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达

还是在穿着开裆裤的时光，院子的右厢房住进来一对母子。母亲脑后绾着髻子，瓜子脸。儿子嘛，很年轻，就像评书先生所说的“美若潘安”。她们几乎都缩在那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里。与邻居碰面时，也只是作礼貌性反馈，有时也说几句应酬话，母子俩，话虽短、音顿挫，很好听。

我只知道那男的姓暨叫时雨。我们都叫他时雨哥。有时我们在院子的花岗石板上跳框打闹，会偶尔觑见那个当母亲的，夹着一包东西匆匆出跨门坎而去。有大人背地咬耳朵说，那是把东西拿到当铺去换钱。

50年代末的一天，治保主任带着居民联防队员，冲到他们家，胡搜一气，虽然没搜出什么，却把他们的“底裤”扒拉出来“晒”到街坊的“日头”里。这个叫时雨的哥哥，其实不姓暨而是姓宋，因其父是伪南京政府的大官，被新政府伏法后，母子二人改名换姓“蛰伏”福州。由于没有户口，只能靠变卖细软度日。时雨哥四十年代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家母看他们知书达理；且食不果腹，就介绍他到一个中学当数学代课老师，听长辈说，他数学教的很好，听过他课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地爱上数学解题。只教了两年；政府自己培养的师范生都已到位，便辞退了这个反革命后代。还记得，为了这件事家母还找了有关部门斡旋无果。他母亲曾因此送给我一只上发条的彩色青蛙，在那个儿童玩具稀少，又无闲钱的年代，这只青蛙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是无可比拟的……也给我童年的记忆增加了许多乐趣。直至发条断了还舍不得扔，后来就不知它“逃”哪儿去了。一只没有生命的玩意儿，能逃到哪儿去？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倒一直搜寻着它……

国人总是同情弱者，再加上他们母子为人十分本分，街坊四邻的孩子时不时向时雨哥请教数学难题，他也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于是这家一把米，那家几斤地瓜地凑合着她家饔飱不继的日子……文革初期，这一家人的日子那才叫水深火热。每天都有“革命造反兵团”前来光顾，各种“勒令”贴满门面和窗玻璃上，动不动就把他们拽出来站在院子的石阶上挂牌、晒太阳。牌子上写得十分随心所欲，什么“蒋光头的孝子贤孙”，什么“反革命小爬虫”……在当时；我们这些邻居虽然没有去为难他们，但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熏陶，深深感到；一个可以随意被人往身上吐唾沫的环境是多么痛苦而可怕。

在造反派进入他们家时，我也去凑过热闹。用四壁萧然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靠墙就一张床，就是床板架着板凳那种，席子破处缝着一块布，薄被子叠的整整齐齐，一个脸盆，几个牙杯，一条麻绳垂着毛巾。地上一个煤油炉和一口被烟熏黑的钢精锅……在以后，我到农村生活；身无长物之时，就会常常想起他们母子，那时他们过下去靠的是什么呀？靠信念？那样出身的人也有信念？越有信念越反动。

至今我还是无法理解，挂着牌在那么毒的日头下，额头上的汗珠洇透了领头，那个母亲还是不乱方寸，当儿子递给她水喝时，她低声说：“拿湿毛巾给妈妈擦擦”。真怪，都这样了还顾什么“风仪秀整”？

八十年代的一天，我还未回城，有一天在对台、澎、金、马广播中，听到暨时雨对他在台湾总统府当少将参事的伯父喊话。这才知道他原名宋家宝，改名“及时雨”就是为了不忘姓宋。那个礼拜，每天子夜；他准时对远方的伯父亲密喊话，最后伯父是否改姓“大宋”？不得而知。倒是知道“及时雨”被政府安排到一个中学教书，还荣获市政协委员的光荣称号。听家母说，他们母子“翻身把歌唱”后的一个八月中秋，还来家探望。我算了一下，那时时雨哥已近60岁了。我自从去了农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有听到过他……再以后；连听也听不到他了……我倒是常常梦中遇见他那温文尔雅的瘦高模样，以及他母亲被造反派死拉硬拽时还是保持一副傲世出尘的神情，那可真不是做作，而是从骨子里冒出的一种贵族气质。每当遇到事时，我就会想到她们当年的样子，好像心就定了许多……

前些日子，我看到地摊上有卖那种上发条的青蛙，又勾起我对童年的那段记忆……蹲在地摊前出神地盯着那五彩斑斓的青蛙。摊主煽情地说：“大叔，买一个吧，拾起纯真时代的回忆。”边说边上紧发条，那青蛙“嗒嗒嗒”在原地颤抖跳动着，真不如陪伴我童年的那一只。突然对这只喋喋不休的“青蛙”莫名其妙厌恶起来……高科技发展的今天，此青蛙居然还不如彼青蛙……

脑子里灵光一闪，那时她们母子俩不就像这只被上紧发条的青蛙？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上发条”的旁观者，看着眼前这只打转转的铁皮青蛙，不禁苦笑；保不定在他们母子眼中；自己也是一只被上紧发条后，从来没有过方向感的铁皮青蛙，五彩斑斓何用？刀郎在《聊斋》专辑的序曲后两句……“犹记世人多悲苦，清早出门暮不归”。说我吗？还是说宋家母子？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