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走势呈现“稳—贬—稳”的格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年初的6.37附近，贬值至12月下旬的6.97附近，累计贬值约8.6%，为近年来最大年度跌幅。同时期美元指数上涨约8.7%，略大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表明强势美元是人民币贬值的重要因素。

同时期人民币对欧元、英镑、日元分别贬值2.8%、升值2.7%和6.2%，人民币CFETS指数由上年末的102.47，下降至12月下旬的98.54，累计贬值3.8%。

综合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面考虑，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逐步趋近长期合理区间的走势。

2022年回顾：“稳—贬—稳”

2022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走势呈现“稳—贬—稳”的格局。回顾2022年全年，人民币汇率走势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年初至3月上旬，人民币汇率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美元强、人民币更强”的走势逻辑。在同期美元指数升值3.3%的情况下，人民币依然对美元升值0.9%，CFETS指数更是上涨了4.2%。此阶段，一方面新冠疫情引发全球确诊病例高峰，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引爆全球避险情绪，中国由于疫情防控成效显著以及远离国际地缘政治危机中心，使人民币获得了一定避险属性。

第二阶段为3月中旬至11月初，人民币汇率出现近年来较为少见的两波急贬。同时期美元指数由98附近狂升至112，升幅达13.9%，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6.31一路至7.32附近，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幅度达13.8%，人民币CFETS指数也贬值了6.5%。其中，4月至5月的第一波急贬源自三大因素：一是国内局部疫情散发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及资本流动的看空情绪；二是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三是前期人民币过度强势积累了较强的补贬需要。

5月至8月，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态度转向鸽派以及疫情缓解，人民币汇率回归平稳。但8月中旬至11月初，人民币开启第二波急贬，同样源自三大因素，一是美国通胀连超预期，美联储表现强势鹰派，加息进程提速并开始缩表；二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出现了包括美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和美国限制我芯片产业发展等事件；三是中国疫情出现反复。为有效引导市场预期，央行在该阶段多次采用汇率预期引导工具，包括两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上调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率和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等。

第三阶段为11月初至12月下旬，人民币汇率对美元转强，对一篮子货币也逐步企稳。同时期美元指数回落6.3%，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4.7%，但CFETS指数小幅下跌1.3%。此阶段，美国通胀开始回落，衰退风险加大，美联储态度转鸽引发美元回调。同时，我国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出台，各地不断优化防控措施，包括房地产融资在内的一系列稳经济政策措施陆续推出，显著增强了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023年展望：双向波动、温和回升

首先，经济基本面方面，外部衰退风险增加，中国经济修复性复苏。从全球来看，2023年将呈现以经济减速、通胀降温为主要特征的“浅衰退”模式。

IMF在10月的展望报告中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由先前预测的2.9%下调至2.7%，OECD则预计2023年经济增速将增长2.2%，低于2022年的3.1%。

随着美联储连续加息，美国经济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明显降温，虽然整体尚未进入衰退，但长短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倒挂等多项指标已显示中期衰退风险大增。纽约联储预计2023年四季度出现衰退的概率接近40%，从过去的经验看已相当高。

欧洲经济同样面临减速风险，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仍将从供给面冲击实体经济，高通胀带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持续期或长于美国，金融市场条件收紧也将导致阶段性的流动性冲击，预计2023年欧洲多国都将面临陷入衰退的可能。

日本经济有望艰难渡过高输入通胀、贸易条件恶化和日元持续贬值的三重外部严重失衡期，但经济内生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在2022年三季度经济意外收缩后，2023年有望实现微弱增长。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有望保持温和增长，强美元与流动性紧缩的压力将主要集中在上半年。下半年随着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转向，新兴市场流动性压力将整体减弱，但不同类型的国家仍将出现分化，风险主要集中在能源粮食对外依赖度高和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国家。

从中国来看，2023年将开启“修复性复苏”模式，主要动能来自于抑制经济增长因素的消除。

一是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将提振消费与投资信心，经济内生动力逐步恢复。随着防疫政策全面回归“乙类乙管”，2023年开春后疫情因素有望回落，服务业与消费将于二季度逐步复苏，企业投资信心增强。

二是房地产逐步由风险暴露期转向风险收敛期，融资改善与信心恢复将成为主要特征，行业逐步转向健康稳定发展的新阶段，地产对整体经济开始由负面冲击转为中性。

三是外部需求转弱，出口增速恐将保持下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2021和2022年的“以外补内”转变为2023年的“以内补外”，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反弹力度。

四是通胀将保持温和，一方面内需复苏将促使核心通胀均值回归和中枢上移，另一方面输入型通胀压力减轻，则将有利于限制通胀涨幅。

整体看，2023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修复和温和通胀，将有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其次，国际收支面上，经常账户承压，金融账户改善。2023年我国国际收支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格局，经常账户压力与金融账户改善并存，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从经常账户来看，国内外经济周期错位，将导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

一是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将见顶回落。2020年以来我国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历史高点，源于疫情冲击下全球对我国生产能力的依赖加大。2023年全球经济减速必然拖累外需回落，海外产能恢复对我国出口形成替代效应，出口将面临下行压力。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难以继续缩小。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到一定影响，全球海运能力下滑则一度提升了我国国际运输服务的份额，这些都是近年来服务贸易逆差缩小的原因。伴随着防疫政策优化以及经济持续复苏，以上因素将会削弱，服务贸易逆差可能由近两年来的持续缩小转为扩大。

三是国际收入保持稳定。疫情以来我国海外劳务和投资净收入均有所下降，2023年全球流动性与金融条件收紧有望转向，有利于海外资产收益回升，我国接下来劳务收入也有望增加。不过，我国经济复苏后对外投资收益支付也将上升，国际收入项将大体平衡。

从金融与资本账户来看，中美利差倒挂程度缩小，金融项下国际收支有望好转。

一是直接投资顺差有望增加。2022年受疫情影响，我国直接投资顺差规模有所下降，2023年随着中国经济修复性复苏和市场对中国经济信心提升，我国直接投资顺差有望重回扩大趋势。

二是中美利差倒挂将延续2022年四季度以来的收窄趋势。预计美联储大概率在2023年二季度停止加息，且四季度有可能反转为降息，衰退预期下美债长短收益率倒挂，长期收益率已较前期回落。相比之下，随着宽信用下信贷需求恢复，我国利率水平有望由低点小幅回升，中美利差倒挂的修复将促进债券投资逆差好转。同时，中国资本市场估值仍存优势，有望沿着盈利修复与风险偏好回升逻辑演绎，近期部分海外投行接连表示在中期看多我国资本市场，有望带来股权投资净流入增多。

综合经济基本面与国际收支面考虑，预计2023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将呈现双向波动、温和回升、逐步趋近长期合理区间的走势。

人民币汇率均值大概率将回到7以下区间。2022年人民币贬值至7上方持续两个半月，为多项短期利空因素叠加的结果。一方面美元指数罕见强势，达到了近20年高点；另一方面，国内疫情反复，地产风险显现，实体经济疲弱，市场超预期悲观。客观而言，这些超预期利空因素的同时叠加，绝非常态。从历史看，人民币汇率破7属于双向波动的尾部区域而非中枢，回归7以下的长期均衡区间是应有之义。

分季度看，一季度人民币汇率或双向波动明显，并在关键点位继续拉锯。一方面美国通胀仍可能反复，美联储的最后几次加息主要集中在一季度，不排除重回鹰派而抬升美元，美债收益率也存在继续上升可能。而我国疫情防控逐步优化调整，最优政策平衡点仍需探索，冬季天寒与春运扩散等因素或导致感染高峰，影响内需复苏。

二季度人民币汇率或在波动中有所升值，美国加息临近尾声，我国疫情高峰下降，内需不断复苏，在2022年低基数下GDP增速也有望达到年内高点。

三季度人民币汇率或面临上市公司购汇分红、企业海外采购备产、国门放开居民出国旅游留学高峰来临等多重压力，叠加前期美国停止加息利好兑现，汇率可能存在回调压力。

四季度人民币有望重回温和升值趋势，美国经济或显实质性衰退，美联储有望进入降息周期，相比之下，中国经济仍保持复苏动力，将成为支持汇率升值的重要因素。

尽管我们对2023年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了大致推演，但不可否认汇率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俄乌冲突演进、中美关系变化等多种难以预判的外生因素往往引发汇率预期和走势的突变。需要时刻保持对市场的敬畏之心，不在汇率上进行选边和投机。

涉外企业应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可选择合适的外汇避险产品开展汇率避险。金融机构则需要进一步丰富代客外汇产品，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加强自身外汇敞口管理，做好汇率风险预案。

温彬（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应习文（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