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汪曾祺1948年来到北京，从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包括那些动人的散文，他改编的《沙家浜》等经典戏剧都是在北京诞生的。在北京也搬了好几次家。他在北京都住过哪些地方，他住的每个地方和他创作作品有什么联系、有什么故事，这方面因为老头儿自己没有做笔记、写日记的习惯，我们过去也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做过什么认真的记录，所以只能凭印象讲。
首先谈一谈我们家老头儿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他住过七个地方。一个是东单三条29号，当时是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大概从我生下来到1956年，或者再晚一点。第二个是河泊厂13号，他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后搬去的，这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个宿舍。之后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昌胡同8号。还有就是地铁宣武门站旁边，当时有一个四合院，叫国会街5号，那也是新华社的宿舍。从那又搬到甘家口，这就搬得稍微远了一点，原来都在宣武门一带，搬到甘家口，具体门牌号是阜成路南一楼5门9号，那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从1965年底、1966年初，一直住到1983年夏天。然后搬到蒲黄榆9号楼12层1号，有好多作家当年都在那儿见过老头儿。最后一站就是福州馆前街（虎坊桥）4号楼405。
这些都是比较确定的地方。他1948年来北京以后也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没法确切认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比较有把握的，他还住过几个地方，一个是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在故宫午门旁边曾经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午门》，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午门前面的庭院中，看满天的星斗，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话，整个世界都是凉的，只有他这一点是热的。这是他自以为的金句。还有一个地方，我生下来以后，他曾经在北大宿舍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妈妈在北大教书，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曾经和跟她住在一个宿舍的北大老师重逢，然后谈起往事，还知道我的小名，所以证明我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段，老头儿也住过。另外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北大附近借住过他同学的宿舍，很短的时间。
可以考证出来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比较确切的，而且我有印象的，首先是东单三条29号，东单三条29号和河泊厂13号都不是我记的门牌号码，因为我那时候太小，地方记得住，但是门牌号记不住，都是他自己写的自传材料里提到的，所以应该是比较确切的门牌号。东单三条那个院，一直到东方广场建的那一年才拆除，现在是东方广场的后身。现在的东单三条只有马路靠北边的房子还有，马路靠南边全都改建成东方广场，但是大体的位置我还有印象，靠近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把口儿那儿。
老头儿在东单三条和河泊厂13号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单位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宿舍，以后住的地方和他没关系了，都是我妈妈单位的宿舍——因为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锻炼以后，跟原来单位脱离关系，房子交回去了，从此以后就住在新华社的宿舍里。从汪曾祺本身来说，在户口本上他就不是户主了，有房子的叫户主，所以我们家的户主从此以后改成我妈妈的名字。汪曾祺成了无房户，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短处，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确实是一个短处，也算是攥在我妈手里的一个把柄，有时候他犯点小狂的时候，我妈就拿这个“呲得”他。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妈在新华社是管对外报道的，写些中医中药、养生方面的英文特稿，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之类的文章，主要写医学方面的报道。有一次她突然想写一篇关于老北京人遛鸟的稿件，给国外休闲刊物供稿，可是她又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就让老头儿给介绍。老头儿说起来头头是道，我妈说行，你就给我写一篇东西吧。老头儿就犯狂了，脖子一梗，“你们这新闻稿有什么可写的？不写。”我妈非常生气，大叫一声：“汪曾祺，你别狂，你现在都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自己房无一间，瓦无一垄，你有什么可狂的。”老头儿于是不说话了，过几天就把这个稿子乖乖交出来了，后来收在全集里了，就是《北京人的遛鸟》。这个过程我是目击者，所以编全集的时候我让我妹妹找新华社把原稿调了出来，这就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他没有房子住，最后被迫妥协的结果。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太多，平常他也不是太在意他的房子怎么样了，只要有一个地方就可以，从来没有对住房不满意。后来到1994、1995年，中国作协曾经想帮助他改善一下住房问题，前提是让他本人写一个报告，说家里住房比较局促，需要经常接待一些外国访客，能不能改善一下，要写这么一个东西。他就很恼火，先是说我不写，我这个房子可以了，我就在这儿凑合。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蒲黄榆，他就是一间小房子，七八米，书房兼卧室。后来又说，我要写就说你们这群官僚早就该给我解决房子了。这种态度，怎么能要到房子？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是不愿意写这个报告，觉得很丢份。
东单三条
老头儿住的这些地方和他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回忆了一下，早期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特别是东单三条时期，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创作基本是空白，小说一篇也没有，1951年到1955年左右，小说他一篇没有写过，散文也一篇没有写过，谈艺卷里面有一些文章，但那些都是奉命之作，批判性的文章有一些。相对来说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编刊物，编《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但是在东单三条住的那一段，有一些工作上的交往，为他后边的写作也提供了一些素材，因为那时候他和老舍、赵树理都在一块工作，以后写的文章中谈过这一段经历。我那时候大概三四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我都睡了一觉醒了，他回来了，醉得一塌糊涂，好像还吐了不少，给我妈气坏了，也是大喊大叫给他骂了一顿，最后说“汪曾祺你要再这么着，我就跟你离婚”。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但不知什么意思，所以一直有这个印象。后来到我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跟他说起来当年在东单三条你有这么一出，他说那可能是去老舍先生家喝酒喝多了。他在文章中写过，每年老舍先生都会请同事吃几次饭，一次是他生日，一次是重阳还是八月十五，但没说过喝多了的事。
我们在东单三条住在一个老的小洋楼，好像有二层，我们在一层最西边的一间房。就这么一间，什么都在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幅很长的中国画的卷轴，记不清是山水还是花鸟了，后来我还跟老头儿提过。他说这是去老舍家吃饭的时候，老舍夫人送的。他又补了一句，说，老舍夫人送完以后，老舍先生悄悄跟他说，她的画就那么回事，回家凑合挂吧。老舍先生很懂画，他不好当着夫人明说这个话。
河泊厂
河泊厂时期，我已经进了幼儿园，而且是全托，所以对他们的日常起居以及创作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像每次周末去幼儿园接我，周六接，周日送，全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事，我妈好像没怎么干过这个事。那时候房子大一点，东单三条的时候是一间，河泊厂的时候有两间房。
河泊厂胡同在现在的位置，原来还能找着，前四五年再去，陪一个电视台拍他故居的时候，一点找不着了。那个地方本来很好找的，周边都是特破的平房，它是一个小土坡上的四合院，找到那个土坡就能找到房子，但当时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后来看到有几个老头聊天，我就问这个地方，他们说你别找了，都在马路下边了。北京十多年前开了一条祈年大街，那地方就在祈年大街靠天坛那段的马路下边，全部给拆光了。
那个房子还可以，是民间艺术研究会自己买的四合院，老头儿到那儿也算是升了一点官儿，给他这个房子，相对好一点，北房给了两间，除了正厅以外，靠西边的一间也是我们家的，里边当卧室，外边作为客厅，可以在那吃饭，来客在那会客，有两间房，比东单三条好多了，而且是正房。
他那时候心情也比较好，除了接送我去幼儿园，接送肯定是奉命，虽然他是户主，地位还是在我妈之后，他那时候还有时间陪我玩儿。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坛公园很近，大概走十几分钟就到天坛公园南门，我印象里经常去天坛公园，有时候还晚上去，初秋晚上带我们去草丛里躺一躺，听听蛐蛐儿叫。那时候晚上除了正殿关门以外，其他好像没有人管，可以随便进。我印象挺深的，那段他还挺有闲情逸致的。
公园对面有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个扎风筝的，他还领我们去看扎风筝，他在文章里写小时候他爹就领他去放风筝，所以放风筝之类的，他自己说挺在行。他还买过一个风筝，在家门口放，架不住那个地方实在太小，第一次放，就把风筝挂在电线上，以后就再没有放过。
当时北京还是很原生态的，我们家住处前面有一个空场子，不大。那时候经常有骆驼从城外拉煤，还有驴队。驴队是运水果的，骆驼是拉煤的。经常有骆驼卸完货就在那卧着。他从幼儿园带我回家之前，没进家门就先去看骆驼，骆驼在那反刍倒嚼。还看驴打滚。驴打滚挺好玩的，半天翻不过去。后来他有一组写老家的小说，很短，《故里杂记》，其中有一篇《榆树》，里面有个侉奶奶，整天给人纳鞋底，唯一乐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牵的驴在他们家空场打滚，一下翻不过去，两下翻不过去，第三下翻过去，驴很舒坦，侉奶奶也松了一口气。我怀疑他是因为看了家门口的驴打滚才写了这一段。因为我看他的文字里驴打滚的感觉和小时候在河泊厂的感觉一个样。
在河泊厂的时候，老头儿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小小的高潮，他开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小说没写，但是写过几篇散文，像《下水道和孩子》《冬天的树》《星期天》，还有散文诗《早春》，其中有几篇就是住在河泊厂的时候，他带我从幼儿园回家路上的感受，或是宿舍周边的环境变化。《下水道和孩子》里那个孩子写的就是我，因为当时铺的下水道管子，是一人多高的那种水泥的大排水管，小孩在下面钻、上面跳，觉得特新鲜，我就在那蹦来蹦去的，最后把下水道修好，一切归于平静，但是孩子也长大了。他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而且这也是歌颂当时社会建设，这篇东西好多人都有印象，包括邓友梅过了好些年劝他接着写东西，说当时写的东西挺好的。《冬天的树》里有一篇叫《公共汽车》，就是写他带着我去幼儿园的过程中的见闻，那时候我小，老喜欢看公共汽车司机开车，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要挤到最前面去看司机怎么开车，怎么换挡，过不去就发脾气。他每次都哄着说“借光借光，我们孩子想看开车”。他在文章里面还写，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想了想表示同意，最后一句又是：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没意见。所以他从小就没给我们灌输过成名成家的思想。后来过了那段，我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已经不新鲜，但也没有想过以后当什么。所以我和我妹妹，小学时写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类的题目就头疼，不知道写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长大要当作家，要当科学家什么的，没有。你想当公共汽车司机也挺好，我也不反对。最后弄得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什么的，最后我在作文中说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我妹妹的理想也是农民。最后我们理想都实现了，我去了山西插队，我妹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八九年。他的教育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干个什么东西，觉得干什么都挺好。
当时他写的一些东西，评价都还挺高的。他写的《早春》，一共是五首，很短的散文诗，第一首是《彩旗》，就两句话，“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后来他逝世十年的时候，老家高邮搞了一个纪念会，邵燕祥去了，邵燕祥是著名诗人，他说在汪曾祺眼里我们都不够诗人，他马上把《彩旗》背诵下来，他说就凭这两句，他就是一个诗人。
他还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散文，叫《国子监》，也很有特点，当时胡乔木看完以后问老头儿的好朋友朱德熙，说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认不认识这个作者，这篇文章写得很有特点。朱德熙说我认识，那是我大学同学。因为是胡乔木直接跟朱德熙说的，所以朱德熙转告给了老头儿，老头儿还得意过一阵子。当然这段时间不是很长，也就从1956年中到1958年底，到1958年底他就被打成右派去张家口了，我们也从河泊厂搬出来了。他的好日子暂时告一段落。
离开河泊厂去哪儿了？去张家口。中间回来过，但已经不住河泊厂。在河泊厂时，我也就六七岁，但是它的特征特别明显，所以多少年以后我还能找到。“文革”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时有一个老住户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当时要看《红色娘子军》找不着票，老头儿就找到他，让我去那取票，结果一下就找到了。等到后来工作了，有一次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那儿参加活动，我心里说这离河泊厂很近，去那转转，骑个自行车就去了。那会儿已经变成一个大杂院了，老房子还在，院子里面有好多自建的小房子，原来院子里有很大的一棵葡萄树，每年都结好多葡萄，还有一棵海棠树，现在全没了。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很警惕地问我找谁？我说我是几十年前的老住户，过来看看。她说你们是哪家？我说就北房中间，我爸叫汪曾祺。她说汪曾祺，我知道，挺有才的，但是你妈比他厉害，平常你爸都在这儿忙活这个、忙活那个，你妈就跷着腿学法文。
文昌胡同
老头儿去张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看他那时的照片，到张家口的时候已经穿冬装了，年底到了张家口，等到再回来探亲的时候应该是1960年春节，那时候我们已经搬了两次家，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在文昌胡同8号，那个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宿舍，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府宅，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四合院，北房是二层的一个小洋楼，周边都是平房，但那时候整个院子已经被分割成不同的单元，住了有一二十户，我们家又缩小到一间临街的小屋，有十二三米那么大吧，水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屋里有一个大坑，地面不平，有一个半尺深的坑，椭圆形。那个坑特别奇怪，曾经让房管部门拿水泥抹平了，过两天水泥又起来了，还是一个大坑，最后没有办法，在坑上面架了一个小的桌子，把那个坑给挡起来。旁边就是一个床，剩下就是一点简单家具。
他探亲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那了。那次探亲我印象挺深，好像他对下放劳动挺兴奋的。比如刨粪，他干过这个活，感觉很新鲜。冬天领着一些人去张家口市区刨粪，溅了一身冰碴子、粪水。我妈听了之后就皱眉头说不臭吗？他说都冻上了，没味儿，冰碴儿溅到身上，一抖都下去了。这个场景到现在我的印象都很深，他没有把劳动当成很苦的事，他写那段经历的文章是《随遇而安》，那是他的心里话。
第二次探亲，隔了一年，我们家还住在那里。这个住处跟他的创作基本没有关系，但是他在那儿展示了一次厨艺，砸了锅。他第二次回来可能是夏末秋初，北京那时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鲜菜很少，叶子菜基本没有了，只有老黄瓜、拉秧的西红柿、茄子、冬瓜什么的，就几样菜，再晚一点大白菜上来又好一点。他闲着没事，就拿茄子剁馅包了一顿饺子，当时我们都想象不到，以前我们家从来没吃过茄子馅。吃过之后我们觉得味道还行，我妈是一个热心肠，说你再做一次吧，让我们部门的同事来尝尝。老头儿于是又忙活一番，又剁馅又擀皮，结果第二次彻底砸锅，饺子下锅以后全都破皮了，变成一锅片汤，皮是皮，馅儿是馅儿，没几个囫囵个的。后来他总结经验，一个是茄子馅水分9没挤干，还有就是面的质量太次。当时是困难时期，供应的面有一种是黑面，麸子含量特别高，黏性不足，擀出的饺子皮周边有一圈小裂口，根本捏不住，结果下锅都成片汤了。所以老头儿的厨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高明，也是慢慢地锻炼，慢慢地提高。现在，文昌胡同8号这个地方也没了，准确说是没了一大半，只有一个大门，里面全都拆平变成其他单位了。它的旁边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实验二小新校区，家里有孩子在实验二小上学的家长还能看看那个地方，现在不叫文昌胡同8号，改成单号了，只剩下一个门了。
国会街
老头儿摘帽以后回北京，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大概是1961年底，那时我们家又搬家了，搬到国会街5号。二环路，宣武门到长椿街这一段，马路靠北边这一带就是国会街。国会街5号我们以前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时候他没在。我们从河泊厂搬出来先搬到国会街5号，国会街5号也是一个四合院，我们住在四合院的门房，也就是四五平米，连正经窗子都没有，屋里一张床，外面搭两个板凳，架上两条木板，除了他以外，我们家四口人就挤在那儿。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从那搬到文昌胡同了，不然五口人肯定是住不下。等他1961年回来的时候我们又搬回国会街5号，这次不住在门房了，后来门房也没人住了，我们搬到正北边二层小楼东侧的一个小套间，加起来能有十五六米。但那是一个很老的小楼，一走四处乱晃，地板咯吱咯吱的。
那一阵他开始搞京剧，他的几个传统戏是在那儿写的，包括《王昭君》《凌烟阁》；但是现代戏没有在家里写，包括《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还有几个其他的戏，因为那些戏需要集体创作，所以创作人员要找一个地方封闭起来，讨论提纲，分工写哪几个场次，他写现代戏的时候在颐和园龙王庙住过，还有一个藻鉴堂。还有两处，可能是写《红岩》的时候住过，一个是在八大胡同一带叫韩家潭，可能也是文化局系统的一个院子。还有一个就是护国寺，现在的梅兰芳故居。我为什么知道？当时他们一集中就是一两个月，家里派我去给他送换洗衣裳，然后再把脏衣服拿回来。
小说《羊舍一夕》是他在张家口劳动期间写的，这篇发表以后，少儿文学出版社找上门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想编个集子，他又写了《看水》《王全》，这两篇小说是在国会街5号写的。他对这个集子的出版还是比较得意的，出版社给他的稿费标准很高，他当时跟我们吹牛，说这标准是给老舍、郭沫若他们的标准，按照最高稿酬标准。我印象里他说的好像是千字22块钱，一般的就是四五块钱，所以他很得意，他能跟老舍、郭沫若小说同等待遇。
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是让黄永玉做的插图，当时出版社曾经有点为难，因为听说黄永玉很狂，老头儿说你跟黄永玉说给我的书做的，没问题。他们俩那时候关系很好。这本书的稿费，大概有八百多块钱，这个后来是我们家唯一的一笔存款，因为我们家都是月光族，1976年之后，他再有其他稿费以后，这才不再是唯一存款。
国会街5号是一个比较洋式的四合院，但周围都是胡同，住的都是真正北京胡同人家。周围还有几个小酒馆，老头儿没事也经常去喝喝酒，喝上二两，小酒馆里什么人都有，他也经常和这些人聊聊闲天，但从来没动过念头写写这些事情，这些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下，他绝对不可能动这个念头，那时候什么都讲究革命化，这种市井生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毫无价值，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后来的时代变化，他也写不了后来的东西。
他在国会街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法作品。他写的《王昭君》以后上演了，原来想让张君秋演，后来张君秋没演，就找李世济演过几场，当时剧场可能想方便观众理解戏的内容，要求把这一场戏的所有对白和唱词都打成字幕。一般演那种老戏，只有唱词打字幕，对白就略过去了，大家多少也能听清。这次要求整个剧本的内容都要写成字幕，当时的字幕是写在一长卷的玻璃纸上，字很小，真的是蝇头小楷，用幻灯机打在戏台两边的银幕上，卷着一点一点抻。结果这事让老头儿自己写。我们家住的又是老楼房，有人稍微一走动地板就震，没法写。所以他要写字的时候必须十点以后，大家都休息了，这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那个字幕写完一打，据说当时看戏的、懂点文化的领导曾经问过这个字是谁写的，很有功夫。还有一个搞戏剧摄影的人，喜欢书法，专门去找老头儿探讨书法。那卷字幕如果留到现在，肯定是一个书法精品，因为那时候是他精力最旺盛的，而且他当时也练字，他在张家口下放劳动的时候，要用毛笔写文章，用毛笔写信，经常让我们去文具店给他买毛笔，而且要买一种叫鸡狼毫的，别的笔还不用。如果这个东西留下来是很好的书法作品。
甘家口
1965年底、1966年初，又搬家了，跟着我妈他们单位改善住房，这回就搬到甘家口了。甘家口这段住得比较长，一直到1983年，是他在北京一个地方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他的经历最曲折的时期。“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抄家都在这个地方，写样板戏风光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四人帮”倒台以后他被清查也是在这个地方，在后来他写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反正能说出名的，大都在甘家口这个时期。
（上世纪）70年代初，汪曾祺在甘家口住所
他写样板戏没在甘家口家里写，因为当时集体创作，剧团又是半军事化管理，搞创作的时候都住在团里头，包括修改《沙家浜》，后来参与《杜鹃山》的创作，都和甘家口没有关系。忙的时候他隔一俩月才回家，还经常被剧团叫回去。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新华社宿舍为了方便他们的职工，在一个住户家里安了一部电话，那不算公共电话，只是新华社内部的电话，按说老头儿没资格到那打电话，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传电话，但是后来跟那家搞搞关系，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就把这事给应承下来，有时打电话就给他传一下。我们家住四楼，传电话不爬楼，嫌麻烦，就在楼下使劲喊，外地口音喊“汪曾祺，电话！”每一个字的声调都跟北京话不一样，这个调调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
再后来有一段清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清查完了以后才开始重新创作。1980年前后，起初他不想动笔了，有好多人劝他，有林斤澜、邓友梅等老朋友，还有人跑到家里约稿，《人民文学》有一个女编辑叫王扶，当时去家里劝说了半天，他复出以后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就是《人民文学》约的。林斤澜带着后来的《北京文学》主编章德宁也去过我家里，那时候章德宁年轻，基本不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姐姐跟我插队是在一块的。
老头儿发了几篇文章，有点影响了，也有搞创作的找上门来的，也闹出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韩蔼丽的，搞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在鲁博，北京市的一个女作家，看完老头儿的东西就想过来交流一下，上楼一敲门，我妈妈开的门，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推出去了，一个劲儿说：我们家不换鸡蛋，我们家不换鸡蛋。当时北京市民有好多家里都有富余粮票，农村有一些妇女拿自家产的鸡蛋挨家挨户敲门，用鸡蛋换粮票，十个鸡蛋换二三十斤粮票。韩蔼丽不修边幅，我妈妈以为她是换鸡蛋的，就把人家给推出去了。韩蔼丽第二次敲门，说我不是换鸡蛋的，我来找汪曾祺，这才进了门。以后这就成了一个笑话，每次她来都说：“换鸡蛋的来了！”
当时甘家口两间房，三十多平方米，我们五口人住得挺满的，只有小屋有一个桌子可以写字。小妹汪朝在工厂当工人，三班倒，晚上十点上班，上班前她要睡一觉，那时候老头儿进入了创作旺盛期，止不住地想写东西，但是又没地儿写，汪朝睡觉的时候他就在外面转悠，一会儿说几点了？她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你再待会，没到时候。因为汪朝睡不好觉老爱发脾气。他就一圈又一圈转，一会儿问一次，到点儿没有？看他那个模样，我就开玩笑说，你们看老头儿是不是跟母鸡憋个蛋没处下一样，鸡憋蛋就四处转悠。我们就管他写东西叫“下蛋鸡”。刚开始他不接受，最后也接受了，还说：“你们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要下一个大蛋，大金蛋。”他是有一个地方就可以写东西的。
他天天起得挺早，要到玉渊潭转一圈，那时候玉渊潭是一个野公园，开放式的，从家里到玉渊潭公园北岸最多也就走15分钟，所以他经常去那儿转悠，跟人家游泳的、遛鸟的聊天，写了一些和玉渊潭有关系的作品。最动情的一篇是《天鹅之死》，结集出版时他还在文章后面添了一句注，说自己校对完之后，“泪不能禁”，他是真正动情了。他平常写东西都很冷静，但是那一篇他直接就想骂娘，但尽力控制了一下。当时玉渊潭落下来四个天鹅，野生的，多少年没有的事，结果有人开枪把一个还是两个天鹅打了，就想吃天鹅肉。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容忍，主要是刚刚过去的“文革”，把人的善恶美丑的观念全给破坏了，美好的东西随意受到摧残，所以他想批判这一点。另外，还有《听遛鸟人谈戏》《卖蚯蚓的人》《钓鱼台》等，这都跟玉渊潭周边环境有关系。
蒲黄榆
甘家口是两间房，蒲黄榆变成一个小三居，大概增加十几平方米。那时候我们家闺女快生了，也没房子，正好他们改善了，孩子就住在那边了。那也是新华社的房子。
他有几篇东西是和蒲黄榆周边环境有直接联系的，一个是小说《安乐居》，写周边一个小酒馆里几个喝酒的酒客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经历，通过酒桌上言谈话语反映出来。“安乐居”这个酒馆名字是没有的，小说提到的“安乐林”这个地方有，是个很小的公园，旁边有一个饭馆叫景泰饭馆，挨着北京景泰蓝厂。小说里面几个喝酒的人经历，应该都是有所本的，老头儿不太会编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待了多少年，每次自己带点酒菜到那儿跟大家喝两口马上就又走了，他说了两句话，大概意思说：我们吃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鸟，小酒馆就像地上的一棵树，鸟儿见了树总要落一落的，他喝上两口酒，吃上两口自带的酒菜，然后说声再见，这只鸟就飞走了。但是他不说“鸟”，他是上海人，说“我们喝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屌”，这个鸟飞走以后，剩下那几个人就问，他说什么？喝酒的人都是屌？老头儿的文章里经常有冒点小坏水的地方。
从平民视角谈些市井琐事，没有很深的意思，但反映这些人生活的原生态。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但你慢慢琢磨，里头还是有些可琢磨的地方。《安乐居》曾经被拍成电视剧，而且是人艺的第二代领军演员林连昆演的，按说来头挺大，但因为当时这种写老北京生活的东西少，所以播放过一两次，也就没什么声息了。现在网上查这个电视剧都查不着了，不像现在写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多了去了。当时写这类东西的不多。
还有一篇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也算是别具一格的，叫《小芳》，写我们家的小保姆。那篇东西完全是平实的记录。他写的时候，小芳已经离开我们家三四年，他沉淀了很长时间才写。有一些人觉得老头儿这篇小说，完全是平铺直叙，一点渲染都没有，说老头儿已经才尽了，老头儿挺不服气的，他说写这种人就应该用这种笔调。后来他写别的文章又改回来了，人家觉得这老头儿不是才尽，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还写过一组人物散文，题目是《人寰速写》，总共三篇，有退休老头，有几个傻子，还有一群大妈，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每个人都活灵活现的，特别是《大妈们》那篇，把北京大妈的特点写出来，而且各是各的样，都不是坏人，但也有可乐的地方。他习惯观察最底层的人，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不生分，不隔阂，不是说我要俯视你，我就是想描述你们的生活。用平视的视角，同时写得很平实，不人为拔高。
他周边还有一些有点传奇色彩的事物，他不太感兴趣。我们家楼前边曾经有一个小社团在那聚集，还打出一个横幅，好像是“某某清茶老会”，当年妙峰山办庙会的时候，上山路上各处都有带点慈善性质的小社团，有替你缝鞋的，有送茶送粥的，还有搞表演的，五虎棍、霸王鞭、舞狮子，完全是义务，这些组织就叫什么什么会，如果年头够长，就叫什么什么老会，后来庙会没有这些会也就散了。前些年，大家对传统的东西又有了兴趣，这些会就又出来了，但只是一拨人自娱自乐。我们楼下的这个老会大概就是这一类，聚会的人穿着各种各样服装，插着彩旗，还有锣鼓、霸王鞭之类的行头。这里头应该有点故事，要是找管事的人好好聊聊，比大妈们的故事要多得多，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看着觉得挺好玩的，他没有啥感觉，有兴趣写的就是大妈们和普通老头。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一个思维方式。
虎坊桥
虎坊桥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老头儿在那儿总共住了不到一年半。唯一的好处是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十平方米左右，有一个大书桌可以写东西，画大一点的画，但那时他的精力不太够了。
实际上他也把一些过去住的那些地方的素材，在虎坊桥这里形成文字了。有一个很短的小说，叫《非往事》，也是一组，里头有一篇写“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个小学生揭发他妈，把一个背面有毛主席像的刊物剪了鞋样，最后居委会把他妈批斗了一通。那是住甘家口时的一个真事，那个小孩姓江，周边小孩都管他叫“江米条”，他写时把小孩儿改成了姓萨，外号也成了“萨其马”，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他在北京京剧院一直没分过房，没有自己的宿舍。最后我的单位分房子，我跟单位说，把他住的蒲黄榆的房子交出去，然后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要比蒲黄榆的大，蒲黄榆的大约五十平方米，这个将近九十平方米，改善不少，他也挺高兴。直到那个时候，那已经到了1996年春节前后，他才算有一个自己的书房，挺满意的。后来有一次，厕所漏水需要维修，要到一个邻居家去借用人家的洗手间，那家也是老头儿的一个粉丝，这点事都没问题。他去了人家，回来就跟我妹妹说，为什么他们家的房子比咱们房子大挺多？我妹妹说，你这人什么意识都没有，人家是报社的副总编——他们住四间房，大概有一百二十还是一百四十平方米，我们九十多——你儿子才当一个部主任。他说，“哦，原来这样，看来我儿子官还是当小了。”从这件事上，他才知道原来还有别人住的房子更大，但他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其实他退休的时候，给他的离休证上写的都是享受局级待遇，但是除了纸面上，可能看病有一点照顾，他这个局级待遇等于是空的，但他也从来不在乎，而且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也是老头儿的本性，他要是整天琢磨这些琐事，一会儿待遇问题，一会儿住房问题，他就写不出东西了，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读者喜欢的作品。
1996年，虎坊桥书房中与家人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二期）
文/汪朗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