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请客，点菜一般是双数，至少两个菜，多则四个菜、六个菜、八个菜、十个菜、十二个菜……很少有人点三个菜、五个菜或者七个菜。即使在家吃饭，一些“讲究人”也必须按双数上菜，如果只炒了三个菜，那也必须分到四个盘子里，或者用一碟咸菜凑数。
有人说，中国人讲究“好事成双”，所以点菜必须按双数，只有给死者摆供品时才按单数，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这个说法真的符合历史吗？古代中国真的有按双数点菜的传统吗？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洛阳耆英会图》，描绘了司马光在洛阳宴客的场面
司马光点菜，果盘三个，菜碟五个
来，我们看看宋朝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怎样点菜。
按宋人笔记《避暑录话》上卷记载，司马光在洛阳撰写《资治通鉴》时，经常跟几位老友聚餐，他们点几个菜呢？“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果盘不能超过三个，菜碟不能超过五个，酒不限制，想喝多少就整多少。请注意，“不能超过”就是小于等于。果盘不能超过三个，意思是最多点三个；菜碟不能超过五个，意思是最多点五个。这说明什么？说明司马光点菜最多的时候，果盘一定是单数（三个），菜碟也一定是单数（五个）。
您可能会说，果盘按单数，菜碟也按单数，单数加单数不就是双数吗？对不起，这样算不合规矩。果盘就是果盘，菜碟就是菜碟，不能凑一堆算，不然您请客时只点五个菜，再要一个主食，完了跟客人说，五个菜加一个主食就等于六个菜，那客人要是特别迷信双数，恐怕会跟您急。
司马光本人写过一篇《训俭示康》，教育他的养子司马康要节俭，他举了个例子：“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过七行。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说是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年-1032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群牧司（购买、饲养、管理全国战马的机构，王安石变法以前隶属于枢密院）当判官，请客时一般会上酒，但敬酒数量有限制，一顿饭吃下来，少则敬酒三杯，多则敬酒五杯、七杯，最多不超过七杯。果盘和菜肴都是叫外卖，其中果盘只用梨子、栗子、大枣、柿子等普通水果，菜肴只用肉干、酱菜、菜汤等便宜菜肴，餐具只用瓷器和漆器，不用奢华的金银器。当时士大夫请客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人说司马池寒酸。
根据司马光的描述，他父亲司马池以及与司马池同时代的其他士大夫在请客吃饭时，敬酒数量是按单数。其实不仅仅是敬酒按单数，上菜同样是按单数，因为司马光原话中的“或三行，或五行，多不过七行”，暗含着宋朝宴席上的另一种传统：以菜行酒。拙著《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曾反复考证宋朝正规宴席的行酒仪式，行酒就是敬酒，主人向客人敬酒，敬一次叫“一行”，敬三次叫“三行”，敬五次是“五行”……当时敬酒的节奏极慢，而且是每敬一杯酒都至少要换一道菜，这道菜吃完，再敬下一杯酒，同时换下一道菜。“或三行，或五行，多不过七行。”对这句话的完整理解应该是：或敬三杯酒，换三道菜；或敬五杯酒，换五道菜；最多敬七杯酒，最多上七道菜。换句话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请客，同样是按单数上菜。
以菜行酒，敬酒数量是单数，菜肴果盘也是单数
王安石变法时期，有个小官反对变法，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皇帝，表明王安石祸国殃民。这个小官的名字在历史教科书上有记载，名叫郑侠。教科书上没有记载郑侠的私生活，此人晚年定居福建，爱交朋友，无论任何人去拜访，他都上酒上菜，但为了节俭和养生，敬酒数量和菜肴数量均有限制。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四有记载：“客至，（郑侠）必与饮，多不过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敬酒最多五杯，而下酒菜则是蔬菜、水果和一盘肉。
郑侠生活在北宋，陆游生活在南宋，不是一代人。不过，郑侠有个孙子叫郑嘉，跟陆游是好朋友，给陆游讲过祖父的晚年生活，所以陆游有所了解。
陆游《渭南文集》还写过南宋大臣谢昌国的生活习惯：“晨兴，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则缕切投其中。客至，亦不问何人，辄共食。”早上起来，炖一锅豆腐汤，如果有肉，就切成细丝下锅里，与豆腐同煮。客人到访时，谢昌国也不加菜，就用这锅豆腐肉丝汤待客。自己吃饭是一个菜，客人来了还是一个菜，说明谢昌国绝对没有按双数上菜的破讲究。
陆游壮年时在杭州做官，当过一段“膳部郎中”，隶属于礼部，平常负责监督御厨房的膳食，当外国使臣到访时，又要负责国宾宴席的饮食安全。有一年，金国使臣抵达杭州，南宋朝廷在集英殿设宴，陆游将那场宴席的菜单和敬酒次序记录下来，写进《老学庵笔记》一书。南宋朝廷总共敬金国使臣多少杯酒呢？九杯。按照以菜行酒，每敬一杯酒都要换新菜的规矩，总共上了多少道菜呢？我把菜单抄录如下，您可以数一数：
肉咸豉、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油饼、骨头、白肉、胡饼、群仙炙、太平饆饠、假圆鱼、奈花索粉、假沙鱼、水饭、咸旋鲊、瓜姜。
总共十五道菜，仍然是单数。
严格讲，上述菜单里不全是菜，也有主食，例如“双下角子”类似于菜盒，“胡饼”即烧饼，“奈花索粉”即米线，“水饭”即蒸熟过水再发酵的酸甜米饭。但宋朝一直有用主食下酒的传统，凡是喝酒时上的餐食，无论烧饼油条，还是馒头包子，统统归入“按酒”行列。什么是按酒？就是用来下酒的菜肴、羹汤和主食。把酒喝完以后，还会再上几道主食，那才是真正的主食，不再用于下酒，专门用来填饱肚子。
陆游年轻时，宋高宗曾经去大将张俊府邸做客，张俊设下宴席，全部菜单在宋朝饮食文献《玉食批》和南宋风俗宝典《武林旧事》中均有记载，这里不再抄录，只说原文中最关键的五个字：“下酒十五盏。”这五个字意思是说，张俊前前后后向宋高宗敬了十五杯酒，同时换了十五回下酒菜。当然，这些下酒菜里也包括主食和羹汤。另外《玉食批》还说张俊在宴席之后给宋高宗随行官员上的果盘数量：“每份时果五盘。”为每人上了五个果盘，仍旧是单数。
现在可以小结一下：在宋朝，从大将招待皇帝的宴席，到朝廷招待外宾的宴席，再到士大夫待客的宴席，敬酒数量通常是单数，菜肴和果盘也通常是单数。
当时的风俗，“男忌双，女忌只”
为什么按单数呢？宋朝皇族子弟赵与时的著作《宾退录》也许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赵与时说：“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冠笄皆然。”宋朝男孩上学，大多是五岁入学，或者七岁入学，很少有人在六岁、八岁入学，当时世俗认为“男忌双，女忌只”——双数对男人不吉利，单数对女人不吉利。因为这个缘故，《周礼》中男生二十岁成人礼、女生十五岁成人礼的规定在宋朝也失效了。宋朝男生宁可在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时举行成人礼，为的是避开“二十”这个双数；女生宁可在十四岁或者十六岁时举行成人礼，为的是避开“十五”这个单数。
那么宋朝世俗为何会有“男忌双，女忌只”的观念呢？赵与时没有深究，我们只能推测这与“双数为阴，单数为阳”的阴阳五行传统有关。男人是阳性，所以只能配单数；女人是阴性，所以只能配双数。
不过赵与时注意到，男忌双数的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存在，他还举了《北齐书》里的一个例证：北齐大臣李浑的弟弟李绘自幼聪明好学，六岁时就吵着要上学，家长坚决反对，认为六岁是双数，不该是男生的上学年龄，李绘便偷着学，很快就把汉朝人编写的儿童识字启蒙手册《急就篇》学完了。我查《北齐书·李浑传》，果然有这个记载。
再看五代十国时期，文官牛希济著有《贡士论》，论述晚唐及五代的科举风气：“名第之中，以只数为上，贱其双数。”科举放榜，被取中的考生在一块儿讨论名次，认为排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等单数名次比较吉利，而排在第二、第四、第六等双数名次比较倒霉。
单数吉利，双数不吉利，这种观念至少在南北朝时已经诞生，至少在五代时期已经盛行。到了南宋时期，连一些医药学家都追求单数。南宋医生闻人规《痘疮论》是这么写的：“疔疮、恶肿，普济方，用荔枝三个或五个，不用双数。”治疗肿疮可用荔枝，但只能用三颗或者五颗，不能用四颗或者六颗。
宋代夫妇家宴图（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壁画）
从五代十国到宋朝，都以单数为吉利
从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到宋朝，都以单数为吉利，那么宋朝以后呢？我在明朝崇祯年间编订的《长沙府志》读到一句记载：“童子入塾，多用七岁、五岁，俗云忌双。”明朝长沙的小朋友通常在七岁或者五岁入学，因为当地忌讳双数。
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年，有两本教朝鲜人学汉语的教材，一本叫《老乞大》，一本叫《朴通事》。其中《朴通事》上卷有一段请客吃饭的对话：“第一道爊羊蒸卷，第二道金银豆腐汤，第三道鲜笋灯笼汤，第四道三鲜汤，第五道五软三下锅，第六道鸡脆芙蓉汤，都着些细料物，第七道粉汤馒头，官人们待散也。”一桌饭上了七道羹汤和点心，是单数。《老乞大》下卷也有请客吃饭的对话：“咱们做汉儿茶饭着，头一道团撺汤，第二道鲜鱼汤，第三道鸡汤，第四道五软三下锅，第五道干安酒，第六道灌肺、蒸饼、脱脱麻食，第七道粉汤馒头打散。”这桌宴席有炒菜（“干按酒”即炒菜）有羹汤有主食，具体数量不详，但上菜次数依旧是单数。
18世纪的朝鲜有一位儒生黄德吉，汉学功底深厚，精通儒家礼仪，当时朝鲜人已经流行按双数敬酒、按双数上菜，他表示反对：“侑食必以三饭，奉酒必以三献。三，阳数也。而更有添盏之节，其义何据？”佐餐一定要用三道菜，敬酒必须要用三杯酒，因为三是阳数，现在非要添成双数，理论根据在哪里呢？
我觉得，黄德吉过于较真了，传统是被人发明的，习俗是不断演化的，既没必要固守传统，也没必要跟习俗过不去。习俗认为双数吉利，当然没有理论根据，可是宋朝前后的古人认为单数吉利，在逻辑上也未必颠扑不破。更科学的选择或许应该是“从众而不盲从”——以后不管谁请咱吃饭，如果坚持按双数点菜，咱千万不要反对；而如果主人点成了单数，您也可以由衷地说，按单数点菜曾经是古代中国延续很久的传统。
文并供图/李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