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献给失智症母亲
收获 2023-12-30 20:00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一本病中探望日记,也是一本关于衰老、死亡和母女关系的沉思录。它记录了作家试图帮助母亲从阿尔兹海默症中康复,但最终徒劳无功,以及照护中她所感受到的内疚、恐惧与沮丧。

选读

我母亲出过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之后她完全康复了,但两年后她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和行为怪异的症状。在几个月时间里,她还能继续在诺曼底伊沃托的老年寓所里独立生活,她在那里有一个单室套。

1983年夏天,在暑热最难耐的日子里,她突感不适,住进了医院。人们发现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她的冰箱里只有一包方糖。从此以后,已经不能让她再一个人住了。

我决定接她来我家,在塞尔吉,坚信在这个她熟悉的环境里,有两个她帮我一起拉扯大的儿子——埃里克和大卫的陪伴,她的症状会很快消失,她可以变回那个活跃独立的女人,恢复她不久前健康的样子。

结果什么作用都没有。她的记忆力继续恶化,医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她不再认得地方和人,我的孩子,我的前夫,还有我。她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要么在屋里四处走动,要么在走廊的楼梯台阶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1984年2月,因为她身体过于虚弱又拒绝进食,医生把她送到蓬图瓦兹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接着在一家私人养老机构短暂过渡,随后再次住进蓬图瓦兹医院老年部,1986年4月她在那里死于栓塞,享年79岁。

当她还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纸片上记录母亲的言行举止,没有写日期,那时的她让我心里充满恐惧。我无法忍受这样的退化会发生在我母亲身上。一天,我做梦梦见自己生气地冲她嚷嚷:“别疯了!”从那以后,当我在蓬图瓦兹医院再次见到她时,我要竭尽全力去写她,她说过的话,她的身体,和我离得越来越近。我写得很快,感觉很强烈,不假思索也没有顺序。

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

1985年末,我心怀歉疚,开始写一个关于她一生的叙事作品。我感觉把自己放在她不复存在的时空里。我内心充满了撕裂感,一边是在文字中想象她年轻时迈向人生的样子,另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次探望,把我带到她无法避免的日益衰退的现状。

母亲死后我把这个开了头的作品撕了,重新开始写另一个叙事作品,1988年出版,《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我写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都没有重读在母亲生病时我写的那些纸片。它们对我而言仿佛是不能触碰的:我记下了她生命最后的岁月,最后几天,甚至是去世的前一天,只是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她最后的时日。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状态——或许是这一时期我写作的特点——从某个方面来看是很可怕的。这本探望日记以某种方式把我引向我母亲的死亡。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出版它。也许我想留下母亲的一个形象,我们母女关系的一个真相,那是我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试图触及的主题。现在我认为,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和一致性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挑战,不管你是否情愿使用那些最自相矛盾的素材。把这些纸片公布于众,我认为时机已到。

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公开,带着我写作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和不安。把那些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刻记录下来时我不想做任何修改,仿佛没有了时间概念——或许只有重现的孩提时光——,也没有任何想法,除了一个:“这是我母亲”。她不再是我这辈子认识的那个女人,但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容下,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手势,她的笑声,她是我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些文字解读成是对在养老院“长期居住”的客观见证,更不能把它当成是揭露(大多数护工都是细心且敬业的),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痛苦的残留。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经常梦见她,就像在她生病前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死了。当我一觉醒来,有那么一分钟,我确信她真的以这种双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

1996年3月

“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二辑)”近日推出

1983年

12月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起居室。耷拉着脑袋,脸一动不动,松弛。没有张开嘴,但从远处看,就像嘴张着一样。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她说(她的洗漱包,她的开衫,一切)。所有东西她都抓不住了。

她想马上看电视。她等不及我先把餐桌收拾干净。现在她什么事都不理解,除了她自己想要做的。

每天晚上,我们上楼扶她上床睡觉,大卫和我。在镶木地板铺上地毯的地方,她把腿抬得高高的,好像她要下水了。我们笑,她也笑。刚才,当她刚高高兴兴躺到床上,想给自己涂点面霜时,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所有东西,她对我说:“我要睡觉了,谢谢你,女士。”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她说。她把两个胸罩一个穿在另一个上面。我记得那一天,她发现我穿了一件胸罩却没有告诉她。她大喊大叫。我十四岁,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我穿着连衣裤,正在洗脸。

我又开始胃痛了。我对她,对她的失忆,已经不再生气了。毫不在乎。

我们去商业中心。她想买菈·芭哲瑞最贵的一款包,一个黑色皮包。她反复说:“我想要最好看的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之后我带她去莎玛丽丹百货公司。这次是一条裙子和一件长袖羊毛开衫。她走得很慢,我要搀着她。她无端地笑了。女店员们奇怪地看着我们,露出尴尬的神情。我并不尴尬,我傲然睨视她们。

她问菲利普,很焦急:“你是我女儿的什么人?”他哈哈大笑:“她丈夫!”她笑了。

1984年

1月

她总是把她的卧室和我的书房搞混。她打开书房的门,发现弄错了,轻轻地关上,我看到门把手抬起来,就像门后没有人一样。某种不安。一小时后,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她再也弄不清楚自己在哪儿。

今晚,我在改作业。她的声音从隔壁的起居室响起,很平静,就像在剧场演戏一样。她对一个看不见的小女孩说:“很晚了,我的小姑娘,你应该回家了。”她笑了,很开心。我用手捂住耳朵,我感觉自己坠入某种残酷的深渊。我并不在剧场,是我母亲在自言自语。

我找到一封她写了开头的信:“亲爱的保莱特,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现在,她写不了字了。这些字仿佛是另一个女人写的。而这只是一个月前。

2月

在餐桌上,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是一个农场女工,我儿子是伙计,我是老板娘。除了小瑞士奶酪和甜食,她什么都不想要。

伊莎贝尔(我侄女)周日在我们家吃午饭,母亲的疯言疯语让她笑得前仰后合。只有我们,她的孩子,我,才可以嘲笑我母亲的疯狂,她不可以。外人不可以。埃里克和大卫说:“她太好笑了,外婆!”仿佛,老年痴呆的她,依旧那么与众不同。

今天早上她起床,小声说:“我尿床了,我没忍住。”这是我小时候发生这种事时说的话。

星期六,她喝咖啡吐了。她躺着,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变小了,眼眶红红的。我给她换衣服。她的身体又白又软。之后,我哭了。那是因为时间,因为从前。我仿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我害怕她死去。我宁可她疯疯癫癫地活着。

3月

15日,星期四

在医院,不,确切地说是在医院养老院的走廊上,二楼,我听见:“安妮!”是她在喊我,人们给她换了房间。她是怎么认出我的身影的,她已经看不见了,或者说完全看不清(她有白内障)。当我走进房间,她说“我得救了”。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在这里”。她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确切的细节:人们强迫她干活,不付她工资,不给她喝水。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她现在一直都能认得我,不像她在我家的那段时间。

17日,星期六

非常不欢迎我。抱怨说:“你来看我并不让我感到高兴!瞧你这副德行,你不感到羞愧吗?”我惊呆了,我刚和A.一夜风流。她怎么知道的?童年时代对母亲的敬畏淹没了我,她的眼睛能看到一切,就像上帝,看到该隐把亚伯埋了。她又说:“这不可能,他们给了你毒品!”之后:“我想这世界疯了!”我笑了,稍稍松了口气。没有任何女人会比她和我更亲近,亲近到好像她就在我身上一样。

18日,星期天

晚上七点,她已经睡了。我叫醒她。她以为她隔壁床住的是一个小男孩,刚在一个水池里溺水了:“警察就坐在前面的一张长椅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没去救他。”突然,她对我说:“那婚礼是在两周后?”(而明天,我要去见律师谈离婚的事。)

28日,星期二

她的手变形了。食指从关节处突出,就像鸟爪。她交叉手指,揉搓它们。我不能把眼睛从她的手上挪开。一言不发,她离开我去吃晚饭。当她走进餐厅时,我就是“她”。看到她的生命以这种方式终结,令我无比痛苦。

4月

4日,星期三

我坐在她的扶手椅上,而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一种可怕的分身的感觉,我是我也是她。她把面包放进口袋,那是一种往日的担心,担心匮乏,担心挨饿(以前总在口袋里、包里放几块糖)。她抱怨不能和任何人交流,男人们只想着对女人献殷勤。这是她一辈子的心结。

14日,星期六

她吃我带给她的草莓挞,挑奶油中间的水果。“在这里,我不受重视,他们让我像黑人女奴一样干活,还不让我吃饱。”萦绕在她心头的忧虑,是我已经忘记的穷苦人家的担心。

在我们面前,一个瘦弱的女人,布痕瓦尔德的幽灵,坐着,笔直,眼睛很可怕。她掀起睡裙,我们看到私处贴了纸尿布。在电视上看到同样的场景会让人惊恐。在这里不会。不会感到可怕。她们都是女人。

26日,星期四

可怕的一幕。她以为我来接她,她要离开这里了。她极度失望,什么也吃不下。可怕的自责。不过,有时候,也会心安理得:她是我母亲,但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了。

听祖克说过:“人必须死了,才能确保不用再依赖任何人。”

29日,星期天

我给她刮毛给她剪手指甲。她的手指甲很脏。她很清醒:“我会在这里一直待到死。”又说:“我尽我所能让你幸福,而你并没有如我所愿。”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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