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公已觉十年迟:苏轼为什么要到金陵拜会王安石
我们爱历史 2023-10-06 11:00

王安石执政之时,先后与不少好友、同僚反目成仇;退隐金陵之后,却与他们中的好几位修复了关系,其中包括一直看不惯王氏的苏轼,王苏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为宋人笔记津津乐道。

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在黄州一呆就是四年多。神宗欲起复苏轼修国史,但宰相王珪认为不妥。元丰七年正月,神宗给三省发手札,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决定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不久又应苏轼的申请,许于常州居住。常州恰好在江宁府之邻。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常州,沿途拜访朋友、游览山水,所以走得很慢,七月份才抵达金陵。在金陵,苏轼拜会了王安石。

王、苏会面的情景,宋人笔记有绘声绘色、仿佛亲临其境的描述,由于作者多站在反对变法的立场上叙事,带有明显的“踩王捧苏”色彩,记述的真实性未免要打一个折扣。

据一则宋人笔记,王安石一见到苏轼,十分欣喜:“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但此时苏轼尚未拜翰林学士,王安石对苏轼不可能有此称呼。

而按另一则宋人笔记,苏轼舟过金陵,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苏轼“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说:“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一时语塞,乃提议同游钟山。

这则记载也十分可疑,王安石毕竟大苏轼一辈,怎么可能自己跑到江边拜见小辈?

《邵氏闻见录》则载,二人游赏钟山时,苏轼说:“某欲有言于公。”

王安石“色动”,以为苏轼欲辩旧事,却听苏轼说道:“某所言者,天下事也。”

王安石这才“色定”,说:“姑言之。”

苏轼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苏轼所言“西方用兵”,指元丰五路伐夏;“东南大狱”指熙丰之际出现的诏狱。

王安石听了,举两指示意苏轼:“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其实五路伐夏、熙丰诏狱均与吕惠卿无关,王安石决无可能这么说。

苏轼又说:“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

王安石厉声说:“某须说。”既而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

俩人在钟山上谈得十分投机,仿佛是多年知己。最后,王安石告诉苏轼:“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苏轼说:“今之君子乎,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

王安石“笑而不言”。

著《王荆公年谱考略》的清代学者蔡上翔认为,邵伯温对王安石的描述严重脸谱化,极不可信:“不料《邵氏闻见录》‘大兵大狱’之说,又出其语言状外貌,如‘介甫色动’、‘介甫色定’、‘介甫举手两指’、‘介甫厉声’,殆如村庸搬演杂剧,净丑登场,丑态毕出。呜呼!鄙矣,悖矣!”

现在我们要抛开宋人笔记厚此薄彼的文学性叙事,以两位当事人本人的互动文字为据,重建王安石与苏轼钟山之会的真实情景。

应该说,元丰七年秋王、苏的这次会面是十分愉快的,他们共游钟山,互有诗歌唱和,相谈甚欢,但话题可能未涉时政,因为这个话题会令双方尴尬。跟王安石沾亲带故的蔡絛说,苏轼与王安石游金陵,“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他们所论话题是佛理。这个记载是可信的。苏轼在致友人滕甫的书信上自述说:“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不奇怪,王安石晚年沉溺于佛老,而苏轼对于释道亦深感兴趣、颇有研究,佛理正是他们的共同话题。

他们还讨论了另一个共同话题——诗歌。对苏轼的文学才情,王安石是一直都承认的,据说金陵相会后,王安石更是由衷赞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写诗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仰之情:“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可谓相见恨晚、惺惺相惜。

因为与苏轼相处得很是愉快,王安石劝老朋友:不如在金陵购房住下来。苏轼亦自称正有此意,苏诗所言“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说的便是这回事。不过,据说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屋,与王安石结邻而居的计划只好作罢,在江宁盘桓了一段时间后,苏轼便告别王安石,离开金陵,过真州。

在真州,苏轼又给王安石致信:

轼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已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在这封信中,苏轼向王安石推荐了他的门生秦观,并委婉地请王安石向朝廷举荐秦观:

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一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

也许这才是苏轼过金陵拜见王安石的真实目的。苏轼写过一篇《成都圣像藏记》,元丰三年,有人将此记手抄本送给王安石,王安石读后击节叹赏。消息传到黄州,苏轼也很高兴,那时即萌生了请王安石荐引秦观的想法,他与友人计议此事:“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圆觉经》纸示及,得暇为写下卷,令公择写上卷。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公一见之欤?”

难怪有研究者提出:“苏轼过江宁拜访王安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难道真的如论者所说,为了畅叙‘友谊’、表达对王安石的‘仰慕’、‘尊敬’和‘向往’么?是想在江宁求田问舍、与王安石卜邻而共老钟山么?显然都不是。苏轼此行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借王安石之口推荐秦观”。王安石“约苏轼‘卜居秦淮’的心意是真诚的,但苏轼本人却根本无此打算,除了借荆公之齿牙推荐秦观外,其他皆属虚与周旋”。(参见阎笑非:《试谈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6期)

王安石似乎也看出了苏轼的用意,复信说:“承诲喻累幅,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得秦君诗,手不能舍。”随后笔锋一转:“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过乎?”巧妙地谢绝了苏轼的要求。

此后,苏轼似未再致书王安石。倒是在王安石去世后,因江宁府幕职官周穜上书朝廷,提议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廷,苏轼极力反对,多次上章诋毁王氏,并要求正周穜之罪:“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窃以安石平生所为,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难逃圣鉴。先帝盖亦知之,故置之闲散,终不复用。”这个时候,苏大学士可能忘记了自己所写的诗句“从公已觉十年迟”。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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