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日，我从鼓楼步行走到北海，沿途看到玉兰初绽，有些游客围在树下拍照，无论疫情怎样肆虐，仍没有影响人们的爱自然之心，心下颇有感慨。
走过银锭桥，看到护栏上岁月的留痕，繁华的后海看不到几位游客，这种安静让人有些落寞。但是北海公园内的游客之多却令我大出意料。静心斋内也满是游客，这里是北海公园内一个独立的院落，创建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其风格模仿的是苏州园林。
进门看到的就是方塘，正房为镜清斋，两侧为环廊。我从右路前行，正厅内不能进入，从窗户向内探头，感觉里面的几块匾都是出自乾隆帝之手，正中摆放的是御座，看来这里是皇帝悠闲处。
转到后园，这里的主体是随形池塘，于此堆满了太湖石，对岸有罨画轩等建筑。但是登上后方假山的回廊，却不准游客入内，只好到右侧去看另一组建筑，在那里看到了抱素书屋，介绍牌说这是皇帝的读书之所。不清楚当年史语所的图书馆是否设于此书屋中？但是这座静心斋的院落却是史语所整理历史资料之处，当年这里一定预备着许多参考工具书。
史语所迁到北京，办公地点便在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
1927年4月17日，国民党第74次会议在南京举行，李煜瀛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决议推举李煜瀛、蔡元培、张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一个月后成立了中研院筹备处，同时推举蔡元培、李煜瀛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同年11月，《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确定该院直属民国政府，同时是民国政府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下设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等14个研究所。
1928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56次会议任命蔡元培为院长。5月，启用印信。同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务会议召开，蔡元培宣告该机构正式成立。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成立，由傅斯年任所长。初期该所分为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三个组，由陈寅恪担任史学组主任，赵元任担任语言组主任，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这三位都是那个时代顶尖的学术名流，同时又是清华五大导师中的三位，傅斯年能把这些人揽入史语所中，足见其气魄，也说明他能力之强。
为了发挥三大导师的重要作用，傅斯年于1929年6月在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统称为一组、二组、三组。后来又增加了人类学组，由留美博士吴定良主持。
原本史语所的地位在中央研究院排得很靠后，傅斯年找来了三大导师，使得该所在声誉上有了很大提高。但那时的史语所只是有了人才家底，尚缺乏相应的研究史料，傅斯年特别强调史语所的研究重点应当放在发掘新材料方面，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称：“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可见他把原始材料的发掘放在第一位，但是从哪里得到更多的史料呢？傅斯年说：“北伐定功，破虏收京之后，这研究所的所在或者一部分在广州，一部分在北京，位置的方便供给我们许多工作进行的方便。”
北京与广州相比，有更多的学校，同时也有更多的原始史料，故傅斯年有了将史语所迁到北京的打算。他能下决心迁所，与他在《旨趣》一文中给出的结语有直接关系：“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9年春，中研院史语所由广州迁到了北京，办公地点在北海公园内的静心斋，正是这个阶段，让史语所得到了数量巨大的明清档案，即俗称的“八千麻袋”事件。经过傅斯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这批极其重要的史料收归到了史语所。岳南在《南渡北归·南渡》中称：“以史语所名义买下并运到北海静心斋供陈寅恪主持的一组整理研究——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史语所‘有此一得，声光顿起’，达到了一鸣惊人，为天下学界所重的奇效。”
跌宕起伏的“八千麻袋”事件
溥仪年幼登基，由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下令内阁大臣去查看清朝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以便给自己的位置找到历史依据。大臣在内阁大库寻找之后，发现里面十分混乱，向载沣报告说里面的无用旧档太多，应当焚毁一部分来减少库存。载沣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从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一开始，派一些人每天从大库中挑选无用旧档，用时一个月挑出了一万六千余捆，堆在大库外的院落中等待焚烧。
大库中原本还收藏有殿试卷，一些朝臣闻讯后，纷纷前去寻找自己的或者名人的考试卷，有人从这些故纸堆中找出了玉牒残页，章梫将此残页影照后分送同好，同时送给了张之洞和荣庆。某天荣庆请张之洞喝午茶，由罗振玉作陪，张之洞问罗振玉大库内为什么会有宋人玉牒？罗告诉他南宋灭亡后，元朝以海运的形式把临安国子监的藏书运到了北京，内阁大库的这些文档有一些就是宋元时期留下来的，有重要史料价值，所以他建议奏请学部，将这些史料拨给即将建起来的京师图书馆保存。
张之洞认为罗振玉的建议很有道理，向朝廷上奏后，随即派曹元忠和刘启瑞两位中书内阁前往整理，罗振玉奉命随同前往。
对于堆在院中准备焚毁的那些史料，罗振玉认为十分有价值，当宝熙等人要执行命令焚毁这些史料时，罗振玉到处呼吁，最终说服张之洞，由张奏报朝廷，将这批档案保护了下来。
张之洞也很明了这批史料的价值，他设法保护下来后，嘱咐参与人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这批史料没有遭到焚毁，主要功劳还是应当记在罗振玉头上，金梁在《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中夸赞他说：“此项库书，为明清二代国故所关，幸得雪堂先生一人之力，初将销毁，夺于火劫；终将造纸，夺于水劫。”
宣统三年（1911），皇帝宣布退位，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藏在学部的这批档案装成八千麻袋堆在了筹备处的敬一亭内。在此期间，已经有些工作人员从麻袋中偷出档案带到外面去卖钱，此事被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胡玉缙看到了，他担心偷盗太多之后，最终那些人为了销赃灭迹会放火烧掉这些史料，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
胡玉缙希望教育部能迁移这些史料，或者销毁无用之废纸。但夏曾佑不赞同胡的建议。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对此写了篇《谈所谓“大内档案”》，他在此文中认为夏曾佑：“他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些档案在敬一亭放了几年后，教育部派鲁迅等人前去查看，此事仍无处理意见。直至1921年博物馆筹备处的某人将这八千麻袋十五万斤的史料，以处理废纸的名义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
转年2月，罗振玉在市面上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内阁大库之物，之后想办法找到了同懋增纸店，与之商议将这批史料买回。纸店老板原本是以四千元买下这批史料，见到罗振玉很重视，便坐地起价，以一万三千元转售给罗。罗立即返回天津，通过筹款将这批档案买了下来。
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 档案全部运往北海静心斋
因为档案数量太大，罗振玉无处堆放，只好借寺庙暂时安置。此后他与王国维一同对毁坏档案进行整理，他们只整理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汇编在《史料丛刊》十册陆续出版。
1925年7月，王国维受清华学生会之邀，做暑期学术演讲，他以《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来讲述内阁大库文献的重要意义，演讲中他将内阁大库文档的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文献等并提，足见他把这批史料看得何等之重。王国维还写过一篇名为《内阁大库书之发见》的文章，简述了发现过程，同时也谈到一个少有人留意的细节：“曹君直舍人言内阁库中，向有库神，作一龟，奉之甚谨，外垂黄幔，无人敢揭视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观之，则一物包裹甚严，开之则猴骨一具，审视之则枯树根也。其物想尚在库中。”
罗振玉听曹元忠说，大库内有一个龟状的库神，神龛前有黄幔布遮盖，以前没人敢揭开黄幔看看库神什么样，但曹元忠揭开黄幔观看，里面有一包裹，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具猴骨，但是再细看发现是由枯树根制作的。这件事令人觉得十分神奇，不知道此物现存于哪里。
因为罗振玉是借钱买下的这批史料，又要租赁存储之地，导致他无力长期保存，日本人听闻此事后，准备以满洲国的名义将其买下。消息传出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等人提出强烈批评，坚决阻止这批史料运出京津。国民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农矿部参事李宗侗等人前去了解细节，罗振玉无奈，只好将这批史料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
然而因为社会动荡，李盛铎也无力保存，想要将其出让。马衡得知后，写信给中山大学的傅斯年，请其想办法买下，但因款项太大，傅斯年认为很难将其拿下。此后又传出燕京大学准备买下这批档案的消息，陈寅恪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傅斯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努力说服各个学术机构，希望能买下这批无价之宝，后来傅斯年来北京办事，陈寅恪见到他时，力主由傅出面，向蔡元培申请拨款，胡适也持这个主张。傅斯年也觉得如果史语所能够买下这批史料，就具有了极大的资源，于是他在1928年9月11日给蔡元培写了封信，请蔡元培想办法以大学院的名义将其买下，然后赠送给中央研究院，之后中研院责成历史语言所来整理。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辞去大学院院长之职，该院事务由杨杏佛负责，傅斯年希望蔡元培找杨杏佛商议此事。蔡元培接信后，认为傅斯年所言在理，立即与杨杏佛协商。之后蔡又发电报给农矿部参事李宗侗和清华的陈寅恪，请他们立即与李盛铎商议收购事宜。此后几经磋商，最终在1929年3月，李盛铎将剩余的七千麻袋售予中研院。
在此期间，陈寅恪也费了很多心血，对此，岳南在《陈寅恪与傅斯年》中称：“内阁档案的交易，是陈寅恪加盟中央研究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和实事。从后世留存的陈傅二人通信看，自1928年至1929年春、夏的一年多时间里，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商讨内阁档案的收购事宜。”
此后，这批史料运到了北京，岳南在此书中写道：“1929年8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
史语所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地位 与傅斯年的能力有直接关系
当年的中研院经过调整后，下设八个研究所，傅斯年负责的史语所排名倒数第二，但经过傅斯年的一番张罗，不仅挖来了人才，还拿到了重要史料，使得史语所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作宾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中谈道：“史语所在研究院创办之初，是排行第七，复员以后，设置新所，到三十七年20周年时，共有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动物、植物、气象、历史语言、社会、医学、工学、心理等13个研究所，他排行是第九，该是一位小弟弟，其实他一向在研究院中被推居老大哥的第一把交椅上。”
史语所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地位，与傅斯年的能力有直接关系。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曾带头赶走过教授。按照罗家伦的回忆，当年章太炎的弟子朱蓬仙在北大讲《文心雕龙》，傅斯年从他的讲义中摘出30多条错误，让全班签名后，将此交给校长蔡元培。蔡不相信学生们能发现这么多错误，担心是某个教授在后面鼓动，于是蔡元培招来该班学生一一考问，同学们担心傅斯年一人担责，于是他们在进门前每人背熟几条。蔡元培考问完毕后没说话，过了一段时间，朱蓬仙就不再教授《文心雕龙》了。
傅斯年对史语所的人要求很严，但对于自己赏识的人，并没有那么苛刻要求。他曾提出不允许兼职，但是陈寅恪和赵元任仍然在清华授课，并不理会所长提出的命令。傅斯年当然舍不得这两个宝贝：“他（傅斯年）不得已，为了请到这两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让一步。说，好！只有你们两位可以在外兼课，别人都不许！”
在买史料方面，傅斯年十分舍得花钱。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王叔岷很想研究《庄子》，那时市面上出现了一部宋本《庄子》，但价格奇贵，要用金条来算，傅斯年真的用金条买下了这部宋版书，之后专供王叔岷阅览，每次在王看完后，傅斯年都会把它锁在保险柜里。
对于那批明清档案，傅斯年当然也很看重，希望尽快从中找出重大发现。但是史料的发掘没有那么快，民国文林在编著的《细说民国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师们》 中写道：“一次，李济与傅斯年在北海静心斋闲谈，说起午门档案整理工作，傅颇感失望。李问他为何有此不满，他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笑问：‘什么叫作重要发现？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傅听罢哈哈大笑，从此再不说这件事了。”
傅斯年对图书的搜集十分重视，明清史料到达史语所北海办公处后，由陈寅恪带领一些人员进行整理，《南渡北归·南渡》中写到陈寅恪时称：“除在清华授课，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人员如徐中舒、劳榦、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
此后，傅斯年与陈寅恪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该会的成员除了傅斯年、陈寅恪外，还有朱希祖和陈垣，该编委会制作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此期间，他们将这些史料边整理边公布。岳南说：“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这些麻袋整理结束之后 所装灰土有120余袋
当时在史语所负责整理史料之人还有李光涛。李光涛出身贫寒，据说他曾在老家安徽九华山落发为僧，寺中一位僧人发现李光涛天资聪颖，便给他讲授明清史，此后这位僧人又向史语所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的徐中舒推荐了李光涛，使得李光涛进入史语所担任临时书记员，同时也成为了最初整理这些档案的人员之一。
经年累积，这些档案上有着厚厚的灰尘，李光涛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灰尘去掉，然后将拉散的文档尽量地缀合在一起。当时档案整理委员会主席陈垣提出了整理八法：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李光涛在《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一文中回忆说：“我们乃是整天的8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片片的字纸都要展开细看的。而且这些字纸都是几百年的旧物，附带的尘土又特别多，每一麻袋或席包倒在地上时，尘土便腾起多高，室内差不多犹如烟雾一般。不说别的，单说这些麻袋在我们整理结束之后，所装的灰土便有120余袋，堆在午门前端门门洞内，每袋灰土最少以100斤计算的话，也就共有1.2万斤之多了。”
李光涛整理这些档案下了很大功夫，为此受到傅斯年的赏识，将其升为助理员，继而任助理研究员，之后成为了编刊会的正式成员。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往四川，傅斯年十分看重史语所的档案及20余万册藏书，他将馆中所藏装了600多个大箱，指定由管理员那廉君护送。五年内，他们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最终将这批书完好地运到了李庄，抗战胜利后又安全地运到了南京。因为这段经历，傅斯年被人戏称为“搬家先生”。
文并供图/韦力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