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以来，作家乔叶的新作《宝水》登上多个文学好书榜，受到读者青睐。作为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70后作家，乔叶此次落笔生根在新山乡，与新时代同频共振，展现了中国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也唤醒了无数人心里那份丰饶细腻的情感。
新年之际，乔叶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聊了聊她写作的那些事。她坦言，迄今为止，《宝水》是她写作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除了写作前的资料梳理、驻村体察；写作时的感性沉浸、理性自审，以及初稿后的调整、精修……一个根本性缘由在于：这个既虚且实的宝水是一个当下的村庄。虽然写作历经甘苦，但在乔叶看来，《宝水》是岁月、生活和家乡赐予她的一份大礼，“而我能作为回礼的，只有以文学为掌，捧献出一颗赤子之心”。
那些村民在现代转型中的各种摇摆、变形、纠结，很微妙也很丰富
北青报：长篇小说《宝水》写的是当下山乡的新变化新故事，创作缘起是什么？
乔叶：起初写的时候，我其实都是被很朴素的东西触动，还有一个很久远的缘起：我打小在乡村长大，14岁开始读师范学校之后离开乡村，后来又回到乡村教了几年书。虽然之后我离乡村越来越远，但其实童年生活对我的影响非常长远，到现在我也还是有乡村情结。
写这本书，一个最直接的触动，是2014年我去河南信阳的一个村子参加活动，这个村叫郝堂，是国家住建部第一批上榜公布的美丽宜居乡村。那时候我远离乡村很久了，在郝堂看到好多村民一边种水稻、干农活，维持着农耕生活，但同时也开始做生意，开民宿、开饭店，接待各方游客。而且这个郝堂村山清水秀，跟我老家豫北的平原农村差异性非常大，我马上被那种异质化的东西所吸引，特别是那些村民在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摇摆、转型、纠结，很微妙也很丰富，非常触动我。
我还听乡镇干部聊了很多，他们原来是管理型的村干部、乡干部，也要进行新的服务型思维转换，比如怎样进行乡村形象打造，怎样应对舆论战等等，对他们来说都是具体个案和工作难点。我当时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把与时俱进都落实在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中，既要打通跟外面的渠道，也要有他们自己的节奏，对他们来说确实挣到钱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受到各种挑战、各种折磨。这些看上去鸡零狗碎的事，涉及情感问题、伦理问题等，他们固守一些伦理传统同时又不断地和商业化的现代思潮所碰撞的状态，非常吸引我去记录下来。
北青报：收集素材会有个相当长的积累过程吧，你具体的写作方法是怎样的？
乔叶：对于这次写作来说，一方面我通过纸上资料的途径去做案头准备，比如我读了很多像“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温铁军，以及长期从事农村调研的专家贺雪峰等人的著作，还收集了其他学者和大学生做田野调查的资料，里面涵盖了这些年来的农村妇女、彩礼等一系列专题研究。我还订了很多公众号，比如乡镇类、支教类的，我都会看。这些阅读可能在我的小说里一个字也用不着，但是我要了解这些大的背景。
另一方面，我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比较管用的还是笨方法，就是不断地“跑村”，实地到村子里去走去看。这些年凡是有乡村的采风活动我都去，这样能看到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大面儿。同时，近几年来我一直深度跟踪着三个村子，我每年都会在那住一段时间。疫情之后我和村民保持微信联系，打语音、通视频，这种不间断的联系也很重要。
经过8年观察下来，最起码我自己看到的东西是可信的，也是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我觉得村民在这种变化之中要面对很多新的考验，这些东西也都非常有趣。比如大家都种菜，以前你薅我地里一把菜，我薅你地里一把菜都没关系，但后来做生意，一把菜炒一下装盘能卖20块钱，这个对他们的刺激一开始是非常大的，那种传统的以物易物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带来很微妙很可爱的心理。比如说我家住在偏僻地段，种的菜很多。我要卖菜的话，我是要卖给村里的熟人还是要卖到镇上去？比如我家开客栈客源多，住不下的客人我介绍给关系好的邻居时，是要提成还是按照以前的信任关系不要提成下次互相介绍客人？我还写了很多游客，比如他们在城市会有很明显的规则意识，但到了乡村一放松就模糊掉了一些规则意识。但村民这个时候的规则意识又清晰起来了，这些心理、矛盾也很有意思。
北青报：你深度跟踪的三个乡村是怎样选点的，后来写作过程顺畅吗？
乔叶：我选了三个乡村其实是没办法，因为2014年我到信阳郝堂村看过之后，就完全以一个游客的心态写了一些散文。差不多准备了两年资料之后我想写小说，但开始动笔时是失败的，虽然也写了几十万字，但有效的非常少。我发现以游客心态完全写不了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特别考验对世道人心的洞察，特别需要深入肌理地去了解社会规则、人情世态。但我到了郝堂那边真的就是个外人，人情世故每一点我都觉得陌生，写的时候一口气贯通不下来，这一点很要命。
我就想我最熟悉的地方当然是我的老家，就尝试回到焦作豫北的乡村体察。结果进入老家之后，我马上如鱼得水。我发现人情世故其实是很牢固的一条线，我小时候在这长大，很容易进入到生活的肌理内部，就觉得写这个长篇的一口气突然就通了。
经历了这个转换，严格算我应该是从2015年动笔。那时候我老家也在开展乡村旅游，我在信阳那边了解到的新变化在老家依然是同形态的，那边已经观察了几年，我就继续观察。所以最终我是以三个村子——豫南的郝堂村，老家豫北的两个村子：一个大南坡村，一个一斗水村，把这三个村子作为了深度观察的点，不断调整寻找有效的东西。
写作的时候态度要老实，诚实面对就行了
北青报：花费8年时间贴近新山乡一定会有不少切身的体会，通过小说中的“我”这个第一视角的人物，也表达出了你的一些思考吧？
乔叶：是的。这个小说通篇是通过“我”来叙述的，这个主人公作为主要的一条线，牵连起我想表达的当下乡村发生的各种变化和思考。小说里的“我”是一个因为患病提早退休的女记者，我觉得记者身份本身有文化性，又有一定的社会性，所以就设定了这样一个人物角色，小说里面她的一些乡村生活经验是跟我自己同步的。
这个“我”叫青萍，是70后，从小在老家跟着奶奶长大，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奶奶特别要强，经常给她爸爸派任务，她爸爸也很孝顺，因此她父母在省城生活的负担很重。后来村里面有个小年轻结婚，要借婚车，她爸爸从城里借了一辆红色小轿车给他迎亲。结果在回村送车的路上出车祸去世了。青萍这时候已经在省城生活，本来就对老家越来越生厌，因为这件事就更加痛恨老家，也开始怨恨奶奶，从此很少回村。后来这个村拆迁了，她长大后没有老家可回，过去的恩怨再加上生活的变故，落下很重的心理顽疾，老是失眠。在宝水村住了一年以后，童年很多不理解的事情得到了理解，她也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得到了自我疗愈。
北青报：《宝水》里的人物非常多，且个性鲜明。你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是否都有原型？
乔叶：我确实好喜欢《宝水》里的人物，因为都是生活中我采访过的，把很多原型人物集合到一个人身上。比如大家都蛮喜欢的一个人物叫九奶奶，她是个接生婆，活了九十多岁，经历了各种运动、战争、灾难，她过得很苦，但是她特别宽容善良，一辈子坚守着美好朴素的德行，又从生活经验中修炼出很多智慧。在宝水村，她是像地母一样存在的老人家。我觉得九奶奶这样的老祖母像宝水村的镜子一样，是乡村文明很精华的一部分，是我们永远可以在精神上依靠的老人家。
还有主人公的男朋友老原，是个游子型的代表人物。老原其实家底很不错，他的爷爷因为在早期的某次运动中去世，让他和他的父辈都对乡村怀有一种怨念。老原成年后出门做生意，挣了很多钱，一直不太认同自己的乡村根基。但因为宝水村的老宅还在，祖坟还在，人到中年后老原又回到宝水村投资民宿，最终他也慢慢回归了乡村，和家族的仇怨也达到了一种和解。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其中一个叫大英的人物，她是村支书。实际上大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有挑战的人物塑造，她身上有生活的韧性，有着丰富的性格。她很能干，同时脾气又很暴，很会骂人，动不动还上手，但也很会机敏斡旋，是很强悍的一个女人。大英的女儿娇娇二十多岁出去打工受到伤害，得了癔病，她丈夫修路的时候腿又被砸瘸了，所以大英的理想就是能守着家门口过好日子。宝水村旅游刚发展起来，第一次堵车时，大英幸福得都掉泪了。这时候她特别欣慰，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
还有乡建专家孟胡子，他是专业搞乡村设计的，这个人又懂农民又懂政策，在各个层面游刃有余，特别有趣。孟胡子在宝水村住了三年，和女主人公、老原都属于村里的外人，同时又都被村民认为是文化人。我是想把宝水作为一个舞台，各色人等纷纷上场，有固定的人物，同时又有流水般的角色，不断地上来下去，能够比较宽地写出当下乡村的面儿。
北青报：写当下发生的事，你有什么比较独特的表现手法？
乔叶：我不给自己预设，也不想着什么宏大概念。我就是尽量诚实地去倾听，朴素地去写。我觉得写作的时候态度要老实，诚实面对就行了。我就是先跑村，真的到实地去看，这些生活中发生的事包含有非常丰富的信息，很诚实地倾听、记录，筛选我所用的，设计出时间结构、情感结构、心理结构等几个层面，把它写出来。可能我态度还可以，或者我水平也不是很差，最终呈现出来这个小说，读者反馈都还是很有共感力，比如多少年回不去老家的人，看完也会触动他们的情感。
我觉得写作最要紧的还是要写情感，这是能触动心灵的东西。文学它很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于文字有一种感情的力量，如果说有野心，我希望能写到很多人内心的乡村，触发他们的情感共鸣。
我在乡村长大，对这种底层的民间力量特别敏感
北青报：这个小说在篇目结构上采用了冬春－季节的循环，感觉串联得简洁而清新。
乔叶：这个小说本身的结构有时间结构、心理结构、故事结构、地理结构等，但当时目录只能选一个主结构，我就把最有意思的季节结构放到章节设计上。之所以拎出季节结构，是因为我想写乡村的一年，而这一年如同一个切面，我希望切出的这一面够大、够准、够丰富。我尝试了12个月，也尝试了二十四节气，最后还是决定用四季结构，因为小说是从过完年开始写，到马上过年结束，比如开篇写的《落灯》，民间讲究的是正月十五、十六闹花灯，正月十七这天开始要落花灯、吃落灯面。最后一章写《点灯》，民间也有讲究，大年三十那天要去上坟，要请祖宗回家过年，叫点灯。从《落灯》写到《点灯》，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除了季节交替，整个小说也是首尾呼应。而且我发现在山里住的时候，对这种季节的自然性感受极其强烈，就会觉得人特别小，山村也特别小，山特别大。我在里面也写了很多植物、庄稼，这些都对应季节、对自然的呼应。
北青报：《宝水》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光看名字很难想到写的是山村变化，这个名字挺上口，又有种意境。
乔叶：宝水这个村子是我虚构的，但它又是实的。我当时跟踪的三个村子其中有个村子里有一眼泉叫一斗水泉，那个村子就叫一斗水村，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后来就把小说里那个泉想象成元宝形，改作宝水泉，村子就叫宝水村。
书名《宝水》，一个是我觉得宝水村有宝水泉，是有真实具象可依。同时，小说的主体还是村庄，是村庄里的农民。我觉得水象征着特别宝贵的民间力量，就像宝水村民为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可以爆发出很多智慧和努力，很像山间的泉水，可能特别细小，但是汇聚起来就能成江成河。
小说中我写到一个荆编手艺人，后来没人买了，这个手艺渐渐没落。就是因为村里发展旅游，这个手艺又派上了用场，变成工艺品，他就又很来劲地做这个事。我也喜欢像大英那样，守在自己家门口挣钱过日子的状态。我们老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其实就是人民，宝水村里就是有一种很宝贵的民间力量。
北青报：感觉你的写作很接地气，热闹之中总有一股向上的奔头。
乔叶：可能还是因为我在乡村长大，我在底层民间，所以对这种力量特别敏感。尤其是我现在从北京回老家，会觉得这种感受力更敏感。前辈李佩甫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你要知道你是个柴火妞儿。最早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很不服气，后来我觉得他说得太对了，我就是一个柴火妞儿，我就是能从这种特别朴素的民间生活中，感性地看到他们的好，然后从中汲取力量和营养，在这部小说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充分的领略和使用。
北青报：《宝水》这部长篇贯穿有一种挺强的故乡意识，对你而言，是否也对故乡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乔叶：从这点来说，《宝水》是我的回归之作。我以前不觉得自己有故乡意识，那时候老觉得我写东西要很洋气，最好让人看不出来我是河南的、我是乡村的。现在我发现，其实以前的这种叛逆心理最强烈的时候恰恰是我自己乡村气息最足的时候，因为这种深度的纠缠，一开始是想剥离；但也是因为深度的纠缠，其实是剥离不掉。
近些年来，我越来越有故乡意识。比如回到老家，虽然大家仍然觉得我像客人一样回去，但我很快就能找到认同感，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我觉得这种认同感就像一种精神血缘，这种情感是命里带的。
好多东西需要有大时间的概念，而不要去急着做出判断
北青报：在小说里你使用了不少方言，很多读者反馈读起来蛮有趣。
乔叶：为了写这个小说，我收集了很多关于方言、民俗的资料，还专门把我老家的方言做了一下研究，我发现我老家的方言真的是特别可爱。写的时候我也做了筛选，提取一些看起来有点生，但读起来不会有隔膜，同时又有一定生活气息的方言。这些话都不难懂，读起来还很有意思，不光老家人看了很喜欢，老家外的读者似乎都还蛮喜欢这个方言，说好像重新认识了河南方言，觉得那么活泼，还很有力量。
北青报：有点打破了对河南话的刻板印象，比如并不是一说河南话就是“这个中”。
乔叶：对，是这样。从方言里能看到中原还是有很古老的文化底蕴，很美，也很有趣。比如我们老家说特别好，叫“很卓”。再举例子，我们那说扯闲话，叫“扯云话”，我觉得这个特别美，扯闲话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真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样飘来飘去。我们说特别紧要的时候，说“锦囊三关”，意思是要到了需要打开锦囊看计谋做决定的关键时刻。还有比如说这个人长得很漂亮，说“昭模施样”，意思是长得像昭君和西施一样美。
北青报：对你来说，到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在心态上会有哪些变化？
乔叶：我不太有年龄的危机感，总觉得都是最好的时候。当然年轻更好，但人也不可能年轻了。人到中年，有人说是“前没村后没店”，要我说是“前有村后有店”，就是既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前边也不是马上就是下坡路，就觉得也还不错。而且我对物质方面很容易满足，精神方面觉得自己还很爱学习，各种事情都感到挺有意思，就觉得很幸福了。
就写作而言，我不会写特别即时性的东西，我觉得好多东西是需要有大时间的概念，而不要去急着做出判断。
北青报：新的一年，接下来会有哪些新的写作计划？
乔叶：2022年写成《宝水》，这算是完成了一个大活儿。因为之前做的准备比较充分，余了好多边角料都还没用到，接下来就还想写点中短篇。来北京生活后，我明显体会到北京的文学资源非常丰厚，大家探讨文学的深度和广度与我在地方上很不一样，比如我以前对素材的处理可能只会从A面看，但现在我可能就会知道从B面、C面来看，这种文学的营养很丰富，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种吸收、滋养，所以接下来也要继续学习。
供图/乔叶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