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先生的《余时书话》梓印之际，如今早已改执教鞭的龚明德先生尚未离开四川文艺出版社，是这部中国当代书话善本的责任编辑。
《余时书话》，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
说起报送《余时书话》这一选题的考量，龚先生在为我提供的一份手写稿上是如此回顾的：“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离开‘人之患’而误入‘作嫁’行业的。起初三四年,不能说没编出令我满意的书,但更多的是迁就领导的意旨,并且有被不成熟作者团团包围的趋势。不几年,现实教训促使我逐渐醒悟,一个合格的编辑必须只认书稿,那种借口‘培养作者’‘扶持作者’的言论,其实大多是从私己利益出发照顾个人关系的。有功力的作者没有一个是靠别人‘培养’和‘扶持’出来的。”领悟到了，便全力落实到行动。随后几年间，龚先生每年必赴京沪组稿，寻找潜在的作者和书稿，《余时书话》是他1990年约到的一部难得佳构。
至于姜老的写作初衷，他本人在该书《小引》中曾娓娓道来：“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叶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华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
姜老向川文社承诺供稿的初始阶段，书稿尚未定名。龚先生知道，姜老爬格子都是花费工余时间，而且他使用过“余时”这一笔名，遂有意将该书命名为《余时书话》，并建议封面设计也最好能体现“余时”特色。1990年秋，龚先生向作者书面陈述了自己的构想。作为一名资深出版人，姜老的回复除去言及书名，还围绕装帧设计发表了精到见解。
明德同志：十一等信，今始收读，不知压在何处。
我同意书名用《余时书话》，我还可以在序言中稍作说明。开本即按三联版《晦庵书话》，封面请您找人设计，有的青年创新意识强，我完全尊重他们的考虑，当然不宜太花花绿绿的，不宜繁琐灰暗。内文设计亦仿唐弢，一题一画，放在题下、文前。书名四个字是否即用老宋体，设计时可放大一些。我比较喜欢书的封面字体大些，放在书架上醒目，给人以开朗的感觉。字体就按《寻找格林先生》(宋注：罗强烈著散文集，于1990年8月由川文社付梓，龚先生此前曾将该书寄赠姜老)一书去放大便好。此书的纸亦好。
现在出书困难，我当努力编好，争取十二月交稿，或者提前给你大部分先看起来。谢谢你的设计。匆致
敬礼！
德明十一、六、
除去姜老书简，龚先生不久前还向我展示了《余时书话》书稿原件。该书收有正文100篇，清一水的短文，长则两千余言，短则千字左右，大抵聚焦民国文坛，说书林掌故，探版本源流，叙淘书趣闻，不发蹈空之论，全无冬烘味。用龚先生的话来讲，姜老的上述文字，“用轻松、干净、美丽的笔调，宏阔地写出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生动的已不易发掘的史话”。这些书稿或为手稿，或为发表稿的剪报。如谈及周越然的《言言斋读书》一文，写在每页300字的《人民日报》专用稿纸上，其中第3页有14处勾勾抹抹。即便是业已公开发表过剪报，也往往被作者改得面目全非。如《谢兴尧》一文，剪贴在一张A4白纸上，不仅剪报本身满纸云烟，而且白纸上的空白处也被添加的几段文字填满。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全文不过1600字，大改有5处，小改不下20处。亲炙这摞沾渥姜老手泽的书稿，足以觑窥他对书籍出版的谨慎态度。
《余时书话》不属于热门图书，由此可以想见出版流程的曲折。好在1991年3月22日，出版社签发了发稿通知单。这份泛黄的纸品龚先生始终珍藏着，上面清晰地显示，该书计划印数为3000册，发行对象及范围为“港台及大陆文学界学术界”，并有他写下的一条备注：“此书请注意内文印装质量,插图均具史料价值,请告厂方注意图样清晰。内文设计时注意插图与内文的衔接。”之所以如此强调，是由于书中配发插图110幅，除《萧乾的〈篱下集〉》一文无插图外，其他各篇少则一幅，多则两幅。
尴尬的是，姜老当年尽管已有一定知名度，但对他的才华学问，真正的识者不多，《余时书话》的全国征订量居然只有五六百册,一度几乎沦为“烂尾楼”。
同样是《小引》中，这位善良的老人忧心忡忡地写道：
集近几年我所写的中国新文学书话，编成这本《余时书话》。……书名不新潮，没有探案，没有武打，也没有脂粉，估计不能叫座，真为难了好心的出版家。
……
现在,《余时书话》是编好了，“小引”亦可收笔矣,可是我又为此书的销路担心起来。在目前的条件下出书，不是存心坑人家出版社吗?
我怀着虔诚的心向正直的出版家们致意，你们印书已近于行善了。真难啊……
即便面对莫大的发行压力，龚先生依然深信《余时书话》是部传世之作，力挺出版。一位上司提醒他:“如果印,你龚明德就没有年度奖金了!”龚先生果决表态:“印此书!”姜老后来得知此事，心中戚戚然，也好生感动，来函云：“用你奖金来印《余时书话》，于心不忍，可随它去吧！……你当编辑，如此悲壮，实在令人钦佩！”短短几句话，居然使用了两个他的文章中甚少出现的感叹号。龚先生还曾向我披露，此书得以出版，自己不单单牺牲了年终奖，亦与他在《人民日报》连续刊发数文宣传四川文艺出版社新书不无关系。
好稿变成好书,编校是道关隘。作为责任编辑，龚先生不仅自己全力以赴投入《余时书话》编校，家人也在他鼓动下成为编外校对人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考据大家朱金顺细读罢全书后,只发现“三五个错别字”。以5个计,差错率仅五万分之一。
1992年9月，《余时书话》问世，此时距出版社签署发稿通知单已相去一岁有半。书为32开本，21.8万言，347页。除去正文，前有《小引》，后有作者的《〈闲话藏书〉（代跋）》。姜老此前就装帧设计发表的意见几乎全部被吸纳，封面设计更是充分彰显“余时”特色，描绘的是夜空中的一轮明月。
不过，初印本并未印3000册，仅1500册，其中包括100册毛边本。姜老是资深“毛边党”人，他或著或编的《书边草》《北京乎》便是中国当代毛边书的先驱。相对而言，龚先生与毛边书结缘要晚得多，而且他对毛边书的热情正源自姜老的言传身教。编辑《余时书话》的那几年，龚先生每次赴京必访书。有一回，姜老亲自带他逛隆福寺旧书店，指点他买了一部胡适的《国语文学史》毛边本,系1927年4月由北京文化学社发售的讲义本，书页天地宽广,让他首次头一回倾倒在毛边书的“石榴裙下”。受此熏陶，在《余时书话》付印前，他再三提醒出版科同事和印刷厂员工刀下留情。当他接过毛边本《余时书话》的一刹那,心中一阵狂喜。待晚间灯下裁切时,他才发现这种毛边本不对劲。首先是误切了翻口那条长边,只留地脚是毛的,导致书长且窄，不合比例；其次是装版失误，地脚该是整齐的,毛的一边应置于天头,便于插架,而现在恰好相反；再就是封面没有做到不压膜,且采用机械勒口而非手工折叠。也难怪，尽管印刷工人热情满满，但毕竟是平生头一遭干这种活。龚先生日前与我聊起此书时，仍不无遗憾：“毛边本《余时书话》并不符合毛边要求。”确实，地齐天毛翻口毛是毛边书的标准样式，但非主流的毛边书在坊间并非独此一家，如同样是地毛天齐翻口光的的毛边本，尚有陈学勇的《浅酌书海》、于志斌的《山海文心》、白化文的《承泽副墨》等，不仅如此，还有天齐地毛翻口毛、地齐天毛翻口光、地齐天光翻口毛、地齐天光翻口参差、地齐天毛翻口参差等诸多种毛边本存世，各呈异趣，各放异彩，因此似乎不宜将非主流毛边书定性为错版书。
“鲜花与掌声”接踵而至。1994年《光明日报》相继刊发学者费锡强、吴鸿分别撰写的《有书自远方来》《毛边书的尴尬》二文，隆重推介这部书话，上海《读者导报》亦有出版人黄成勇的相关文章见报，更让龚先生喜出望外的是，书评家徐雁将《余时书话》列入“中国书话珍藏本”，与唐弢、郑振铎、周作人等人的十部书话归为同一档雅品。龚先生本人亦不甘人后，在同一时段于《读书人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余时书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生动史话》《九十年代的毛边本〈余时书话〉》二文，为这部书话添加了两则免费广告。
《余时书话》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版本上，还在于本身的文学及史料价值不菲，是姜老修文半世披沙沥金、负暄读书、一意属稿结下的硕果。《余时书话》并非他的第一种书话集，之前便已有《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书味集》等集子梓印，但《余时书话》才是他的第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书话，大家气象毕现，随后30余载更是引来嘉赏不绝。诸多书爱家得到的第一部姜老作品，或者说首种被他们奉为圭臬的姜老著述，便是《余时书话》，像阿滢、冯传友、赵龙江都曾在文章里提及。姜老本人对《余时书话》亦自视甚高。2014年6月，北京报人萧跃华登门恳请姜老为该书作题跋，主人挥笔写下：“如果说本书是我的书话代表作，似乎尚不离题。可惜当时未能配以彩色插图。”
对于四川文艺出版社而言，初版初印本根本无利润可言。不曾想由于作品魅力四溢，加之宣扬得力，姜老及其《余时书话》声名鹊起，不少读者以拥有《余时书话》为大幸，各地新华书店纷纷补订，然而四川文艺出版社已无存货。姜老也于1996年2月10日致函龚先生，催促：“我差不多每月都收到来信或电话，托我买《余时书话》。如果年内还不再版，我是否可收回版权交其他出版社出版。反正原来也无合同，不能说违法。”龚先生将此手札呈送上司阅示，不久便争取来加印的洋洋五千册《余时书话》。这一回未做毛边本，姜老利用稿费，又购买了一批光边重印本。时值书价大涨期，重印本售价已由初印本的6.6元涨至20元，让出版机构不无小赚，一时间皆大欢喜。龚先生认为，二印本虽然纸张差一些,却订正了几处误植,更适宜存读。
对于龚先生来说，《余时书话》是他做毛边本的滥觞，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陆续推出《林徽因文存》《凌叔华文存》《文坛登龙术》等十余种毛边书，他因此被圈内人公推为“毛边党八大护法”之一，川文社也俨然成为盛产毛边书的摇篮。
2016年6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亦重版该作，并遵照姜老吩咐，将所有图片彩版印制，弥补了先前的缺憾。这时，龚先生离开印行《凌叔华文存》的川文社回归大学教岗，已有十个年头了……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