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号的故事
海莲(《查令十字街84号》作者)出生于移民家庭,她父亲是个身份低微的衬衫师傅,他常常用卖衬衫赚来的钱购买费城剧院的入场券。于是,在美国深陷经济大萧条之际,海莲还能舒舒服服地坐在剧场破旧的扶手椅上看戏。
大灯一熄,舞台一亮,她的心就怦怦乱跳,像黑暗中一匹脱缰的野马。二十岁时,她靠一份微薄的奖学金在曼哈顿住下,开启了作家生涯。几十年里,她一直住在破破烂烂的房间,用着歪歪倒倒的家具,厨房里到处都是蟑螂。她永远在发愁下个月的租金该怎么付。她靠写剧本艰难度日,一部接一部地写了几十部,却没人愿意将它们拍成电视剧。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她最好的作品在慢慢地发展成形,它将以最纯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诞生。1949年秋天,她看到了一则伦敦专业二手书店的小广告。于是她给查令十字街84号寄去了第一份订单。幸好汇率合适,那些书她买得起。于是,二手书店的书开始远渡重洋,来到海莲家的书架上。海莲总是在不断地搬家,所以书架是用装橙子的水果箱改造的。
从一开始,她就不只给书店寄去冰冷的书单和相应的书费。她会在信中多写几句:她开心地拆开刚到的书,抚摸漂亮的奶油色书页,书页摸上去很软;书不及预期,但她会幽默地表达失望;读书时的感想;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还有怪癖,“我喜欢这些二手书,它们会从前主人常读的那一页展开”。名叫弗兰克的书店主人负责回信,一开始语气生硬,几个月后越写越放松。12月,海莲给书店员工寄去圣诞包裹,里面有火腿、罐头和其他在“二战”后的英国只能从黑市买到的食品。春天,她请弗兰克找一本“款款深情而非口沫横飞的情诗集”,可以在中央公园露天阅读的那种。
这些信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其未尽之言。弗兰克从未提过,但他一定想方设法,跑了很远的路,寻遍了正在售书的私人藏书馆的每个角落,去帮海莲找最美的书。而她则寄去更多的礼物包裹,再幽默地说点体己话,加急订购更多的书。无言的情感与静默的渴望渗透在这些信的字里行间——这甚至都不算私人信函,而是商业信函。弗兰克复印了每封信,作为书店的业务资料存档。
许多年过去了,许多书寄出去了。已婚的弗兰克看着两个女儿长大成人。海莲一直过得不富裕,继续靠写电视剧本艰难度日。两人交换礼物、订单和话语,信越写越短。他们锤炼出了自己的语言:克制,不动声色,永远言不尽意,满纸笑谈,不曾提爱。
海莲总说等攒够机票钱就去伦敦,就去书店。可她靠写作为生,日子永远潦倒,牙齿又出了毛病,总是在搬家,根本存不下钱。一个夏天过去了,又一个夏天过去了,见面的日子一拖再拖。用词永远含蓄的弗兰克总是惋惜地说,披头士吸引了那么多美国游客来英国,里面却永远没有海莲。1969年,弗兰克因急性腹膜炎遽然离世。他的遗孀给海莲写了一封短信:“不瞒您说,我过去一直对您心存妒忌。”
海莲整理了她与弗兰克所有的来往书信,并以书信体的方式出版了一本书。那么多年经历那么多辛苦,成功总是对她不理不睬,却在此刻突然降临。《查令十字街84号》受到万人追捧,并被改编成电影,也被搬上了戏剧舞台。海莲写了几十年无人问津的剧本,这回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在舞台上大获成功。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她终于可以去伦敦了,这是她第一次去伦敦。可是已经太晚了,弗兰克已经去世,马克斯与科恩书店已经没有了。
女作家和她信任的书店主人的故事只有一半在他们来往的书信里,还有另一半在他帮她寻找的书里。选择一本书,推荐给他人是相互亲近、增进交流、变得亲密极其有效的方式。
在古罗马,通过书,可以画出一张由友谊连成的情感地图。书的这种原始功能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如果我们被文字感动,我们会第一个跟亲爱的人分享。送给在乎的人一本小说或一部诗集,我们知道他或她对文本的看法会投射到我们身上。如果朋友或爱人将一本书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据此揣摩他或她的喜好和想法;对于划了线的文字,我们要么感到好奇,要么感同身受。我们会用文字开启私密的交谈,更深入地挖掘其中的奥秘,在文字的海洋中寻找他们给我们的漂流瓶。
在我爸妈刚认识那会儿,爸爸送给妈妈一本塞萨尔·巴列霍年轻时的诗集《特里尔塞》。没有那些诗唤起的情感,也许就没有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有些书可以消除障碍,有些书可以将我们推荐给热爱那些书的陌生人。我跟杰出的塞萨尔·巴列霍不是亲戚,但我把他的名字收进了家谱里。跟遥远的先祖父母一样,这位大诗人是我存在的必要条件。
尽管存在博客、书评和市场营销的影响,我们读过的最美的书几乎都来自心爱的人的推荐——或者已经成为朋友的书店主人。书仍然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书籍秘史》作者:伊莲内·巴列霍
致纸莎草部落(后记)
我最爱的童年记忆之一就是攥着爷爷的大手走路,他的手背遍布着岁月留下的黄色斑点。走在他身边,我的心里特别踏实。
他不仅呵护我,还会本能地、一视同仁地呵护世间万物。我见他在街上躬身合好窨井盖,捡起人行道上的果皮,防止可能的事故发生。他会确认施工大楼的脚手架是否牢固;也会在萨拉戈萨魔鬼般的夏天,从家里拎一桶桶的水,去浇灌干渴难耐的行道树。他想阻止坏事发生,想救助陌生人,救助一草一木,救助全世界,理顺所有的混乱。处理完人行道上会闯祸的香蕉皮后,他会对我说:“看,善行并不引人注目。没人会在这儿滑倒、摔跤、摔断腿了,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发生过什么。”这本书讲的就是我爷爷这种人,那些事了拂衣去的拯救者,那些人默默努力而阻止的破坏,那些终未形成的混乱,那些并不引人注目的善行。
没想到,《书籍秘史》在异样的时刻来到了热情的读者手中,阴霾的日子让我们想起自身无法治愈的脆弱。因前途未卜而惊恐万分的我们感受到陌生人的佑护,而他们却每天面对看不见的病毒和自身的恐惧。伊达·比塔莱写道:“既然无法幸免,那就试图拯救。”那些日子里,我们在焦虑中寻找救命稻草,将目光落在同样脆弱的书籍上。书籍始终陪伴在我们左右,永远是我们的同盟军。只要稍微动动眼,动动手,就能将我们从各种隔离禁锢中解救出来。书籍在提醒我们:小小的书页里能装下整个宇宙。
阅读是聆听用文字谱写的音乐,它既亲密又陌生。阅读有时是跟亡者对话,从而更感觉到自己活着。阅读是身不动心已远的旅行,是日常生活里的奇迹。在这段闭门不出的日子里,我们已经证实:书能抚慰焦虑的心情,带来远方的风景。
今天,我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书在疾风骤雨、茫然无助的生活中的重要性。古往今来,装满文字的书籍挺过了战乱、干旱、危机和灾难。书中的乌托邦在等待合适的日子,它们一次又一次地用书页——如同张开的双臂——贡献想法、历史和故事,让我们得以书写未来。
过去,我一直是家里公认的悲观主义者。其实,开始着手写这本书时,我的个人境遇一片灰暗。而矛盾的是,当形势真的变得糟糕,我反倒会脱离这种心境,在惊涛骇浪中舍掉宿命论的小船。
在跟爷爷沿途捡香蕉皮多年之后,我接受了他那世间存在大量无形善举的想法。这并非偶然:我的写作一字一句地推进,我与书的呵护者朝夕相处;他们是专业的护书人,是沉默的桅杆。他们以某种方式搭出了本书的框架,渗入我想象力的裂缝,成为我眼中的风景。经历塑造想法。在这种情形下,本书的重心自然会被吸引到那些无名的书籍拯救者的无声冒险上。
《书籍秘史》诞生于恶劣的环境之中,并未承载太大的希望。但它在陌生人和热心者默默的呵护中成长,这令我十分感动。一本书,只要没被翻开,就只是用文字谱写的无声乐谱,奏不出自身蕴藏的交响乐。没有他人目光的触碰,书页和故事就不会有跳动的心脏。书籍要想获得生命,就需要演奏者来拨动琴弦,热切地浏览五线谱,并带着口音低声吟唱,跟随记忆的节奏调整旋律。
阅读要求读者相信故事,更要求读者创作故事。如厄休拉·勒奎恩所言,文学邀请叙述者和听众合作,作者和读者合作;它是创作,更是共同创作。因此,写作意味着把自己完全托付到别人的手中、眼中、声音中,之后便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无数有节奏感的阅读共同演绎出激动人心的复调。爷爷和《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奇·杜波依斯会说:这是一本被陌生人的善举拯救的书。谨向你,向所有让这场跨越千年的冒险保持活力的人致以我无尽的谢意。
内容选自《书籍秘史》伊莲内·巴列霍 / 著;李静 / 译;博集天卷|湖南文艺社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