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智力工作者必须在不同于以往的制度下工作。这种制度以精细得多的方式将智力工作者安插到榨取其成果价值的流程当中。一个人就算有心当萨特或波伏娃，他或她也是做不到的。
顺着这个例子再讲两句：当时，萨特和波伏娃靠笔和打字机是能养活自己的。当时存在着以大规模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当时的高等教育在迅速扩张，为他们的书提供了读者。还有一点不能忘记：他们是精英教育制度培育的产物，在他们受教育的国家，精英教育仍然拥有崇高声誉和地位的光环。当然，以上只是一个粗略介绍，但我的基本观点是：在当代，智力工作面临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境况。当代知识分子几乎不可能靠写具有智识挑战性的书养活自己，而要有一份全职工作才行，通常是在大学里。
大学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大学不再是一种培养有能力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人才的特殊机构，反而越来越像一门生意。学术工作必须在管理制度下进行，而学术管理制度正是其他智力劳动管理制度的衍生品。学术工作愈发定量化和层级化。不少岗位转向了临时工。在一些情况下，校方似乎有一种想象：就算抛弃思考历史、社会或政治事件的传统学科，大学也能运转无碍。
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是有原因的，而且不都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认为当今学术界的问题在于“黑话”太多的诸君，不妨去看看财经杂志。试问：可曾有一种语言比财经杂志的语言包含更多毫无依据、凭空编造、语意含混的词汇？但是，让我们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叙事放下，来思考一下一般知识分子。我这里说的一般知识分子，不同于马克思所表述的“一般智力”，尽管两者可能存在联系。在我这里，一般知识分子指的是主要从事学术工作且取得相当成就，并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更具普遍性的问题的人。
一方面，他们是一般智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以思考、发言、写作为生，他们的成果被商品化和贩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一般知识分子，因为他们试图在甚至将他们也纳入其中的商品化体系之内，找到写作、思考乃至行动的方式来反对这套体系。他们试图探讨一般境况，当代的许多人都发现自己处于该境况中。而且，他们会运用自己受过的教育、自身的才能和原创力来这么做。
本书选取了二十一位这样的一般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学者，但领域各不相同。当我们探讨如何面对难解的当代境况的某个部分时，值得一读的作品并非只有这些。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当代的境况是相当暗淡的。除非你是那一小撮—所谓的“百分之一”—手中财富迅猛增长的人，否则生活看起来或许就是一派瓦解的景象。商品化高歌猛进的主要结果似乎是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双重毁灭。
因此本书接下来要导读的一般知识分子是我认为已经在上述事物的思考上取得一些进展的。但在我看来，如果一般知识分子的工作前提是，他们只是那一般智力的组成部分，唯一的功能是让商品化继续，让利润涌流，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损毁他们的工作，限制他们把握一般境况的能力。
因此，本书提供的评述是欣赏性的，不过是批判性的欣赏。
……
尽管我在开篇为当今知识分子的成果做了辩护，反对“公知衰落”的轻率叙事，但我必须要说，严重依赖高校的支持对一般知识分子的事业确实造成了损害。一般知识分子受教育时要掌握一门学科知识，这或许是好事。但是，学科之间的界线有随意性，当代境况的许多方面都要求打破学科框架的桎梏。
熟悉和引用权威或许是一件好事，但矛盾的是，马克思一流的人物之所以成为权威，正在于他们能够打破同时代的旧权威，开辟出一个思维与行动的新问题域。我要在此指出，本书的不少内容与当代社会运动与斗争场合存在微弱的、遥远的联系。这是智识层面的严谨、力量、融贯与直指当下问题的能力两方面权衡的结果。在一种比较微妙的意义上，目前的劳动分工更加严格了，令一般知识分子失去了与其他类型的劳动，乃至其他智力劳动，甚至同一所大学内其他人的活动（比如自然科学、工程、设计）之间的接触。
本书首先会批判目前对一般智力的公认看法，也就是前面讲的马克思的观点；之后会批判性地介绍一系列具体的一般知识分子，读者可自行选择阅读顺序。开篇两章对马克思的观点给出了富有想象力的解读：文德林论生产方式，柄谷行人论交换模式。接着是意大利和法国工人主义与自主论思想家：维尔诺、布唐、拉扎拉托和贝拉迪。之后分别是英美文化研究学者麦克罗比和吉尔罗伊、精神分析学者齐泽克与迪恩、政治理论家墨菲、布朗和巴特勒。然后是两位独特的身体政治学者东浩纪和普雷西亚多、媒体理论家全喜卿和加洛韦、思辨实在论研究者莫顿和梅亚苏，最后是斯唐热和哈拉维的科学研究。
当然，这里肯定会有一些重要议题尚未被囊括。比如吉尔罗伊所说的“过发达世界”（overdeveloped world）理论，尽管该领域在多个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有人研究。种族、性别、性议题在书中虽有提及，但并未独立成篇，而是放在政治研究、媒体研究等语境下加以讨论。我在这里要强调：一般并不意味着无所不包。
这些一般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做中层理论：既不是纯哲学，也不是案例研究，而是两者之间的东西。尽管他们将概念应用于当下境况的做法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他们或许还是有些囿于传统意义上的阐释。因此，我希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他们自己的批判策略来发现他们的局限性。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