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时刻：爱上某人被嫌弃穷、亲人患病没钱治、渴望海岛没工夫去。这些太寻常不过的得不到，在某一时刻将你我带向不可见的“远方”——好心的学者称之为他者、乌托邦。而如何关心这些微妙又重要的“不可见的远方”，就是理解艺术家葛宇路艺术实践的题眼。

2017年，葛宇路创作了他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作品《葛宇路》：在百子湾一条无名路（现百子湾南一路）边挂了一块写着“葛宇路”的路牌，并被高德地图等软件收录。如此，葛宇路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而现实中的葛宇路领了处分毕了业，成了独立艺术家。在2016年的作品《对视》中，他和某交通摄像头彼此看见、彼此监视。同样，葛宇路和舆论也彼此看见、彼此监视。作为艺术家和作为超符号的葛宇路共事共生，他就像面玻璃，隔开一个空间，使部分更可见，更可观赏。

《葛宇路》

葛宇路的艺术实践，在学术界被归类为公共艺术或者社会介入式艺术、社会实践艺术。为了方便，人们也会沿用行为艺术的说法，在中央美术学院它又被概括为实验艺术。它与社会病症同在，并尽其所能地使其透明。葛宇路说，他做艺术是为了让人成为人。

教育与自我教育

北青艺评：你很少谈论艺术，很多谈论社会。

葛宇路：艺术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就像公共生活这个概念一样，谈论它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我们所学的艺术都是过去时代的鲜活事物，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事物已经凝固了，并形成了确定的概念。如果要创造新的东西，就必须超越过去的概念范围，寻找其他可能性。我知道这么说有些冒犯，但确实如此。

按我的理解，艺术实际上就是一个能将我一些奇特怪异的东西纳入其中的概念。现实中别人会说你神经，但你说这是艺术，他可能就认为你有自己的理由。虽然艺术是确定的概念，我对此却不太感兴趣。但是通过其延展出的这种艺术的合法性，使得我今天的实践拥有了一些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好像在做所谓的艺术，但是我又不谈论艺术。

《对视》

北青艺评：你的表达欲什么时候开始变强的？

葛宇路：以前别人评价我内向，不太说话，整天宅在家里打游戏。现在“戴着滤镜”去理解的话，可能学校管得特严，作业很无趣，有一部分的我被压抑住了。需求都是其他人提出的，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开始画画后，我才逐渐找到了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在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读的高中，有幸遇到了很优秀的美术老师。老师除了教我们画画之外，还言传身教，引导我们关心生活、反思观念，有些内容直到现在还挺受用。他说得很朴素：你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小孩都有各自来二职的理由，反正已经来了，没得选，这三年你们哪里也去不了，你唯一能决定的是这三年内是“坐牢”虚度，还是把眼前的事情弄好。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要做一些选择。

自己觉醒后，就开始替自己做主。读书就不再是为了应付爹妈了，考大学就变成了我自己如何安排人生的问题。美术类门槛也确实没有那么高，又处在扩招的大环境下，态度稍微转变，分数马上就上来了。而且，我画画谈不上顶尖，但一直不算太差。上了美院，我延续着之前被老师点燃的火苗，给自己找存在的理由。每件事情都试一试，最后选了现在做的事情，也不好说选了一个叫艺术的事情。

北青艺评：你的作品/项目都未涉及家庭，哪怕《吹往北京的风》之类涉及关系的都让渡给情感、家庭的第一主角。这是你对家庭的特意回避吗？

葛宇路：只能追溯到家庭心理模式。我从小一个人长大，我妈在加油站收钱算账，我爸经常在单位。寒暑假，还有日常放学后，他们还没下班，我回家只有我一个人。小学经常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一个人在，看空荡荡的屋子，没有人讲话。电视也很贫瘠，下午打开换十几个台都是雪花。日复一日，只好把想象力投射出去。我习惯一个人，觉得一个人最舒服。

《吹往北京的风》

北青艺评：大约五十年时间里，师生关系，应该是中国艺术家个体（包括家庭）之外决定艺术家成长的最重要因素。从老师的角度说，老师可以是体制外的流放者，学生的合作者，体系的中流砥柱，域外的化身，等等。老师对你艺术实践的影响是什么，比如宋冬？

葛宇路：老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老师的作用往大了说是教育，往小了说是摆脱原生家庭的路径。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先摆脱原生家庭的情感模式或认知框架，他才能在新的模式或框架里做新的实践，才可能有转机。这个过程并不像大家说的读大学、获文凭、实现阶层跃升。我很庆幸来了北京，当然起点是在武汉接触的老师们。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我可能一直延续原来的模式，一直自闭下去。

研究生阶段，宋冬、吕胜中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相处，讨论新的问题，做实践，这个过程中，我通过他们的反应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之前做先锋艺术家马修·巴尼的电影放映，有人来问谁批准放映的？电影公映了吗？吕胜中老师直接把人推开，说：“我和苏新平弄的，和其他人没关系。”这个故事中的态度胜过一切。当领导质问，所有人不敢说话的时候，有人站了出来。这太牛了！你知道这个人有担当，佩服他——他的光芒非常耀眼，你也想做这样的人。

《查账》

北青艺评：你特别善于自我教育。

葛宇路：自我教育也得有人启发，先得有人将你带进自我教育的情境。在二职接触那些老师之前，我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一直在逃避。老师们教我正视自己，我才展开了自我教育。简单的尝试后老师们给了我积极的回应，火越烧越旺，到某个阶段才没那么容易被浇灭。自我教育前期很脆弱，好的老师会呵护火苗。

北青艺评：世纪初，实验艺术系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先后成立，这似乎标志着实验艺术在中国艺术体系上的定名、落址，其漂泊者、边缘者的形象似乎也改变了。于是，葛宇路的《葛宇路》出现了，邹雅琦的《瞬间所有制》也出现了。成为系，成为专业，实验艺术已发生、将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会有“承诺落空”之感吗？

葛宇路：历史渊源还是改革开放，市场、社会现场上出现这么多新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弄得这么热闹，学院有危机感就会求变。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系统的自我更新，它向社会让渡出部分空间，吸收你们中认同我的人。有人务实，有人分一杯羹，也有人说这毁掉了地下的生态。但取得合法性，把盘子做大，在主流社会获取一席之地总归是积极的。我完整地接受了这一套既非传统又非西方的东西，它对我来说也是积极的，至少避免沦为盲流。

《在东湖捞东湖》

北青艺评：早期你有很多与水有关的作品，是因地（东湖等湖）制宜吗？ 葛宇路：在什么样地方汲取什么样的养分，看到什么东西，产生什么灵感。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没法刻意选择。如果我出生在西北，我很难想象去做和水有关的作品。 湖北是千湖之省，光武昌少说也有数十个湖。我家旁边就有一个晒湖，南边是南湖、汤逊湖，北边是外沙湖、内沙湖，东（北）边是东湖，西边是长江。我学校的旁边是汤逊湖。小时候从爸妈住的房子到我爷爷奶奶的房子，我爸骑自行车带我走夜路，自行车叮叮咣咣的。我记得我能看到天上的月亮，远处是月光下的一片湖塘，湖边是很高的草，草中间有一条土路。我们就在路上颠簸好久，穿过湖再走一段就到了。

艺术与社交媒体

北青艺评：很大程度上，《葛宇路》经媒体、网络、民众才成为一个公共艺术作品，才完成了它自己的命定。你怎么看待传播或者接受在你的作品/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

葛宇路：这年头流量、注意力就是资源，就是钱。但实际上，我没有设计一个结构来引导公众参与，我没有智慧那样做。甚至可以说，我都没有公众这种概念。一旦你提公众，就已将公众客体化了，自以为自己站在公众之外。如果非要说公众。那我也是公众的一员，我做这么一件事，与周围的人产生连接。

我只是在某个节点，发现这么做有意思，力所能及做一些个人能做的事情，比如烧开水、摘路牌。这可能已经是极限了。过了那个限度需要团队做，实际上地图也不是我调动的，是地图软件自己捕捉的。有趣的是，这些小尺度的个人行动，反而是所谓弱者的武器。如果我真的能调动很多商业行政资源，真把那条路按我的意志改了，这个事情反而就没意思了。

力所能及的个体行为其实有他独特的能量，一点很小的动静，简单到没有门槛，这就是弱者的力量。因为它不设门槛，不会把人区分开，反而能凝聚人的关切。

《在东湖捞东湖》

北青艺评：这些年，公众和身边人对你艺术的理解有哪些变化？

葛宇路：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有什么改变，因为群体的面目是模糊的。身边的人多数情况下融化在日常中。比如女朋友，她只会说租房近地铁，但她不会说这作品怎么样。没有一天到晚谈论作品。

北青艺评：你成为一个“流量明星”后，介入艺术系统的方式有否改变？

葛宇路：这么点可笑的流量也算一个流量明星吗？至于实践的改变，你看我们会聊流量明星的问题，这就是实践的改变。

北青艺评：现阶段，你有迫切地想面对、想解决的问题吗？

葛宇路：不是说有特别想要解决的问题，而是问题多到无从谈起。没法谈，也得不到回应和交流。

《甜一点》

北青艺评：经你这么说，我发现我和你所做的、所必要处理的、所碰壁而后思考的，几乎是一个事情。

葛宇路：咱们要做的当然是一个事情，哪有什么不一样？我一直追求一致，追求普遍。带着这样的想法，做出来的实践才能引起共鸣。那种内心深处的、恒久的、有穿透力的观念，挺难找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面对同样的大背景的变化，我们的困惑是一样的，我们处理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最后看谁的处理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北青艺评：但是，共鸣值得追求吗？

葛宇路：想追求就值得，共鸣就是群体的反应。当然了，为了共鸣而投其所好，最后南辕北辙也是有的。这是个动态的辩证关系。

我喜欢的耿建翌回顾展，你能说它差吗？不能。但它就是不被追捧，美术馆做这个展览就是要亏钱。你要么调整适应，找新的方法，要么就继续割裂。这是一个时代的断裂，一个时代的巨变。在这个变化之下，怎么处理和时代的关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艺术与出圈

北青艺评：出圈后不久，你就躺平了，创作大幅度减少。之前你在央美读实验艺术，以及稍后一段时间创作非常之多。就我所知，央美实验艺术学院课程节奏很快，大课月更，各种作业也相当多。躺平的同时，你最新的创作都更关乎与每个人都越来越近的文化生活、社会环境。可以理解为，你在边躺平边休整吗？有相对成熟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吗？

葛宇路：躺平是一种抵抗，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面对旧系统我早躺平了，但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一刻也没停。

我一直有我自己的节奏，出圈主要是外部视角的观察而已。大概他们看不到被推送到面前的作品，就会认为我是“躺”。我倒无所谓，因为艺术是做给自己的，不是做给社交媒体的。如果一味刷存在感，那会很受伤的。

前述我提过了，躺平不能被理解为字面意思的不劳动，所以也谈不上休整，所有的创作都是关乎文化生活、社会环境，人逃离不了时代。

《副业》

北青艺评：好像在中国，成为艺术家往往意味着成为“掌权者”，成为大众的明星，成为团队的组织者。相反，你的作品/项目昭示了你努力成为“演员”，成为“观众”，成为“入局的弱者”。观众的、嬉戏的心态，对你为何如此重要？

葛宇路：操弄、旁观、傀儡，都是概念化描述，我不想把自己放在概念的位置上，再决定行动。我基本是行动在先，再根据现实要素重新调整自己的方向。核心还是，我的兴趣，我所做的事情，以及背后那个更抽象的目的。

北青艺评：可以描述一下这个抽象的目的吗？

葛宇路：追问到最后，还是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机制。

过去几年，好多人问我做艺术是为了什么？我说，我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背景是，人与人之间资源、观念、教育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看到天门山风景时，有的人想到的是自杀，有的人则在风景前自拍留念。自杀的人和自拍的人，面对同一个风景是无法沟通的，是充满裂痕的。基于此，首要的问题是，将视角不平等的问题暴露出来，进而创造一个或许是短暂的平等的环境。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可以对话，可以理解对方，这才是艺术或者文化的本质、目的。

艺术与社会实践

北青艺评：你是湖美、央美出身的正经“学院派”，为什么做艺术又那么“野”？

葛宇路：大家怎么看我的作品，我干预不了，大家觉得雅就雅，俗就俗。但如果说，观众认为我的作品和所谓学院教育背景有矛盾，我只能说他们可能对学院有过多的浪漫想象。不论央美还是湖美都有很野的一面、很土的一面。远远地看美院像高雅的殿堂，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这也许是野的根源。

《假日时光》

北青艺评：你偶尔出现在乐平公益基金会，做一些机动的公益活动、工作坊，比如走进茶园、果园，做艺术与助农结合的项目。

葛宇路：两年前，我和几个朋友在乐平基金会做了一次活动，那几个朋友实在太不着调了。但恰好这种不着调，提供了很多想象空间。现场有在卖书的，有在念诗的，有在摇旗子的，有在丢飞盘的，有躺在地上唱歌的，有在喝酒划拳的。

艺术就是不着调，你着调了还怎么做？着调都是着以前的调，你要突破就得不着调。你形成一种调，以后的人再突破，这么一代代循环。我见过很多叶公好龙的组织或老板，但乐平跟他们不一样，没有被吓到，反而很嗨，所以就这么保持着各种合作接触。乐平给我的定义就是一条泥鳅。我后来发现这个说法太精辟了，你知道卖鱼翁都会在鱼里面放几条泥鳅。因为泥鳅喜欢搅，泥鳅一搅鱼就有氧气，不然就闷死了

北青艺评：之前你说艺术不是做给社交媒体的，你为什么还会与基金会等合作？

葛宇路：跟不同的人合作就会有不同的目光、感受和想法。具体方式差异很大，有的靠聊天，有的靠一起面对困难，有的靠一起成就，有的靠资源引导。

《cool》

北青艺评：2021年你开始做了《多云转晴》，作品正在声音博物馆的声艺空间A展出，截至12月31日。可否聊聊《多云转晴》的概念？

葛宇路：《多云转晴》是个新的项目，做了两年，现在做得有点虚无了。起初是想做个长线的项目。

我想用一个艺术的理由接近各种人。现在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主义划分得越来越开，很容易彻底否定对方。这跟以前的情况很不一样。时代的规则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克制，越来越拘束，越来越文本，越来越不重视情感、身体、感受。其实，人和人的差异可能只是1%。

这个作品就是想以某些原始的方式绕开这些隔阂，收集大家身上汗水滴落的声音，这有点像某种身体的授权。随后在展厅，用大家自己的音响来播放汗滴声，汇集在一起，形成一场雨。

而它之所以叫《多云转晴》，主要还是感觉整个社会越来越干爽，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界限分明，这种趋势也无法拒绝。可能是这样。

编辑|史祎

供图|葛宇路 北京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