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秦川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学习。当时，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除了必修课和选修课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当时，季羡林曾旁听过冰心和陈寅恪的课，不过有趣的是，他在旁听这两位先生的课时，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

有一天，季羡林和一群同学去旁听冰心的课。当时冰心虽然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季羡林他们也是慕名前去。那天，冰心上课时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给人冷若冰霜的感觉。看到课堂上挤满了学生，冰心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课不许再来！”

本来高高兴兴前去听课，也算是给老师捧个场，没料到冰心先生却如此的“不解风情”，季羡林他们只能凄凄惨惨地回来，并且吓得他们几个“从此再也不敢走进冰心的课堂”。

有意思的是，四十多年后的一天，季羡林和冰心重逢，冰心已由“怒目金刚变成慈眉善目”。季羡林向冰心谈起当年“逐客”之事，冰心早已完全忘记，两人不禁相视而笑。当时，季羡林已成为冰心晚年相处友善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人生，谈过往，言语中充满了亲切与随和。

如果说季羡林在冰心的课堂上受到“冷落”，那么，他在陈寅恪的课堂上则受到了“优待”。那天，当季羡林和几位同学前去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时，本来一直担心会再次遭遇“逐客令”，不料，陈寅恪得知他们前来旁听后，“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坐在教室后面的板凳上”，让季羡林他们受宠若惊。

陈寅恪那天讲课用的参考书是《六祖坛经》，他讲课就如同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等。陈寅恪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用季羡林的话说就是“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先生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路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听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季羡林仅仅旁听了一次陈寅恪的课，“便被先生的才华所折服”，当即成为陈寅恪的忠实“粉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陈寅恪要求“凡上这门课者，先去买一本《六祖坛经》”。不过，季羡林跑了许多书店都没有买到此书。陈寅恪得知后，就将自己珍藏的一本送给了季羡林，这让季羡林非常感动。自此，他们师生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9年，陈寅恪因病去世后，季羡林非常悲痛，觉得没有好好回报先生的知遇之恩，愧对先生的用心栽培。后来，他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章中说：“我只有努力学习先生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才对得起先生的在天之灵……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漠，这个空漠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