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创新人才者得天下。一直以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都广受全球高等教育界关注。而在不久前，荷兰学者的一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该研究发现，顶级学者大多是“低劣”教师，考虑到一些人才头衔基本凭研究质量获得，因此可以推断：“帽子”越多、越高的教师，教学越差，对学生，特别是对本科生越没有用。

就此，有国内学者也提出，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来说，大学标签和人才“帽子”如果不考虑教学而完全基于科研，对学生来说充其量只是“天边的云彩”。

对此，笔者有些不同看法。

“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概念主要传达的意思是这类人才在其所在的学科、技术领域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由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的本质有所不同，“创新”也相应有差异。

比如，在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按照美国学者库恩的判断，大多数科学家在常规科学范式中都从事着“解难题”的活动，能解决一个难题就是完成了一次小创新；大的创新则与对“反常”的识别有关，也与提出新范式解决“科学危机”有关，后者就是“范式跃迁”类型的重大创新，是颠覆性创新。在技术领域，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观点，技术创新是技术元素重混产生的“自主”进化。

在教育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一般人才培养的教育规律有所不同，因而对于谁是“好教师”进行评价时，我们需要注意这些根本性不同。迄今为止，“钱学森之问”仍是一个真问题。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学生某门课程的最终考试成绩衡量教师的教学水平，从而判断这名教师是否为“好教师”呢？

钱学森在教学过程中曾经对自己的问题有所回答。据他的秘书涂元季回忆，钱学森在中国科技大学的某次考试是一次开卷考试，试题只有两道，第一题是概念题，占30分；第二题70分，几乎难住了所有学生：“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地球，请列方程求解。”

考试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到中午仍无人交卷，中间还有两个学生晕倒被抬出去。考试时间延长了一个下午，大部分学生还是做不出来，导致学生都没有及格。最后，钱学森将分数开平方再乘以10算是最终成绩，及格的实际成绩变为36分。钱学森最后决定，这个五年制班级的学习时间再延长半年。

“此在”是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创造的概念。对于个体而言，他们如果能参与创造的进程，其所“在”之处需要在学科前沿。这意味着即使一个学生智力出众，在数学、物理等方面表现出“超常”能力，如果没有机会到达前沿或不愿到达前沿，他就没有机会参与创造的进程，进而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这同时意味着即使一个学生智力一般，其如果在学科前沿，仍有可能参与创造进程并有所贡献，进而成为真正的拔尖创新人才，如科幻小说《三体》中的罗辑和云天明。

因此，有能力把学生带往前沿就成为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好教师”的最基本特征。教师需要“亲自”参与科研，才能知道前沿到底在哪里。

教师自己在科学前沿的同时，还需要在教学和考试中通过“挑战”教学法把学生也带往前沿。

钱学森考试中所采取的就是“挑战”教学法。他在考试中向所有学生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用这门课程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对钱学森是不是好教师进行评价，很可能就犯了错误。

另外一个“挑战”事例来自1970年菲尔茨奖得主、日本数学家广中平佑。

在一本著作中，广中平佑曾回忆起引导他进入数学领域的老师，也就是他初中老师谷川操。后者在初中的教学和考试中，也采用了“挑战”教学法。

“谷川先生的教学方法，用一句话说就是故意刁难学生……他不是让人死记解题的方法，而是让人掌握解题过程中的思想。所以，他几乎从不给出答案，也不热心教授解题方法。常常是讲到中途就放下粉笔说道：‘这是解题思想，请自己思考。’考试时常常有许多人得零分，平均分数也只30分左右。”

谷川操在教学和考试中向初中学生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用这门课程的学生学习成绩对其是不是好教师进行评价，也很可能犯错误。

另外，我们能不能用学生对一门课程最后的评估情况衡量教师的教学水平，并判断其是否为“好教师”？

钱学森在这次考试中，上午就将两名学生“考晕”，还让整个班级延长了半年才毕业。如果将学生作为“消费者”，让他们对钱学森的“教学服务”进行评估，结果可想而知。

在基础教育阶段，如果有谷川操这样的中学数学老师，大家可以设想家长群中如何评价他、校长如何评价他，其年终绩效如何计算呢？日本的中学为何将谷川操作为好教师？这很可能是我们虽然有170多位奥数金牌获得者，但尚未培养出一位菲尔茨奖获得者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更多钱学森这样在科技前沿的好教师和优秀学者挑战大学生，需要谷川操这样的好教师挑战中学生。

为此，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学者的科研成果有多高，而是反思教育的消费者逻辑，需要在教师评价中重新思考“好教师”的评价标准，为那些科研成绩优秀的教师开展挑战性教学和考试创造制度空间和价值空间。

当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认识到，目前国内在世界科技前沿的学者还不多。在珍惜少数能够挑战学生的前沿学者，并为其创造空间的同时，我们也要让学生有动力继续出国留学，甚至把学生“逼”出去，让学生作为“此在”在前沿接受真正的挑战。

文/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谭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