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那一回,苏辙在北京过年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2-15 10:00

公元1090年正月,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北京度过了新春佳节。那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也是他一生当中最后一次到北京。苏辙到北京有何公干?他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时候?他在北京过的春节跟现代春节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跟随苏辙的脚步,来一次长路漫漫的“出国过年”之旅。

▲北京故宫南熏殿旧藏苏辙画像

公派

太后让苏辙去辽国

先把历史的指针拨到宋哲宗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那时候,宋哲宗还是个少年皇帝,不掌实权,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军国重事和大臣任命都掌握在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性格保守,又喜爱文学,所以重用身为保守派的文学臣子苏辙,以及苏辙的哥哥苏东坡。在高太后的提拔下,苏东坡和苏辙都成为翰林学士兼“知制诰”,代替皇帝起草诏书,地位仅次于副宰相,在宋朝属于非常重要的职位。

1089年农历七月,苏东坡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成了地方官;而苏辙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升任吏部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成为部院大臣。这年农历八月,高太后又任命苏辙为“生辰使”,让他代表大宋出使辽国,去给辽道宗耶律洪基庆祝生日。

我们知道,自从宋真宗跟辽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就成了和平交往的兄弟之国,往来不绝的出使队伍代替了早先的大规模战争。每当辽国皇帝或者皇太后过生日,北宋就会派出“生辰使”;每当辽国皇帝或者皇太后去世,北宋就会派出“吊哀使”;每当春节将至,北宋就会派出“正旦使”……同样的,辽国也在向北宋派遣生辰使、吊哀使、正旦使等等使臣。两国交好百余年内,互派使臣三四百次,每次派出的使团队伍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人。

在这些频繁往来的使团里,有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名人。例如李清照的姥爷王珪(部分学者误将另一位大臣王拱辰当成李清照的姥爷或太姥爷,该观点已被《王珪神道碑》证伪)在1051年以正旦使身份去辽国拜年,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在1055年以“贺登宝位使”身份去辽国祝贺辽道宗登基,沈括的侄子沈遘在1059年以正旦使身份去辽国拜年,沈括本人在1075年以“国信使”身份去辽国谈判地界,陆游的爷爷陆佃在1100年以“告哀使”身份去辽国通报宋哲宗驾崩。甚至包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同样出使过辽国。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壶辽墓壁画:备食图

好处

出国就能合法收礼

包拯、沈括、欧阳修等人出使辽国,都属于公派出国,这样的公派出国是有很多好处的:一是能免费饱览异域风景;二是回国以后被提拔重用的概率极高;三是可以接受异国君臣馈赠,返程时能带回一大车礼物。您如果不信,可以翻翻流传至今的那些北宋官员出使辽国行程文献,包括路振的《乘轺录》、陈襄的《使辽语录》、沈括的《熙宁使虏图抄》,里面都有接受辽国君臣馈赠的记录。

以陈襄《使辽语录》为例。公元1067年宋神宗登基,陈襄被任命为“告登位使”,奉旨去辽国通报新君即位。他一进辽国境内,就开始收礼:“接伴使、副,送臣等水晶棋子各一副。”辽国官员迎接陈襄入境,馈赠一套水晶围棋。“遂辞其母及其君,逐帐置酒如初,授臣等信书,赐衣各三对,及弓马、衣币。”辽国皇帝赐宴,又赐给陈襄三套衣服,还有弓箭、马匹、钱币。“送伴使、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条。”辽国官员送陈襄离境,馈赠十五条鹿肉。“燕京析津府……留府送臣等生饩,折绢、绫、罗等。”返程时经过燕京析津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地官员照例要送一批丝绸作为礼物,但都折成钱币,直接送钱给陈襄。

这位陈襄跟苏辙是同僚,两人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朋关系——陈襄的爱徒孙觉,是大书法家黄庭坚的岳父,而黄庭坚又是苏辙的哥哥苏东坡的爱徒。陈襄出国收礼算不算不正之风?在当时是绝对不算的,甚至是朝廷默许的,因为辽国使臣到了北宋以后,北宋君臣也会多次馈赠礼物和钱财,而且回国不用交公,全归使臣所有。

既然其他使臣可以光明正大地收礼,那么苏辙也可以,然而奇怪的是,苏辙却不愿出国,接到朝廷任命时居然推辞。苏辙写给宋哲宗和高太后的奏章里说:“臣不敢惜此衰病之躯,然愚陋恐致辱国,乞陛下别赐施行。”(《乞免使契丹札子》)微臣不敢爱惜这副体衰多病的躯体,然而我愚昧丑陋,到了辽国恐怕有辱我大宋形象,请求陛下改派别的差使。

不仅仅是苏辙推辞,苏东坡接到类似的任命时也推辞过。早在公元1086年,高太后就试图派苏东坡出使辽国,苏东坡一万个不想去,并且在给朋友王巩的信中诉苦:“使事始欲辞免,又苦无说,然衰病极畏此。”(《与王定国三十五首之三十一》)到辽国出差这事儿,我一开始就想辞掉,又苦于没有正当理由,然而我体衰多病,对这个差使极其畏惧。

苏东坡后来有没有去辽国?没有,他成功推辞掉了高太后的任命。苏辙有没有去辽国?去了,因为他没能推辞掉。就在苏辙动身之后不久,高太后又派范仲淹的儿子范纯礼做正旦使,去给辽国皇帝拜年,范纯礼拼命推辞,高太后只得改派另一个官员。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壁画:备茶图

风险

使臣前面走,棺材后面跟

所以问题来了,既然出使辽国有很多好处,苏辙、苏轼和范纯礼等人为什么不愿去呢?关键原因只有一条:路太难走。

宋朝官员出使辽国,总是从首都开封出发,经过相州(今河南安阳)、雄州(今河北保定),过了白沟驿(今河北保定高碑店白沟镇),就进入辽国境内,然后北上进入燕京(今北京),也就是辽国的“南京”。如果辽国皇帝恰好在燕京驻扎,那么宋朝使臣就可以觐见辽帝,结束行程。然而辽国皇帝往往会驻扎在“中京”或者“上京”,所以宋朝使臣还得继续北上,去中京(在今内蒙古新城县)或者更远的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觐见。有时候,辽国皇帝既不在燕京,也不在中京和上京,而是在木叶山行宫(在今内蒙古奈曼旗),宋朝使臣便得穿越草原和沙漠,前往木叶山觐见。

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从开封到燕京那段旅程是比较容易走的,从燕京去中京则不好走,去上京和木叶山更加艰难。艰难到什么地步呢?使团里可能会有人因为水土不服或过于寒冷而死在路上。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举过一个例子:“天圣中,侍御史知杂事章频使辽,死于虏中。虏中无棺榇,舆至范阳方就殓。”(《梦溪笔谈》卷25)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大臣章频出使辽国,死在辽国境内,辽国竟然没有棺材,人们把章频的尸体抬到河北范阳才得以入殓。然后沈括又说:“自后辽人常造数漆棺,以银饰之,每有使人入境,则载以随行,至今为例。”(同上)从此以后,辽国专门打造几口棺材,用白银装饰,每当大宋使臣入境,辽国官员便派人抬着棺材随行。咱们现代人不妨设身处地替那些大宋使臣想象一下,去辽国出个差,后面还得跟着棺材,这不仅是一道奇葩的风景,而且会造成心理阴影。所以,苏辙不愿去辽国是可以理解的。

如前所述,苏辙没能推辞掉任命,尽管不愿,还是得去。他出发之前,已经到任杭州的苏东坡写诗寄信,隔空送行:

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送子由使契丹》

不辞驿骑凌风雪,说明苏东坡知道这趟远路不好走。苏辙收到哥哥这首诗,也写诗抒怀:

兰生庭下香时起,玉在人前坐亦凉。

千里使胡需百日,暂将中子治书囊。

——《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兄,并示坐中》

按苏辙估算,去辽国得在路上花几个月时间,所以吩咐二儿子苏适帮忙收拾行李。苏辙在1089年农历八月接到任命,这年十月才正式动身,大约在年底抵达木叶山,见到辽道宗,次年正月返程,在二月回到京城开封。去时两个月左右,返程两个月左右,一来一回用了小半年。在这小半年里,他创作了一批关于见闻与心情的诗,结集为《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一首《病足》写道:

中途冰塞川,滉漾无津涯。

仆夫执辔前,我亦忘止之。

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

异域非所息,据鞍几不支。

根据题目和诗意,可以得知有段路程冰天雪地,马和马夫都不敢走,苏辙的脚又犯了病,也可能是受了伤。假如他重病不愈,或者滑下山崖,那么就得用上身后的棺材了。

苏辙在辽国行程示意图

欢乐

苏辙在北京被追星

好在使团里不止苏辙一个官员,还有别人陪着苏辙受罪。因为按照北宋惯例,每批使团里往往有两个正使、两个副使,再加几十个或上百个随从。根据品级高低,那些随从分别充当上节、中节、下节。苏辙也有诗云:“笑语相从正四人,不须嗟叹久离群。”(《古北口道中呈同事》)说明包括苏辙在内,这批使团里共有四个官员。

另外三个官员分别是谁呢?查《续资治通鉴长编》第四百三十一卷,1089年八月,高太后颁布旨意:“刑部侍郎赵君锡、翰林学士苏辙,为贺辽国生辰使;閤门通事舍人高遵固、朱伯材副之。”跟苏辙一块儿去辽国的那三个官员分别是赵君锡、高遵固、朱伯材,其中赵君锡和苏辙做正使,高遵固和朱伯材做副使。

今天看起来,赵君锡、高遵固、朱伯材都默默无闻,其实赵君锡做过御史中丞,地地道道的朝廷大员,而高遵固和朱伯材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高遵固是高太后的亲叔叔,朱伯材则是宋哲宗的亲舅舅。尤其是朱伯材,虽为武官,却有文才,这趟出使辽国,他也写诗纪念,否则今人很难知道苏辙曾经在北京过年。后文还会着重介绍朱伯材的诗,您先别急。

四个官员,一群随从,浩浩荡荡去辽国,虽然长路难走,但是并不寂寞。这帮人进入辽国,谁最受辽国官员欢迎呢?还得是苏辙,甚至还包括从来没去过辽国的苏东坡。

在苏辙文集《栾城集》第四十二卷,收录苏辙回奏给高太后和宋哲宗的一份报告:“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接引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辽国燕京即今日北京,副留守就是燕京的行政二把手,内翰是对翰林学士的尊称。原文大意说,苏辙等人第一次经过北京时,北京副留守邢希古负责迎接和欢送。邢希古派下属给苏辙递话:“您的哥哥苏东坡出了一部《眉山集》,在北京特畅销,您干吗不出一部集子,也流传到北京来呢?”

在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当中,有一首写给苏东坡的《神水馆寄子瞻兄》: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动江湖。

翻成大白话就是说,也不知道是哪个书商,把我哥的文集卖到了北京,如今辽国人对我哥很崇拜,向我询问我哥的消息。哥啊哥,您以后可要注意,千万别因为文章闹出乱子,再把乌台诗案搞到辽国这里来。

无论是苏辙写给朝廷的那份报告,还是他写给哥哥的这首诗,说的都是一件事:他们哥俩名气很大,连当时在辽国治下的北京都有他们的粉丝。

《神水馆寄子瞻兄》写于108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写这首诗时,苏辙已经离开北京,取道东北,往辽道宗的行宫木叶山进发,并且到了“神水馆”。神水馆在哪儿?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从北京到宁城有六七百里,苏辙等人平均每几十里就要在沿途驿馆休息一夜,至少得走十天左右。既然苏辙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抵达神水馆,所以他应该是十一月上旬离开的北京,所以他第一次经过北京的日期可能是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

返程

苏辙在北京过春节

1089年腊月,苏辙一行抵达终点木叶山,也就是今天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境内,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交汇处。当时辽道宗正在木叶山行宫,专门等着接待大宋使臣。

木叶山名叫山,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沙丘,没有城池,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更不必说,辽道宗为何选在这里接待使臣呢?有一个特别鸡贼的原因——故意让宋朝人跑更远的路来觐见,以此显示辽国疆域辽阔,让宋人对辽国的实力抱有敬畏之心。苏辙有一句诗也提到这一点:“礼成即日卷庐帐。”(《虏账》)等接待完苏辙这拨生辰使,以及苏辙之后的那拨正旦使,辽道宗会立刻率众离开。

觐见完辽道宗,苏辙等人返程南下,出内蒙古,入河北,再次经过北京。这回到北京的时间应该是1089年腊月底或1090年正月初,总之就在春节期间。为什么敢确定是在这个时间点?两个理由。第一,查考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提到的时间和地点,他1090年立春那天在北京给老婆史氏发了一封信,1090年正月初十以前已离开北京,骑马南归;第二,与苏辙同行的副使之一朱伯材有一首《北使道中逢岁旦》传世,诗中说“幽州城下历新节”,说明他们返程途中过了年(宋朝人将农历春节称为“岁旦”或“正旦”),而这个年是在幽州也就是北京(北宋人喜欢沿用五代十国旧称,称北京为幽州)过的。

朱伯材那首诗是这么写的:“奉使北游已三月,幽州城下历新节。契丹爆盐驱太岁,汉儿煎饼补天裂。”前两句很好懂,从1089年十月动身,到1090年春节,已经过完十月、十一月、腊月,所以“奉使北游已三月”;返程经过北京时恰逢新年,所以“幽州城下历新节”。后两句描写当时北京春节习俗,说契丹人通过爆盐来驱邪,汉人通过煎饼来补天。

为了准确理解朱伯材的诗,我们有必要翻开《辽史》第五十三卷,读一读辽国人怎么过年。该卷原文说:“正旦,……帐内爆盐炉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大年初一当天,在帐篷里生起炉子,把大盐粒子扔在炉火上,噼噼啪啪作响,再点燃一种名为“地拍鼠”的烟火,以此驱赶邪祟。原文还说:“俗煎饼于庭中,谓之熏天。”民间流行在院子里摊煎饼,据说是为了熏天。

《辽使》说煎饼用来熏天,朱伯材为何说煎饼用来补天呢?因为他在北宋生活,而北宋民俗认为正月二十是“天穿日”,天要裂了,必须摊一些煎饼,像女娲补天那样,补住天的裂痕。朱伯材见到辽国汉人在春节期间摊煎饼,于是联想到北宋民间在正月二十那天摊煎饼补天的习俗。

那些在北京居住的辽国汉人究竟是在熏天还是在补天呢?流传至今的辽国民俗文献非常稀缺,恐怕很难考证清楚。也许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将近千年以前辽国北京的年俗:契丹人会往火炉里撒盐,汉人会摊一些煎饼。而这些年俗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又能说明风俗像生物一样在不断演化,并且演化的速度很快。

苏辙本人倒没有描写辽国的年俗,只是在怀念北宋的年俗。他写给妻子的一首诗说:

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

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

——《春日寄内》

在这首诗里,“小幡”即幡胜,就是用彩纸、丝绸、铁丝或金银丝扎成的假花、假鸟、假蝴蝶。宋朝人过年,无论男女,都会把幡胜插到头上,走起路来花枝乱颤,展翅欲飞。“点盘生菜”即春盘,就是用生菜、香菜、萝卜丝、白菜丝、腊八蒜拌成一盘凉菜,堆成金字塔造型,中间再插一朵假花。宋朝过年,过立春,过元宵节,都会将这种春盘摆到一桌美食的中间,不为好吃,只为好看。

新春又到,苏辙想象着妻子已经在发髻旁边插上幡胜,在餐桌上摆出春盘,不禁对中原更加想念,于是交待妻子把院子里的雪扫干净,他要快马加鞭赶回去,在青梅完全绽放以前赶回去。

文并供图/李开周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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