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油气价格的大涨,主要是两方面因素推动的。一是金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了无底线量化宽松。而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标的物主要是石油,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国际大宗商品和它挂钩,比如天然气和煤炭。毫无疑问,这些美元发出去之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美国的股市、房市暴涨,石油价格应声而上。二是俄乌冲突因素。俄乌冲突冲击供应链并造成对供应和价格恐慌的预期,对油价而言是雪上加霜。正是这两个因素造成了当下国际油气价格高位震荡的基本态势。
这样的态势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认为还是要看这两大动因发生作用之后是什么样的形态。这取决于:第一,价格管制政策能否落地,而且落地的程度如何。第二,以金融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通胀还需要消化多长时间。第三,俄乌冲突局势以及冲突后重构供给需求结构所需要的时间。以天然气为例,欧洲要改变进口结构,不是一夜之间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比如有没有运输液化天然气的专业船只,而造船需要时间。比如加气站一般建设工期是四到五年,更别说要重新修建油气管道。这些都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实现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20世纪70年代的高油价自1973年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现在的条件完全不一样了,但几年的时间还是需要的。假设俄乌冲突能够在年内达到某种战略和战术均衡,再加上之后需要三到五年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战略关系的调整和政策的调整,在此情况下油气价格才会达到具有某种新特征、新格局基础下的均衡。所以,高油价高气价的状态,不是一两年内就能结束的,可能会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此情况下,有人问中国要不要提高战略储备,提高多少?毫无疑问,中国肯定要提高能源战略储备,尤其是油气战略储备的。但我认为战略储备不管提高到多少天,多少个月,都是杯水车薪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重点方向,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可能一个更重要的思路是,要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加快发展交通电动化,这是一个短期、中期的骨干性主导的战略和政策选择。这是一举多得的战略选择,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含义皆在其中。
作者 邹骥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本文据邹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0期)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中新经纬APP)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