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朝代纪年中，中原地区的大王朝从907年唐朝灭亡，至960年宋朝建立，中间有53年“空窗”。就是这短短53年，中原地区诞生了前后相继的五个主要政权，再加上916年建立的契丹、同时期南方地区的诸多政权，构成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基调。

该历史阶段给人的印象一是“短”，二是“乱”。说它“短”，是从唐朝灭亡开始算，即便至北汉灭亡为止，也只有72年时间。远低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时间，只略长于狭义的魏蜀吴“三国”时期，登场的政治人物不过一两代人。说它“乱”，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参与逐鹿的势力众多，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鉴于此，想将五代的历史讲好并不容易。

王宏杰博士的的新作《乱世人心：从晚唐到五代》，将目光投向这一历史阶段，对这简短而混乱的时代作了群像式书写。这种书写，回避了五代本身因时间较短而相对薄弱的制度变化，更加突出考查“礼崩乐坏”时期的人的因素，这也符合“人是历史研究的核心”这一观点。

在书中，作者不仅提到了朱温、李克用、钱镠等“顶流人物”，也有辗转于各“巨擘”之间的罗绍威、刘仁恭以及各位南方之主，更有契丹之主耶律阿保机。其写作视野从狭义的五代从时间上追溯到庞勋裘甫之乱，地域上扩展到契丹崛起。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五代十国里的大多数开国者都与黄巢起义有直接关联”。另一方面，契丹作为当时的强大政权，对五代人物的历史行为构成了重要影响，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作为一个精研历史的专业学者，眼中所见自然不仅仅是故事，还在其中包含了作者对“唐宋变革”论断的思考，五代时期作为这一过渡的关键时刻，承担了世家大族让位于新阶层的“洗牌”作用。如书中对李克用为代表的沙陀崛起，王建、刘䶮为代表的“草根逆袭”，这些人物崛起是时代提供的机遇，而他们的行为风格，则受到当时社会阶层的影响。这些人的事迹描写之中，透露着作者对社会结构变化的观察。比如王建，本来是“世为饼师”的手工业者家庭，在乱世成了盗贼，却又机缘巧合投靠落难的唐僖宗而受到重用。后来，护驾入蜀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历史机遇。因为此时他的实力弱小，只能“效忠”于落魄的唐中央朝廷，因此获得了扩张地盘的“道义制高点”，借着“奉表天子，仗大义而行”的旗号，取得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效果。最后，甚至凭借天府之国的地理优势，与煊赫一时的朱温约为兄弟。有了地利，也有自己带入蜀中的亲信占据人和，等到朱温弑君自立的“天时”一到，王建终于决定称帝。他的考量因素大概有很多，61岁的年龄，让他有种“再不称帝”就老了的紧迫感；蜀道难的地势让他少了角逐天下的决心，多了称帝的信心；唐帝之死，抹去了“造反”的道德负担。多重因素的交织，促成了前蜀政权的诞生，可惜的是，他的前蜀同蜀汉一样，都面临后主能力有限的问题，也算是历史的惊人巧合吧。

还有本书对五代时期得地二重关照，即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欧阳修认为五代时期“三纲五常之道绝”，但实际上依然是保留在了五代时期被边缘化的文士队伍之中。文学上有写《秦妇吟》的韦庄，也有发出“为谁辛苦为谁甜”疑问的罗隐。这些文人虽然投入不同的势力，但是作者精准的发现他们共同的救世情怀。这是儒家价值体系下的“济天下”追求。同时，作者在书中深刻理解他们所处环境的无奈，如韦庄自禁《秦妇吟》，留下“诗典雅绮丽，风致嫣然”的评语，作者则认为《唐才子传》中“一咏一觞之作，俱能感动人也”的评语更为恰当。

当然，五代的风流人物远不仅书中提到的30余人，这只是作者“五代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尚未写进本书的李煜、刘知远、柴荣、刘昫等人，作者将会如何书写他们，同样值得期待。毕竟，在这个“华丽的乱世”之中，有许多故事值得一读，从这里，既可以从不同身份、地位人物的历史选择中窥视他们的人心，也可以通过作者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书写，发现作者探究历史的“人心”。

文/吕志学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