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1年，在中亚地区阿姆河上游的铁尔梅兹，蒙古铁骑横扫过后，人们发现蒙古人对珍珠有着超乎寻常的欲望。就在铁尔梅兹这个地方，据史书记载，有一名女俘虏声称自己吞下了珍珠，于是她立刻被蒙古士兵开膛破肚，取出了肠胃中的珍珠。成吉思汗知道这事后，命令士兵把所有死者的肚子剖开，看看他们有没有私吞珍珠。百年过后，本地居民依旧记得蒙古人搜寻宝物时的残暴与冷酷。
在蒙古的传统服饰上，尤其是在蒙古帝后服饰上，珍珠被大量使用，这表明了珍珠的价值不仅在于装饰耳环、项链、服装，更是权力地位的象征。有别于汉地皇室对黄金的喜好，蒙古人似乎对珍珠情有独钟。这种产自海洋的珍宝在一个以草原与戈壁为基础的政权中受到由上至下各阶层的喜爱，珍珠的价值被蒙古政权广泛接受，并且在此基础上，额外增加了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价值。
历史学者托马斯·爱尔森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以珍珠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珍珠这种珍宝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从珍珠的获取、呈现、再分配和政治功能上一一解读，借小小的珍珠展示蒙古帝国作为一个拥有广袤领土的游牧帝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将海洋与内陆联系起来，并在领域中进行文化交流与商业贸易，从而解读蒙古帝国政治文化的趋势与模式。
《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 [美]托马斯·爱尔森 著 马晓林 张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中在以珍珠为线索的前提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帝国早期，从成吉思汗崛起到1260年，这是史无前例的扩张时期。蒙古人接连征服了南西伯利亚、中国东北、高丽、华北、吐蕃、突厥斯坦、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外高加索、罗斯诸公国及整个草原地带。第二阶段则是漫长的内部纷争、分裂和衰落时期，从1260年到1370年左右，由于不断繁衍的世系之间互相竞争，过大的领土无法形成有效的统治。蒙古帝国形成四大汗国，元朝与同盟伊利汗国，和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常年交战，致使蒙古帝国走向内部分裂。在这两个阶段中，我们都能看到珍珠的影子，在无形之中珍珠走向蒙古帝国全域并展现出其所包含的政治价值。
蒙古人尚白，我们看蒙古帝王的画像，无一不是白巾白衫。如果看食物的话，黄油、凝乳、酸奶、马奶酒等可以说是蒙古人主要的食物来源，而白色食物则尤为突出。白颜色即为“颜色之母”，被认为是乳汁分泌和牲畜生长的象征，对于蒙古人来说牲畜生长又是繁荣和福运的主要标准。在《耶律楚材神道碑》上有记载，耶律楚材向继位的窝阔台谏言：“陛下新登宝座，愿无污白道子。”窝阔台从之，“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故也。”可见白色、福运、善政与王朝正统性紧密相连，从生活风俗变为节日制度，直到现在蒙古新年，仍被称为“白月”。将“白色之物”与福运联系起来，是蒙古政治文化的特点，珍珠作为稀有的纯白色宝物必然被赋予了格外的含义。
1226年成吉思汗抵达女真境内时，女真国王听闻成吉思汗到来，便派遣使者送礼请降，其中包括一盘又圆又大的珍珠。成吉思汗下令将珍珠赐给耳上穿孔的人，每人一颗。当时耳上没有穿孔的人立马在自己耳朵上扎了眼儿，所有的人都收到了珍珠。面对着剩下的珍珠，成吉思汗认为今天是个好日子，将剩下的珍珠都洒了出去，让人们都去捡，都去获得祝福吧。这看似是奖赏实际上是蒙古人在赐福，首先珍珠本就是内陆难得的珍宝，其稀缺性说明了它的价值。另外，当大汗或皇室将珍珠赐给别人，也意味着将自己无尽的福运分出一些传递给他人，为他人或别的家族加持好运，有了某种宗教文化上的意义。
成吉思汗系帝王的追随者众多，逐一赏赐显然不可能，而通过逐级传递和连续的再分配，在安排得宜的制度下，这个过程让蒙古人由上至下形成了一个忠诚度极高的圈子。当然对于蒙古人来说，所有“白色之物”都能带来福运，但各自产生的影响并不等同，物与物之间也存在着等级。书中提到，珍珠白而耀眼有光泽，同样的特性，让蒙古人偏爱汉地的瓷器。在元朝以前中国瓷器并非以白色为主色调，无论是宋代瓷器还是唐代瓷器，白色的瓷器并不多见。而自元朝之后，瓷器则变成以白色为基底的艺术品，尤其是元青花海内外闻名，明代、清代一直到现在，白色瓷器一直传承下来。从根上说，正是因为蒙古尚白，白色代表着福运，才有了中国瓷器的转型。
瓷器并不像珍珠价值高且便于携带，因此在蒙古帝国内，珍珠成了获取较为容易的珍宝。蒙古人获取珍珠的方式，主要通过战利品掠夺、贡品征收和长途贸易这三种方法。尤其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这三种方式混合出现，掠夺、贡品、贸易，从野蛮到“文明”，在蒙古人的征途上不断上演。在我们的印象中，劫掠是无序的是混乱的，而在蒙古军队中，蒙古人抢掠城市的方式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普通士兵劫掠平民，蒙古统治者和军事统帅则以敌方地位相当的人作为劫掠目标，所以普通士兵难以像统帅那样收获丰厚的财富与宝物，因此对于可能有财富的普通人则更加凶残。文章开头的开膛破肚就展示了蒙古士兵不会放弃任何财物，冒险让他们手段更加残暴。
当然，贸易也是本书的重点。征服过后，贸易是执政者最喜欢的商品流通方式，既能联系广大的领土，将海上与内陆贸易联合起来，又能从中获得赋税，丰富国库。在统治范围内的驿站为贸易提供了便利，虽然蒙古帝国在短暂统一后，又陷入了四大汗国的冲突中，致使陆上贸易线路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蒙古帝国的海上贸易尤其发达，这让商人们需要适应不同环境，也让贸易的灵活性得到了提升。
书中从珍珠的捕捞到对蒙古人的影响，从贸易线路到商人们对珍珠的营销，人们可以从各个方面了解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更为深远的影响力。当然，作者也在导言中提到，他虽然以珍珠为焦点，不可避免会造成焦点失衡。但他并没有提倡“珍珠使蒙古帝国伟大”；他认为珍珠是诊断性而非决定性的，让人们以珍珠为窗口，观察蒙古政治文化及其对整个欧亚大陆文化和商品流通的深远影响。
（原标题：蒙古帝国为何为珍珠狂热？）
文/洪宇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