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过，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作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

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涌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就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问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应该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里地上铺上炸得粉咐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时，屋子里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哥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式。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的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提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在我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想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外，急争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露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来的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嗯。”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人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我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总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一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净光。嘿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破子，坐在炕为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忄西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上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向回，为什么哭哩？还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内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声。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们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心的亲戚，他们市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同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摇出了全部的钱——共四场。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

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的。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多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要过一个富年罗！

我正在街上往过走，一个叫化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化子，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光景咱家不烂包。他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一把干骨头。

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道，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天公家卖肉的时候，他手里一分钱也没。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这么肥的肉给他分。我对他说是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

我心的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娃娃知道不，我当时想，要是一斤一块卖给高五，我就一斤肉白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以上换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的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寸颗洋糖……

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在？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行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穿是星光籼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

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着和平的硝咽。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尽灵带来无限温馨和慰藉……

本文来源：《路遥文集 1》，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