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山东青岛人，生于1929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

娴于文物鉴定，特别熟悉汉以后的文物。曾鉴别出数十种以前从来未被认识的文物，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古代车制研究方面，论证了中国古车的本土起源说；主持设计了山东淄博的“中国古车博物馆”。

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方面，对其发展系统进行清理，并对其中的无数细节进行阐释考证，撰有重要论著。

曾对古代金银器、乐器、装饰品、佛教艺术品以及饮食等诸方面，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流之事例进行研究，所撰论文亦结集出版。

主要著作、论文包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国古舆服论丛》《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孙机谈文物》等。

与时间赛跑——父亲的身姿

◎天漫（孙机先生之女）

父亲总说自己前半生浪费时间太多

作为孙机先生的女儿，老爷子一直希望我能从事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还精心为我准备了十篇论文的题目，希望我在考古方面有所建树。在他的辅导下，我也陆续完成《有关“一丝九鼎”与“夏里”之说》《中华智汇·古代顶级灯具系列》等多篇文章。但我总感觉自己基础差，查阅古籍资料吃力，后来逐渐放弃，继续从事美术方面的研究和创作。非常遗憾！老爷子也没有强求。当我有作品或论文、著作完成给他看时，他也会非常高兴地指点。

老爷子一辈子都在和文物、古籍打交道，所以生活方面他非常简朴，甚至是抠门。除了定期买书，他一般没什么消费。老爷子总说自己的前半生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所以后面就要拼命赶上，与时间赛跑。他每天在写字台旁看书、写作十个小时以上。耄耋之年，还接连出版了《仰观集》（2012年）《中国古代物质文化》（2014年）《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2016年）《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修定本）》（2020年）等学术专著。

2019年9月28日，我在微信朋友圈晒老爷子九十大寿聚餐图片时这样写：“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九十大寿的一老每天依旧读书写作，每周依旧上班。”说的就是已经九十岁高龄的他。他经常半夜突然想起什么，就起身到书房又开始写作，一直到天亮。妈妈说：“你们年青人要是像你老爸一样勤奋、认真，做什么都能成。”我说：“像老爸这样每天坐在桌前十多个小时，我们的腰和颈椎也受不了啊。”可老爷子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也许是习惯、也许是兴趣、也许是毅力，也许是这些都有吧。

2020年1月中旬的一天，大风降温。老爷子和妈妈外出办事，回家后都感冒了。第二天一早老爷子突然高烧、呕吐，但怎么也不肯去医院。我只好叫了120，将他和妈妈一起送到中日友好医院急诊输液。输了近一周的液，他们二人的情况都有好转，我就给他们挂了中日呼吸科的专家号想复查一下。大夫一看病历就说，两位老人都有肺部感染情况，建议住院治疗。正好此时北区有两个床位，这样老爷子和妈妈就可以一起住院，相互有个照应。不久新冠肺炎暴发。大年初二到初七，中日呼吸科抽调了很多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没有医生开出院证明，老两口在医院一住就是16天。肺炎之后，老爷子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

日丽橙黄橘绿，云开鹏举鹰扬

虽然身体不如之前，但老爷子依旧没有停止工作，每天依旧在家读书、看报、写作，还像以前一样一丝不苟完成单位工作任务。疫情前，每周他都要到国博上一天班。老爷子在国博工作几十年，应该是在国博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他精心筹备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2021年2月展出后好评如潮。其中他指导北京服装学院团队复原制作的15尊古代人物雕塑及服饰，完整再现了古人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成为古代衣冠配饰的范本。九十多岁的他还多次到展厅亲自讲解，边走边说，一说就是两个多小时。

2022年，对老爷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他自言2022年他完成了人生的三件大事：其一，获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颁发的“考古文博学院杰出院友奖”。这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这位北大毕业生的高度认可；其二，中央新闻频道到家为其录制纪录片《吾家吾国》，并在十一国庆节期间进行了播放。《吾家吾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针对国之大家的挖掘式纪实采访节目，是“中国国家影像人物志”；其三，完成了《孙机文集》（八卷）。在这套文集中，他将以往的出版物进行了汇总、梳理，将最新的挖掘、研究成果充实到过往的文章中，将文章中不详之处进行补充，纳入了多篇近年完成但还没发表的论文。这部文集是其一生学术的总结，全书几百万字，从2021年11月策划到2022年初交稿，当初预计2022年底出版（后延迟一年）。老爷子日夜加班，有时会从半夜改稿到天亮，身体透支得厉害。2023年五一之前，老爷子说：“我的稿子全部完成了。最后想要修改的一两百字也已经写好了，就等出版了。”

为了庆祝完稿，“五一”我还带着两位老人到通州大运河公园转了一圈。这之后老爷子的精神一下子松了下来，人迅速衰老。每日时睡时醒，清醒时就说：“我都忙完了，现在感觉没什么计划，每天没有事干啊。没事了，该干点什么呢？”我说：“那就给我写个斋号吧。”老爷子痛快答应了，还说：“还欠着好几幅字呢。但我先给你写。”

大概一周后，老爷子果然把我的斋号“乐天簃”写好，还问我“满不满意，”我说“当然满意”。

以前求老爷子的字是极难的。他自小父亲、伯父亲自教他练字，他的毛笔字写得秀雅文气，但他极少写字。我求他的字好多年，他才把家里原来挂在客厅的一副“日丽橙黄橘绿，云开鹏举鹰扬”对联给了我——这还是因为中央文史馆要举办馆员作品展览，他把家里挂的对联取下来参展，撤展后直接送给了我。

所以这次如此痛快完成，我还有点诧异，高兴地裱好挂在家里。

好像完成所有工作后您已了无遗憾，6月15日，您走了，平静而安详。

您已完成使命，天国之路已为您打开，祝您顺利归家。

天漫2023年6月21日写于乐天簃

给孙机先生编文集

◎李静（商务印书馆编审）

6月15日一早，接到扬之水老师和小漫姐发来的微信，我大喊一声“啊”赶紧给她们两位回电话。

我一时还是不愿意相信。

就在前一天傍晚，扬之水老师还在跟我说，《文集》不要等了，能不能先印出几册拿给孙先生看。我当时还比较乐观，以为都能够说话了，说明在恢复中，要不再等几天看看。谁会想到第二天一早，就没有犹豫的机会了。

先生文集最终未能让他在生前见到，这是最让我深感遗憾的。每每想到这些，内心无比难过。

先生文集的出版工作本已进入尾声，5月底，先生说要在第一册再增加几百字。5月31日，我打电话确认第二天过去送稿的事。

电话那边接起，我习惯性地说：“孙先生好！”对方说：“您好！”接着我说：“孙先生在家吗？”对方说：“我是孙机。”“您是孙先生！”“我是孙机。”我赶紧说：“我完全没听出来您的声音。”从《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出版至今十余年，我跟孙先生电话或见面不知多少次，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孙先生用这样的声音说话。

放下电话，我马上跟小漫姐联系，嘱她带孙先生去医院看看。后来说阳了，第二天不能去送稿子了。

几天后，病情的发展实在超出预想。明明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的先生，竟然无法抗拒这小小的病毒，在几次好转、给亲朋希望之后，还是安详地走了。

先生文集最终未能让他在生前看到

给孙先生出版文集的事，之前跟他提过好几次。每次孙先生都说自己还在写东西，不急着出文集。前年在扬之水老师的劝说下，孙先生终于动了出版文集的念头，并给我打来电话。我当然大力支持，并期盼早日交稿。

2022年1月初，孙先生打电话说稿子准备好了。一进门就看到整整齐齐的八册书稿，捆好了装在袋子里。坐定后，孙先生拿起身后桌上的一张纸，逐一跟我交代需要注意的事项。

孙先生说把这套书定名为“文集”而不是“全集”，是因为这套书里收录的，并不是孙先生的全部文章，而是孙先生选出的他认为写得比较紧实的，那些有点“松的”就没有收录。《文集》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把孙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在《考古》《文物》《文物天地》等各种期刊报纸上的文章汇总到了一起，使读者免受翻检之苦。

很多人以为编文集就是把以前的文章汇总、编排在一起就可以了。孙先生编文集，是对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了修订，有的文章补充了最新研究成果，有的文章进行了改写。所以孙先生相当于交了手稿。因为书稿里有大量的图片，我专门请了擅长制图的朋友把全部图片电分，并把原稿全部扫描，以便后续的排版和编辑核对。

版式请孙先生看过调整后，基本做完了准备工作。大规模进入排版其实已经到了3月底。4月底，稿子陆续排出来，我都是打印两份，一份请孙先生看校样，另一份在编辑手上进行编辑加工。5月，我拟了一个校对原则，开始将书稿陆续发给校对老师进行初二连校。校对是商务印书馆商易华公司帮忙安排的，刘威老师给予了特别多的支持，即便是在不能全天到岗时期，也一直没有影响工作的进度和交接。

因为书稿有八册体量太大，所以编辑、校对、作者看校样是同时滚动再进行合龙。所以工作日志上记的经常是这一册给了谁、那一册给了谁。初审的时候我核查了一些引文和文献，发现之前不少引文都有错讹，有些参考文献可能不准确，所以决定全部核查引文和参考文献。这两项工作费时较多，打算把它作为专项工作，穿插在审稿加工之间进行。

一生学术成果的总结先生视《文集》的出版如生命

看过第一遍校样后，孙先生约我去取稿。这套书的重点是图片，孙先生认为图片普遍被缩小了，他在校样上逐一标出了需要放大到的尺寸，使后续的排版和校对都有了明确的标准。同时孙先生提出改后希望再看一遍校样。

10月份，按新的图片要求排版、老师改好后，我请刘威老师帮忙陆续安排三校。由于图片改动较大，所以三校相当于全部重新校对。三校完成时，引文和文献的全面覆核也基本结束。合龙之后，我把校样陆续给孙先生送去。

那是去年11、12月间，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虽然孙先生跟老伴一直没有中招，但他家附近险情不断。有段时间，他不敢让我过去，我也怕给二老带去病毒，但这些始终耐不过他想早点看到校样的心情。终于有一天，我们通了三遍电话，下了很大决心，确定由我把一批校样送到楼下，然后他们自己搬到楼上去。四册八本呢！在犹犹豫豫中，我把校样送到他家楼下，他跟师母带着买菜的小车，早早等在楼下，让我放下校样赶紧离开。

我拗不过，只好远远看着他们一本本放进小车，吃力地抬上台阶，内心实在是非常地不忍。

孙先生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再一次从头到尾通读了八册的校样，纠正了有些误改。

稿子在我手上加工、在校对手上校对时，孙先生也并没有闲着，总是反复重读书稿，发现问题就再次修改。即使看过两遍校样后，孙先生有时还让我把稿子送过去，比如说有一个问题他认为说得有点含糊，要改得表述更清晰一些。

对于书中的标点、用字等，孙先生有着自己的坚持。在不违背出版规范的原则下，我基本尊重孙先生意愿，并作了全书统一。有时为了某个特定的问题，孙先生会多次强调。比如意为马额上的装饰物的“钅昜（yáng）”字，孙先生就坚决不同意简化为“钖”。

到今年3月底，书稿的整体工作进入尾声。在三校样陆续改回的时候，孙先生又来电话，希望再看一遍校样。于是，我又陆续把改好的校样送到家里。其实这段时间孙先生几次偶有小疾，身体并不是太好，我几次跟他说不要太辛苦，最后这一遍校样其实不会有太多问题，但孙先生非常坚持，我只好遵命送过去。

4月底孙先生打来电话，约我过去取稿，说他看完了。

《文集》校样孙先生看过三遍，这对于一位九十几岁的老者来说实为不易。但孙先生唯恐留下一丝遗憾。他珍视《文集》的出版，觉得这是他一生学术成果的总结，他视之如生命一般。

孙机先生与张光直在意大利

先生遽归道山、林霭远游让人无比怀念

因为《文集》所收文章发表历时四五十年，各篇体例并不一致，《文集》的编辑加工过程中，除做了体例统一等工作外，还对所有引文进行了核对，对所有参考文献进行了覆核，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孙先生在看完加工过的校样后，几次对我说，这工作完全超出了编辑对待书稿的态度。

《文集》最后附有先生的主要诗作存稿（定名《遇安诗存》），以及主要获奖情况，这是先生一生的总结，并请扬之水老师为《文集》撰写了跋文，长达万字。这篇跋文对孙先生的学术进行了非常精到的总结，对于读者全面了解孙先生的学术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且扬之水老师文笔简洁精炼、语言丰富美妙，无疑是对《文集》的锦上添花。

孙先生的研究以文献与文物相结合见长——即是以某件文物的来龙去脉为切入点，在文献中找到相应记载，以相互印证，从而论证当时的制度背景、历史状况、生活型态等。

读孙先生的书稿，最大的感受是每一篇文章都特别扎实、论说有据。我建议读者，读孙先生的书不需要一次性吞下去。这是一座丰富的宝藏，需要慢慢品、仔细读。况且书中每一篇都是独立成篇的，随意翻开一篇都可以读得进去。读孙先生书稿是会“上瘾”的，我经常会带一些书稿回家，其实不是为了赶进度加班，就是单纯地想有空的时候拿起来看上几页，那是一种享受，也总会有所收获。

对于一个编辑而言，加工这个书稿已经不只是工作，它更激发了我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兴趣。在编辑加工这八册书稿的过程中，我的收获远远大于工作带给我的。有时读着读着，我会觉得这篇是一个短视频的绝佳脚本，我会设想镜头从哪里切入、如何转换，如何换个角度呈现，又如何给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文字和叙述节奏感的超强把握，是孙先生对这个问题反复思考、烂熟于胸，所以才能娓娓道来。

八卷本《孙机文集》，在我看来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百科全书。很难想象一个学者用毕生的精力，从汉代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开始，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各个领域，包括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车马、青铜器漆器等等诸多方面都做了研究，且深入浅出，抽丝剥茧，逻辑严谨。这套《文集》无疑会成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领域的一座丰碑。

先生遽归道山、林霭远游，让人无比怀念。但生前完成手定八卷本《文集》校样，也算了无遗憾。先生的学问风尚，会随《文集》流布久远。

深切怀念孙机先生！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