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的幼科医学算是萌芽较早的。除上古时期许多名存而实佚的儿科著作外，如今可见的儿科论著可上溯至隋代（581—618）。不过中古时期的幼科与其他科别一样，初具规模而未能脱离巫医色彩，相传巫妨所著的《颅囟经》一书最具代表性。不过《颅囟经》事实上，它特别注意囟门处头骨较软的位置，表明当时医学的经验倾向。

隋唐以来的医学文献，已包含专门的章节讨论小儿健康问题。例如，在7世纪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作者巢元方就设置一节专门论述小儿问题。7世纪的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有《少小婴孺方》两卷，是另一个将小儿问题列在卷首的例子。这两部医学典籍中的幼科内容，一方面涉及新生儿的护理问题，比如断脐、拭口、沐浴、哺乳、衣着等详细内容，另一方面对当时常见的小儿疾病的病因、症候以及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此传统之下，在王焘所作《外台秘要方》四十卷中，也有两卷（八十六门）专谈小儿疾病问题。其后，唐、宋、元三朝（7—14世纪）的主要医家的著作大多涉及幼科，且将其独立列于篇首或篇尾，使其自成单元，以便读者查考，这可以看作幼科走向专业化的一个先声。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医学知识，因作者盛名而广为流传，尤其是孙思邈的《少小婴孺方》两卷，以类似单行本的形式历经唐、宋、元、明，被多方传抄翻印。

不过总体而言，直至唐代末期，幼科由于缺乏生理知识和临床技能而发展受限。当时医书承认对幼童健康问题的治疗能力仅限于“卜寿夭，占生死”。一般而言，对于六岁以下的稚龄儿童的健康，所悉甚少，婴幼儿一旦染上恶疾，医生大多束手无策。

尽管如此，传统医界并未放弃改善幼儿健康的努力。在这一承继上，钱乙的医术和他留下的医学遗产，即三卷本的《小儿药证直诀》，成为业界期待已久的突破口。据刘跂为钱乙所作的传记记载，钱乙出身于钱塘医学世家，他的父亲（很快弃家出走）和养父均以医为业。当时医生本属方技术士之流，一向父子相传，师徒相授。钱乙稍长亦因知书而从医。他成年后因“颅囟方著山东”而声名大噪。也就是说，到11 世纪中叶，中国社会上已有专攻小儿疾病的幼科医生存在，幼科医学发展的客观条件较之前又迈了一步。

钱乙因成功治愈皇族子女的疾病而奉诏入宫，被擢升为太医丞。“自是戚里贵室逮士庶之家顾致无虚日，其论医诸老宿莫能持难。”在这样的赞誉下，钱乙不仅进一步树立了幼科医生的权威，而且幼科这个专业也得到了医界的广泛尊重。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确立了幼科的性质和方向，成为中国幼科尊崇的开山鼻祖。

图： 《小儿药证直诀》封面。此书为钱乙所著，他是第一位以医治幼童为专业的医生。台北“中央”图书馆藏

从钱乙的时代开始，其他关于儿童健康的文献也开始出现。董汲专论痘疹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刘昉所编的《幼幼新书》四十卷（1150），陈文中所著的《小儿痘疹方论》（1214）；以及12 世纪中叶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等都比较有名。这些作品的出版，表明宋代以后幼科日益引起医界重视，幼科医学本身也渐成专业，钱乙及其《小儿药证直诀》对此发展大有裨益。当然，钱乙出身于医学世家，他的医学知识、理论思考和药方的形成都受中国近世之前医学传统的直接影响。他认同传统医家的观点，认为幼科是医界中一个特别困难的领域，在智力和技术上都是一个面临挑战的领域。他希望医界同人能齐心协力，以拓荒精神逐步开辟这片处女地，以期“使幼者免横夭之苦，老者无哭子之悲”。在医理上，钱乙将脏腑学说应用到幼科方面，“五脏证治”理论一直到19 世纪都是中国儿科的指导和基础。他所指出的小儿具有“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特性，被传统幼科奉为圭臬。他发展出来的“面上证”和“目内证”的重视望诊的办法，不同于成人医学中常用的“脉诊”和“问诊”办法，被后世广为应用。

从12 世纪开始，幼科的发展雏形已成。早在钱乙出现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对儿童健康的专业护理的强烈需求。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家庭价值根深蒂固的信仰，可能为救治幼童的普世需求提供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家庭伦理和宗族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使这种对子孙后代身体健康的关注在11—12 世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像钱乙这样的历史性人物，并预示着他“前所未有”的职业成就。也许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背景，使幼科作为医学中的一个分支专业蓬勃发展。幼科的生理理论、病理观察、临床技能、药物发明等，这些“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如果没有这些成就，无论是钱乙还是历代幼科医生都不可能发挥出很大的个人影响力。换言之，这种对儿童普遍“关注”的态度，可以看作近世中国社会对儿童“有利”环境的背景，而不是明显的结果。学术研究和技术发明扩大了这种影响，并在民众中广为传播。

中国儿科的兴起，其意义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早熟。最近的探究只是加强了对宋代儿科医学所处的大历史环境的探寻。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意味着什么？列举几个日期，也许有助于把事情说清楚。就欧洲而言，最早专门讨论与儿童有关的疾病和健康需求的医学论文是在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出现的。在美国殖民地时期，“事实上，直到18 世纪，儿童和婴儿都是妇女的事。医生帮不上什么忙，随同早期定居者的药剂师、理发师、外科医生或其他男性保健人员也帮不上忙”。在小托马斯·科恩（Thomas Cone Jr.）敏锐的观察中，直到19 世纪末医疗实践被分割为不同的专业，儿童疾病从内科医生被转移至儿科医生治疗。线性发展不再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情况不同，但近世中国的幼科的出现和发展值得研究。这样一种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力量是什么？相比之下，在其他地方发生或存在了什么可能阻止了类似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启发性，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科学与医学史，而且有助于对童年和儿童的历史状况进行比较研究。

节选自《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 

来源：贝贝特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