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的短篇小说集代表作《七声》《戏年》《问米》最近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再版。在新作《燕食记》面世之际，回看这出版于不同时期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可以一窥葛亮的小说创作历程，也不难发现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常”与“奇”这两个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处理这两个面向所最终达成的平衡效果也直接造成了葛亮小说独特的艺术质地。
所谓“常”，主要指葛亮在小说创作中始终坚持的沉静细腻的日常叙事。葛亮在各种访谈及创作谈中，反复提及自己对于“民间”和“人之常情”的看重。他偏爱“来自民间的，十分砥实的东西”，坚信“最动人心魄的，始终是人之常情”。故而，他欣赏带有世俗审美的南方文化，赞赏“家城”南京“砥实”的“过日脚”的生活方式，并被笔记小说中的“民间与细腻”所吸引。 这种艺术趣味与审美倾向自然直接地流泻在小说家的笔端，《七声》《戏年》自不必说，甚至在着力书写大历史、极具传奇性的《朱雀》《北鸢》《燕食记》等长篇中，作家也没有放弃对日常生活精致细腻的描摹。或者，这种“常”本身即是作家理解、进入和再造历史的重要手段。所谓“大时代里有小情绪” 、“以民间辐射庙堂” ，葛亮念兹在兹的正是这种亘久绵长的日常生活和浸润于生活中的人之常情。
所谓“奇”，主要指葛亮在作品中所营造出的传奇色彩。写“奇”亦是葛亮之所长，在初露头角的《谜鸦》中，葛亮便已充分展露出他化寻常为传奇的能力，年轻夫妇的平静生活在一只乌鸦阴差阳错的影响下支离破碎，无常和神秘诡谲的宿命感营造出阴冷之气。在《七声》《戏年》《问米》这三部小说集中，也不乏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作家有意凸显世事的偶然和命运的无常，借助离奇曲折、开合起落的情节给读者带来奇异、奇崛、奇诡的阅读感受。但值得注意的是，葛亮写“奇”的同时，始终有“常”作为底色和坚实的基础；而葛亮所写之“常”，也往往有个“奇”的背景。这样，“奇”则更奇，而“常”则难以以寻常视之。
小说集《七声》与《戏年》可以说是作家写“常”的代表作。两个集子都保持着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与平和的生活气息。另外，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都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作家对此并不讳言，《七声》扉页便申明这些小说是“给毛果及这时代的孩子们”，作家为自己、为时代留声的意图是显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两部小说集中所收录的作品均以毛果为第一人称展开叙事，毛果无疑是作家本人在作品中的化身。借由少年毛果之眼，周遭芸芸众生的悲欢生活图景次第铺展开来，读来真挚动人。也正因为有了毛果这样一个懵懂少年的限制性叙事视角，作家才得以与书写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于是，笔下的故事有了回旋的余地与留白的余韵，时代气息与生活真味也在他平和节制的叙事中氤氲而出。
就这两个集子的作品来看，葛亮极为关注和着力书写的都是些寻常乃至边缘的人物：相濡以沫的年迈老者、来自乡下的童年玩伴、被新潮遗忘的泥塑艺人、身患疾病的打工者、张扬又迷茫的大学生、几经起落的个体户、窝囊而终至一生蹉跎的上访者、无拘留权的港漂少年、电影院美工、影音店单身母亲、自闭症儿童……有了这样的人物谱系，我们或许很容易将葛亮归入底层叙事的序列中，但这样轻便的划分并不适宜。与一般的底层写作相比，葛亮无意渲染苦难，他的小说缺乏直击现实的生猛感和粗粝感，他更看重的是普通人如何去面对苦难与困境，着力书写的是从苦难中生发而出的尊严、韧性与精神人格。所以，作家有意回避了跌宕的高潮和烂俗的煽情，而特意选取传奇的尾声和波澜的终曲，将水落石出和尘埃落定写出了沉静苍凉之感。在作家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琴瑟》中外公外婆如何在苍老与疾病中相扶相守，《泥人尹》中的尹师傅如何独善其身、安贫乐道，《阿霞》中身患精神疾病的阿霞如何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坦率、耿直和正义，《于叔叔传》中的老于又如何厚道……如果说底层叙事所写的是“哀民生之多艰”，葛亮则从这艰辛的声音里听到了“祥和平静的基调”，听到了对生活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坚执的信念” ，这种活着的韧性或许才是葛亮眼中的“民间”之根本。面对来自“民间”的芸芸众生，不论身处怎样艰辛的境地，不管遭受了怎样的摧折，葛亮往往毫不吝惜地赋予他们健康明朗的精神面貌和令人叹服的可贵品质。《洪才》中患肺病的成洪芸、《泥人尹》中患肝癌的尹师傅、《阿霞》中患精神病的阿霞和她残疾的父亲等等都闪烁着可贵的人性光辉。甚至于像《阿德与史蒂夫》中“生活在时光的夹缝里，艰难地成长” 的阿德，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也只是率真单纯，而毫无庸俗恶劣的社会习气。这种对于人的塑造应是受到沈从文的影响，但与沈从文不同的是，葛亮对于“民间”的理解、想象与书写多少带有些书斋和士大夫气。这样的处理应与葛亮立于精英的价值立场和精神情结有关。
如果说《七声》与《戏年》的格调更倾向于静水深流的日常叙事，那么《问米》则因故事的离奇曲折和出人意表而明显具备了传奇色彩。小说集中所收录的作品大都越出毛果视角，尝试通过悬疑小说的形式来探究幽微的人性，意在揭示潜藏于生活表象之下的隐秘与残酷。《问米》也因此表现出与《七声》《戏年》迥然有别的艺术气质。《七声》与《戏年》大体是温暖的，即便写悲剧，给人的也大都是怅然而非悲愤；《问米》则是阴冷的、幽深的、暧昧的，作家聚焦于世间的神秘、病态、畸形与罪恶，生活由此呈现出另一面向，成为布满陷阱与诱惑的黑暗森林。小说集中的《不见》《罐子》《鹌鹑》《龙舟》等篇什均展露出更为奇诡冷峻的艺术特质。但在承认其风格转变之外，我们却也不能忽视葛亮在这些作品中所坚持着的某种一以贯之的写作趣味，那就是对于砥实的日常生活的敏感和精细描摹。其实，《问米》中作家花费大量笔墨书写的，恰恰依然还是日常：《不见》若无骇人的囚禁与凶杀，本是个寻常的中年男女恋爱故事；《罐子》若无神秘的冤魂复仇，也只不过是两个异乡人耽溺于柴米油盐的抱团取暖；《问米》神乎其神的通灵背后，不过是对人之常情的熟稔；《朱鹮》谜团丛生的破案最终指向的只是父亲对儿子最朴素的爱……正如《七声》与《戏年》一样，作家在这里所写的也依然是身边的普通人，“在悬疑的外壳下，表达的，也许仍是那一点儿人之常情” 。
葛亮将凡人和日常写成传奇，又在传奇的书写中一次次验证着日常与人之常情才是生活的基底与本质。张爱玲曾称她所写的《传奇》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将其挪用来概括葛亮的小说创作倒也是恰切的。
作者：李佳贤，男，山西阳城人，1991年生，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