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两地艺术家河上对话 “京杭风韵”运河雅集起航

劳动催生的“离骚”。战国诗人屈原的《离骚》表现出“哀民生之多艰”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运河上的艄公号子，就是船民与挑河筑堤的河工们，从生命深处呼唤出的“离骚”。

自大运河开通后，年年岁岁的河道治理与疏浚相伴而生——挑河、抬土、筑堤、下桩、打夯等，都是重体力活，河工们为了消除疲劳、焕发精神，便不由而然喊唱出或粗犷简朴、或高亢雄劲的号子；运河上的纤夫、船民们，在漫长、单调、苦闷的长途跋涉中，从内心深处呼唤出触景生情、迎难而上的劳动号子……因地域、方言等差异，形成了河工、纤夫、船工等不同类别，以唱、吆、喊、打、叫、吼等不同称谓的英勇无畏、劳动快乐、笑对人生的劳动号子。

这些号子，产生于运河、激荡于劳动人民的心间、流传流行于元明清以来的不同时代，多数号子成为民间争相传唱的经典，被大众接受并流传至今。通州就流传下了“闯船号子”“拉纤号子”等十多种，被收入《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并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的“抬土歌”“船工号子”“拉粮号子”等数十种，至今还广受大家喜爱。

别开生面的戏曲。大运河的逐步兴盛，开戏曲、曲艺艺术之新景。杂剧在大运河的北端元大都发展，歌舞演唱在大运河的南端杭州兴盛。随之，两地的民间艺人、戏曲、曲艺等也随大运河渐渐相互交织，历经明清愈发兴旺，逐渐形成了南北戏曲、曲艺杂会，空前繁荣的景象，并逐渐诞生出国粹京剧——元末杂剧南下成为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明清昆曲沿大运河北上、“四大徽班进京”形成京剧，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里程碑。

据史料记载，元代大批杂剧作家如“过江之鲫”，如关汉卿、马致远等纷纷南下、“入乡随俗”，创作出一批南戏，并融合催化出一批地方新的剧种，如流传至今的淮扬剧等。

“忽听鼓声敲八角，游人争爱本京腔”。这首清人张微桢创作的诗，就描写了诞生于清北京八旗子弟创作的打击乐器“八旗鼓”南传山东、江苏后的盛景。“八旗鼓”传到南方后，各地又融入了地方的戏剧、山歌、渔谣等独具特色的曲艺形式，演变出各自的曲艺，如徐州的“丁丁腔”、聊城的“石榴花”“倒推船”等等。

南北曲艺通过大运河交流，把北京的相声、八旗鼓，山东的大鼓、评书，江苏的徐州琴书、扬州评话、苏州评弹，浙江的滩簧、平词、评话，以及豫、皖等地的曲艺小调相融，成为中国曲艺发展的纽带。

民俗演绎流万家。大运河跨越燕赵、齐鲁、荆楚、吴越等不同地域和风俗习惯，人们在运河的流动中四方杂处、耳濡目染、相互碰撞，迸发出多姿多彩的以水为主的民俗。

中国人最讲究节庆，大运河上依河而居的人们，把传统的节日赋予了水的习性，使其魅力无穷。如元宵节的舞龙灯，运河与陆地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通州象征着“水”的蓝色双龙；微山湖的龙灯分载于多只船上，穿桥过闸等；端午节的赛龙舟，淮安有“丢标”“抢标”“捞标”等环节，煞是热闹。

“开槽节”是大运河上独有的节日。每年农历四月十五这一天，在通州码头，数以百计的官商船依次停泊在码头上，码头两岸的商户、小贩、脚夫、车夫、搬运工等人山人海，仪式上的“万头鞭”响彻云霄，紧随其后，高跷、舞狮、中幡、旱船、竹马等表演十分热闹，最后在给河神敬香的高潮中落幕，已成每年运河上最隆重的节庆。

在琳琅满目的习俗中，南北的语言、生活、生产、交易等习俗，也在长期的运河流动中互取长短、互补优劣，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缘水而居的文明风尚。

流光溢彩运河美。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描绘东京汴河两岸一处的运河市井风情图。图中的城廓、市肆、桥梁、街道，以及街中的居民、行人、舟车等等，场面宏大、市场繁荣、市民熙熙攘攘，从中可见运河的兴盛。俗话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一幅画足以展示出运河盛景的全貌。清代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令当年苏州运河上的近400艘船只篙动橹摇、帆樯满河；船上，要么满载大米、棉花、柴草、瓷器、酒，要么满载游人品酒论茶、抚琴歌舞；岸上，店铺鳞次栉比、百货充盈的景象跃然纸上。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64回提到的“小花枝巷”，就位于通州张家湾，以及32回的“兴隆街”、57回的“鼓楼西大街”等都透视出大运河的兴盛。与此同时，另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都诞生于大运河地区，其成书背景、内容莫不与运河密切相关。

大运河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当前，北京作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首都，传承好大运河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职责使命。

文/楚建锋（教师、杂文家）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