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的缘分，要从我求学时说起。

20 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绝大部分中国人还难以见到国外精湛的艺术作品，不了解西方艺术，对中国传统艺术也所知有限。有一天，我在一份杂志上偶然看到一位外国艺术评论家的文章。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目前没有一个人真正深入研究了西方艺术，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深入研究了中国传统艺术。我当时认为这位评论家太过偏执狂妄了。我们中国人可能没办法深入研究西方艺术，但应该还是有很多专家、学者深入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

当年，我从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内心产生了一种被掏空般的茫然，因为看不清自己追寻的艺术之路通向何方，这种茫然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消弭。

1982 年，我到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学院进口了一批精美的西方艺术画册，学生们得以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近百年的艺术发展史。在此期间，我们逐渐认识到，近百年的西方艺术不断地从东方艺术中汲取营养，衍生了西方现代艺术。既然西方艺术能从东方艺术里撷取现代艺术语言，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直接从中国传统艺术里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呢？当时很多人赴海外留学，我也曾有过此意，但是转念一想，如果到国外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是不是又绕了一大圈，是不是又走了弯路呢？所以，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着真正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再边走边看。

这时，我刚好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在《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条招聘研究人员的信息，便报了名。敦煌文物研究所派了马德、潘玉闪两位老师前来和我面谈，了解我的情况之后，欢迎我加入。我提出要完成浙江美术学院的进修之后再去敦煌工作，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

我决定利用暑假自费跑一趟西北，实地考察和了解中国传统艺术，同时落实去敦煌莫高窟长期工作的各项事宜。

虽然是带薪在校学习，可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 38.5 元，仅够吃饭等日常开支。“自费考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凭我个人的力量难于登天。无奈之下，我向福建师范大学的同学求助，说明我的想法和困难。结果得到了同学们的慷慨帮助，他们每个人 10 元或 20 元不等地通过邮局汇款给我。其中最大的一笔“巨款”来自北京的丁心一，他给我寄了 50 元，我既吃惊又高兴。最后，零零碎碎众筹到了 395 元，我便出发上路了。

为了节省费用，我坐上绿皮慢速火车，一程接一程地向西北前行。第一站到了洛阳龙门，在此之前，我看过龙门石窟大佛的印刷图片。等到了龙门奉先寺亲眼看到真迹时，我惊叹不已，原来这座大佛是残像，手与脚已塌毁无存，仅剩下头部和躯干。我曾在画册中无数次遇见它，一直以为是一尊完美的佛像，它浑然天成的神韵占据了我的思维，使我获得一种圆满和完美的艺术审美体验。这让我非常震惊，原来艺术神韵的饱满，可以令人忽略其形体。这是我第一次领悟到“传神”两个字的含义，神韵是高于一切的。

告别龙门石窟，我坐了一段火车，转到了黄河北岸，到达离洛阳不远的山西芮城永乐宫。永乐宫是元代道观，其中最著名的是壁画，以三清殿的壁画最为精彩。我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在这里临摹了半个月。现在仍然清晰记得，当时临摹者每天要交 0.4 元的管理费。虽然经费紧张，但我深知这个钱花得值。

大殿里没有画板和画架，我就将稿纸铺在地板上临摹。壁画中每个人物尺寸都接近于真人大小，有的甚至比真人大几倍。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画面上那一根根粗长的线条，浓黑墨重，却演绎得气韵生动，交错有序。线条不像是笔墨描上去的，更像是用钢鞭抽上去的，产生了如烙印般的深度视觉空间。我猛然领悟到中国绘画艺术中线条造型的塑造表现：线条不仅能完成形体的体积空间塑造，其本身就独立地完成了自我的表现空间。

继续西行，我来到了古都西安，参观了西安博物院、西安碑林、汉代霍去病墓的石雕、章怀太子墓的壁画以及秦始皇陵兵马俑。越看我越坚信，中国传统艺术确实还有大量的领域值得深入地学习和研究。

坐火车向西经过嘉峪关和柳园，再转汽车便到了敦煌县城。休整一天之后，我搭车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莫高窟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段文杰所长安排美术研究室的关友惠主任接待我，还专门指派一人为我开放所有艺术价值较高的洞窟。（图 0—3）当时，我主要想做三件事情：

图 0—3 莫高窟外景

首先是观摩壁画和雕塑，对敦煌各个朝代的洞窟艺术形成一个初步印象；其次是了解以后的工作内容；最后是试验自己能否适应敦煌的气候、饮食和生活习惯。

我的身体从小羸弱，在敦煌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水，因为当地的水含氟量太高，外来人没有适应的话，喝了容易腹泻，连吃药都无济于事。

我问当地人：“怎么样才能不拉肚子？”

他们笑着对我说：“你就别管它，一直拉，拉到后面自然就好了。”

为了测试一下自己的肠胃承受能力，我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用餐，一起饮水。结果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拉肚子。每天要拉好几次，十分难受，身体越来越虚弱。莫高窟现尚存有壁画和雕塑作品的共 492 个洞窟，我用最快的速度和最大限度的身体耐力看了 15 天，终于粗略地将最有价值和代表性的洞窟看了一遍。

等到了第 16 天，当地人的经验终于灵验，我已经不再腹泻了，研究所的人都说我适应了。更令人高兴的是，我看完了从南北朝至元代约 1000 年的代表性洞窟，看到了各个时代清晰的艺术风貌在敦煌莫高窟交融、演变，最后成就了汉民族的绘画艺术风格。整个过程就是吸收外来艺术融入本民族传统的经典范例！敦煌壁画中奔放而又寂静的色彩令我振奋和折服，这正是西方艺术现代派所奋力追求的高峰。

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大批学者、艺术家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在考察期间，我遇到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一位叫裘沙的前辈，正在敦煌参观学习。他认为敦煌的艺术非常有价值，值得认真研究，只可惜偏处一隅，交通不发达，来往不方便。

有一天，他对我说：“明天一早我要回北京了。”

可就在与他告别之后的第三天，我居然神奇地又碰见了他，便好奇地问：“你不是应该昨天就走了吗？”

裘老师说：“是的，我昨天从敦煌到了柳园火车站，想想觉得不对劲。来一次这么困难，这么辛苦，我才看了一个多礼拜，很不过瘾，还有遗憾，所以我又从柳园返回莫高窟，打算继续看几天。”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大家开始意识到敦煌莫高窟是中华文化艺术之瑰宝，但由于受环境条件的制约，还难以系统深入地学习研究。

在莫高窟待了半个多月，我开始计划自己的返程。离开那天，我向美术研究所的老师告辞，段文杰所长将我送到了大牌坊，并殷殷嘱咐，我答应他一定会回来的。

回到杭州后，我前思后想，敦煌拥有这么丰富的艺术资源，如何才能让国内外的学者、艺术家更方便地前往学习研究？我突发奇想，是否可以在敦煌创建一所艺术进修学院：一方面不增加研究所的学制和学历申请麻烦；另一方面不论学员专业，以美院进修班的形式来管理。学习以观摩洞窟为主，内容各取所需，时间可长可短。敦煌文物研究所灵活收取基本费用来安排工作人员，研究所的专业研究人员业余时间也可兼任教学老师。

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进修完毕后，回到原工作单位福建省长汀县文化馆，便开始准备申请调动工作的相关手续。同时，基于以上构想，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文化部建言，在敦煌建立一所艺术进修学院。我老家有一位退休的老红军叫谢正标，当年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知道这件事后，说这封信可以交给他，由他直接转送中央。没有想到的是，我后来真的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和文化部朱穆之部长的批复。

那个年代办理工作调动手续比较麻烦，要求“三证”同行，即先要有调往单位的“接受证”，还要有原单位的“工作证”，最后办理“户口迁移证”，并根据“户口迁移证”托运家具及行李。办理这些手续的过程中，还遇到了一点小波折，我原单位的上级部门和地区文化局想让我留在家乡工作，地区文化局的局长扣留了我的“三证”，希望我回心转意。但由于我的坚持，最终还是说服了他们。

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苦，实在是经不起折腾，而我选择从江南水乡跑到沙漠戈壁，不止折腾，动静还闹得有点大。最不好开口说服的是年迈的父母，他们知道我从小就身体不好，不想让我去离家万里之遥的敦煌长期工作。以前我出远门，母亲都会高兴地送我，还用“好男儿志在四方”勉励我，可这一次她却哭了。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我不适合去敦煌，大家好言相劝，竟无一人支持我的决定。可是我去意已决，因为内心的渴望一直在蔓延生长，想要与敦煌艺术长相见、长相知。

那年中秋节前，我去北京看画展路过南京，想着在去敦煌之前，顺道看望一下中国绘画史论家、美术教育家俞剑华先生的夫人—俞师母。

吃饭的时候，我告之自己要去敦煌工作的事情，她马上阻止：“不能去啊。俞先生生前说过，那个地方的水喝了会拉肚子。”

我说：“我知道，而且已经拉了半个月。”我将自己在敦煌的所见所闻以及执意要去的理由告诉她，并讲述了自费考察的经过。

俞师母还是坚持：“不行的，你身体会吃不消，那边太苦了。”最后各说各有理，没有定论。

当天晚上我和到访的另外两位客人都住在了俞家。第二天我与她们一一告别，准备回福建了。另外两位客人中的小妹正好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商场上班，所以她领我去坐公共汽车。在路上，她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令我感慨万千又惊喜万分。

她说：“为了艺术，您想去敦煌，就应该去！”

我反问：“为什么？”

她说：“没有为什么，我只是认为想好要做的事，就必须去做，至于成功与失败是另外一回事。”

“好哇！”我喜出望外，我竟然有了一个支持者。我告诉她，我一定会去敦煌的。

她告诉我她姓华，叫华文艳，另外一位是她的二姐。

我问她：“你多大啦？”

她说：“20。”

“不像！”

她的脸红了一下，马上改口：“其实只有 19。”

因为在俞家的那天早上，我有拍的照片要寄给她，便交换了联系方式。到了火车站，我排队临时签票，她帮我看行李。等票签出来，仅剩 3 分钟就要开车了。我们匆匆互道一声“再见”，我便冲进检票口，连一声“谢谢”都忘了说。

回到了福建，我将洗出的照片寄给她，一个星期后收到她的回信，还附有一张 50 元钱的汇款单。她说我去敦煌一定用得上，她自己暂时没有什么要买的。在当时，她的月工资仅仅 32 元，每个月留 5 元的零用钱，其余全部交给父母。我非常感动，异常珍惜这份情谊，后来我们恋爱了。

差不多花了近半年的时间，我才将去敦煌的行李准备就绪，主要是赶制了一套家具。那时候的搬家才是真正的搬家，桌椅、床、柜子都要自带，因为没有家具店，每家每户的家具都是向政府申请批条来买木头，然后请木匠定制的。打包时我尽量把需要的用品都带上，最后竟有大大小小 18 件行李。

1984 年 10 月，我从福建出发先到了南京，火车需要在这里中转西行，更重要的是和华文艳告别。

在站台上，她低声问我：“这就真的走了？”

“嗯，真的走了。”

“如果在那边你身体吃不消，怎么办？”她还是有点担心。

我坚定地回答：“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看见敦煌’再说！”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