为，许老师都是零容忍。他时常冲进已经准备动手的两拨人中间，强力拉开那些身体已然胶着一处的火爆学生。推搡伴随拳打脚踢，也是许老师制止武斗的杀手锏。

后排左一，本文作者章弘，摄于1975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而来。学校再次陷入混乱，不同班级不同社区的子弟时常群殴。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许老师的身影——他极力分开正在火拼的双方，有时，你甚至分不清他到底是学生还是老师。

周边不少淘气包挨过他的推搡甚至拳脚，于是大家伙儿攒动由我执笔，不点名地给他贴了张大字报，批判他的“师道尊严”，落款是“部分革命群众”。

二排左一是许天秀老师，摄于1976年

1977年，教师资源青黄不接的母校，把刚刚高中毕业的本人留在了学校教书。我从许老师的学生变成了许老师的同事，这心里头总有一个疙瘩——毕竟在动荡岁月里给许老师贴过大字报，怎么说俩人之间也算结下过梁子。

那年夏天，上学期所有工作都结束了，青年教师们在许老师的带领下，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乒乓球，然后坐在路边小馆喝起了透心凉的扎啤。几口啤酒下肚，我就脸红脖子粗了。于是斗胆向许老师道歉：“当年岁数小，不大懂事，您别介意。”

许老师乐得露出了牙花子：“我早就知道那篇大字报是你小子写的。写一个批判稿，还写得那么文邹邹的，一点儿都打不中要害！我就问你一句，是老师让你写的，还是你们自发写的？”

“绝对是我们自发写的！”

“那就好，算你是个有正义感的好学生。这事就过去了，我不会记在心上，你放心吧！”

没过多久，我考上了大学。那天去传达室拿录取通知书，他站在校门口压低嗓门儿：“我告诉你，你得摆两桌谢师宴：一桌谢所有教过你的恩师，再一桌是咱们这伙儿青年教师。而且，你不能在路边店请，必须找两个好馆子。明白我的意思不？”

遵照许老师的建议，我先在位于月坛北街的湄州酒家宴请了所有恩师，又在他指定的绒线胡同四川饭店宴请了所有青年教师。

第二顿谢师宴结账的时候，他连拉带拽塞给我10块钱。我说：“我请客您掏钱算怎么回事？”他生气了：“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这马上就要上学，连工资都没了。我给你掏10块钱，你不给我面子是不？”

就这样，一个月62块钱工资的许老师，为了我考上大学，拿出10块钱办了一场非常体面的谢师宴。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进旅游局当了一名导游。几乎在第一个月，我就买了两条尚好的软中华烟送许老师。那是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他乐开了怀：“你小子越来越懂事儿了。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和你们又不一样了——你们有意见贴大字报，他们有意见去电台点歌恶心我。”

原来当时电台每晚都有听众点歌节目，不知哪位点了首《快乐的小狗熊》，“由北师大二附中许大块儿点播”。说完，他自己笑得快岔了气儿。

不久，我去邻国留学。有一天收到他的来信，他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代表团，来考察邻国的中等教育。我去酒店看望他，他坚称已经吃过饭，就想在酒店大堂聊会儿，不愿和我去街上坐。

我死拉活拽把他带进一个居酒屋，他问我：“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就到这种地方喝酒？”我说：“挣得再少请您喝杯扎啤还是请得起的。”

他在札幌、朝日和麒麟三个啤酒品牌中选择了麒麟。我说：“您可以啊，点酒够专业的呀！”他笑了：“札幌和朝日我已经喝过了，所以才选了麒麟。”说罢，他又得意地大笑起来。

他告诉我为什么当年一定要我在四川饭店再请青年教师搓一顿：“这些人都是栋梁之材，日后的学校领导。和这些人交上朋友，对你绝对有益！”果然，那几位日后都成了校长、副校长，至今和我都是朋友。

那天晚上我们告别时，他在东京街头，第一次紧紧地拥抱了我。

1995年，我选择回国发展，进电视台当了一名记者。彼时的《经济半小时》正当舆论监督的最前沿，时常与假冒伪劣展开殊死较量。他很担心我的安全：“告诉你啊，我跟咱们学校当警察的毕业生打了招呼，让他们保护你的安全。”

我结婚了，有了一个女儿，问许老师：“管您叫伯父还是爷爷？”他说：“叫老师吧，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别人叫我老师。”

如今，他走了，才八十一岁。我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会时常想念他。

2024.2.19

供图/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