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小朋友，很少能碰电视。半夜刷短视频，看到这么一个情节，说是有一个20 多岁的年轻日本女性，很想吃妈妈做的炖肉。不过她的母亲已经过世五年，她把妈妈最后做的炖肉一直保存在冰箱冷冻室中，没舍得扔。后来，在技术专家和厨师的帮助下，又把这道菜重新做了出来。女士夹肉进嘴，熟悉的味道让她痛哭流涕。这件事儿让我心头一紧。作为一个骄傲的人，这种心头一紧的感觉让我很警惕。首先，我母亲身体不错，我们俩关系也较平淡，关键是她不擅长炖肉，主要特长是烹饪面食。后来我认真梳理了一下这种感动，认为我之所以看到这个节目会心头一紧，不大可能是因为对母亲的眷恋，而是我已经到了四处感动的年纪。
一个男人心肠变软，常常要眼含热泪的年纪大概要从三十五岁开始，单身人士要往后顺延五年，此时他可能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处于心理脱壳期，特别脆弱，逢年过节发微信，还容易吟诗作赋。我从二十多岁起就一直在准备应对中年危机，生怕没准备好。抱着这种早鸟心态，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在身体上都为克服危机付出了不少努力。但这样是不明智的，因为为了克服危机，我过早地考虑了中年以及老年的问题，使得心蒙上暮气，反倒更早进入了危机阶段。不过好在现在从事哲学研究工作，这种早衰尚可以伪装成深沉。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在疫情期间半夜容易醒来，逐渐开始刷怀旧短视频，对八九十年代的老物件表现出深沉的感念。
这种敏感的心灵显著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往年回老家，吃完就走，很少回头。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临走我居然拿着手机在房间里到处拍照，希望能够把房里每件物品都录下来，留在夜里偷偷看。在有点凌乱的房间里，我注意到几个物件。一个是我在高中念书的时候，在地摊上捡的一对儿石膏狮子。石膏这种东西惰性非常强，既不发霉也不腐烂，但是岁月从它身上经过，还是有所腐蚀。石膏已经变得非常蓬松，整个表面布满了细小的孔洞，轻轻一吹，狮子的眉眼就全部消失了，吓了我一跳，才知道时间其实还是蛮锋利的。
还有几处门上挂的手提袋，看着挺好，一摸全碎了，变成了粉末。这才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袋子都很难降解。那时候，我恨不得它是一个不太环保的袋子，能坚挺一些。在屋里到处乱走、四处翻腾的时候，我在堆放的家具中又发现了一个洗脸架。洗脸架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非常流行。它是一个木头的架子，四个腿，下面可以放个脸盆，中间有个盒子放肥皂，上面有地方挂毛巾，漂亮点儿的上面还能镶面镜子。洗脸架和一般的家具不太一样，它一般都是实木做的，不是三合板，并且装饰性比较强。当时在中国很多家庭里，早晚的洗漱都是在洗脸架上完成的。
这个洗脸架瘸了腿，有一条腿腐蚀严重，颜色也变得非常暗淡，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了棕褐色，躺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经打探得知，洗脸架是父母结婚时，娘家给出来的陪嫁。过去陪嫁的柜子早已不大能用了，搬了几次家，丢掉的可能性大。但是这个洗脸架装饰性很强，居然还留下来了。我当即想把它解救出来，给它装上新腿，翻新一下，让父母回忆其甜蜜岁月。我站在原地琢磨，这个洗脸架可能就像日本母亲留下来的炖肉一样，是一个通向旧时光的门厅。但修旧如新的主意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我妈对我爸向来不满意，她担心每次看到架子都后悔嫁错人，我爸觉得把这么一个旧物件放在家里，完全不能表明我们走入了现代生活。
在和父母有限的交流当中，我大概理解所谓“现代生活”应该就约等于“美好生活”。“60 后”小时候物质并不是特别充裕，他们所理解的现代生活曾经仅限于“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现在这些东西早已实现，但我观察到他们并没有觉得生活特别美满。现代生活的便利性所产生的幸福感，常常要通过忆苦思甜来实现。我发现有个办法对付老人特别管用。每次出现不管原因为何的争吵，只要稍微引导他们谈论自己的童年，在一通回忆之后，他们就会坐在空调房里抚摸沙发扶手，表情就会逐渐舒展开来。不过这种办法也不总有效，美好生活的定义还在流变，近来大概指观景大平层、满屋的红木家具以及常备同仁堂安宫牛黄丸。如果还要再丰富一点，可能要添上一个超白鱼缸，养十几条兰寿。
但我从小就没有对这种“现代生活”有特别的渴望。“80 后”在小的时候，不少人家里边已经有电视、冰箱、洗衣机，家用电器已经比较常见。坦率地说，我并没有觉得当下的生活和小时候的生活在便捷性上差距有多大。小时候“没的吃”这种叙事，在我们这代人身上不太讲得通。现在有了自己的孩子，老人还要重复“没的吃”的叙事，跟小朋友说现在生活好，他们小的时候没上过幼儿园，家里没有电视，还经常吃不饱，一度导致小朋友追着我问，爸爸小时候有没有鸡腿，有没有沙发，有没有冰箱。我怀疑他幼小的心灵并不关心我小时候的处境，而是为了显示他小时候的优越。每次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小时候也上过幼儿园，也和他一样看《葫芦娃》的时候，都会陷入明显的失落。
抬头看老人，低头看孩子，这让一个中年男人的视野伸得极长，触及新生与死亡，因此心理逐渐脆弱，并容易热泪盈眶。前次回家，看到家族里的老人渐渐离开，祖宅也在风雨中倒塌。在我最模糊的记忆中，老房子都是凿泥做砖，茅草覆顶，最终隐入烟尘，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感到这个世界不怀好意。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感到世界属于自己，并经常充满善意。大人一见你就笑，一到过年就发糖，所有人都奉承你，夸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现在就不同了，我整天奉承自己的孩子，并看着一些人陡然变老，看着很多事物凋零。
不过，我并不想追问人生的意义，虽然这像是中年人的必答题。每次在机场都能看到以“通往幸福之路”“大宝法王讲人生”为卖点的书，就连人民大学图书馆借阅榜第一名居然也是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看来追问人生意义是个时髦的活动。人生有什么意义以及什么是幸福的人生，或许压根就是一个错误的问法，就像问男生孕期有什么感受一样。
人生不必有什么意义。不能因为我们想问什么，人生就必须有什么。追问人生意义通常是一件非常自大的事，无非是要证明自己是配享生活的。据我观察，如果一个人告诉你人生的意义就是搞钱，他/ 她通常就正在搞或搞了不少；如果一个人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且他/ 她不是你的老板，多半是自己没少受委屈，亟须得到自我确证，讲这话带娃的老人较多。
如果你不是特别自恋，就会承认人生不需要意义，人生可能需要刻画。每一个中年人的任务，如果他/ 她足够严肃的话，都是去刻画人生。不要强迫性地给人生追加意义，再试图去总结它，还要从中悟出什么道理来，这些努力的东西可能是虚荣的，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其实挺多不爱故作深沉的人都正在尝试刻画人生，而非总结人生，这充分体现在怀旧的影像中。在短视频平台常常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怀旧段子，小红书上充满了各种怀旧帖子。一把旧椅子，一条小黄狗，外面雨打芭蕉，老人在家里做针线活。舒缓的小提琴响起，下面跟帖无数，纷纷倾诉。
这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在物质生活高度繁荣的今天，人们更愿意回到曾经相对贫乏的过去。当然，我清醒地知道他们不是真要回到过去，只说明他们真的“想”回到过去。这种对过去生活的罗曼蒂克的想法特别值得玩味。想回到过去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很矫情的，是想要变得年轻，而不必承担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各种成本。除了这个较为偷懒的想法之外，对过去的追忆也有体面的部分。
这个体面的部分就在于今天的人总感觉到被外物所累，为获得吃穿住用行诸多物品感到疲惫，他们想要重回人与物的和谐关系。东西越多越累是一件很反常的事。八九十年代的人同样需要这些东西，基本的电器品类在当时也逐渐流行开来，但并没有让人那么烦闷。每添加一样东西，常常令人精神百倍。以前一台电视百家看，越看越热闹。现在每个人守着大屏幕，常常感到孤独。这种孤独的成分非常复杂，需要细致的精神化学分析才能刻画清楚。
我一直在琢磨一种恰当的、刻画生活的手段，去帮助自己梳理内心。为什么会如此怀念过去的物件？为什么自行车比汽车似乎更能承载？为什么柴火灶比煤气灶烧菜更香？为什么炉子比暖气更暖人心？刻画生活的现有手段有两个。一种是写回忆录。这种方法的门槛比较高，回忆录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通常要等到一定级别，退休之后自己口述，交给秘书来写。我不够老也不够成功，也没能配上秘书，使得这种写作方式不可企及。另外一种思路是把它写成学院风，从一个旁观、第三人称的视角去刻画物语、人生。
在大学教科技哲学，我有机会接触有洞见的思想，在自己的阅读范围里，从物品角度来刻画生活的尝试并不算少。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写过锤子，伯格曼（Albert Borgmann）描写过壁炉，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谈论过收音机，鲍曼（Zygmunt Bauman）讨论过快餐，阿伦特（Hannah Arendt）谈论过洗衣机，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琢磨过汽车，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讨论过自行车，斯特拉瑟（Susan Strasser）讨论过冰箱，伊德（Don Ihde）讨论过电视……这些人都试图从一个新颖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的历史，他们的核心洞见在于指出人的主体性是在与物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
但我不打算写本哲学专著，我尊重表达壁垒，学术和散文各有各的腔调。不过可以吸收一些哲学视角，将之熔为一炉，用以观察陪伴我们的各色物品。法国哲学家拉图尔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这本书给我不少启发。该书指出，描述一个行为的发生，不应该仅仅把人当作主体，把物忽视了，而是应该把人和物放在一个对称的地位上去观察行为是怎么通过人和物等一系列参与者的互动形成的。
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本通俗的著作去把物当成主角，从物切入去刻画我们共同走过的一段集体历史。仅把人当成主角的写法略显自恋，且有点活力歧视。人最有活力，所以要当主角。动物的活力稍微差点，可以演寓言。物品没活力，不值一提。这是不大公平的，物品似乎从来没能在一出戏、一个故事里成为一个核心。它总是隐没在背景里，被使用，被摆弄，我打算写一本以物品为主角的小书，以此来刻画一段人生。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