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开篇先引白居易这首诗，当然是意有所谓。2022年3月14日，我的六叔、音乐家吴祖强先生以95岁高龄驾鹤仙逝，去找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吴祖光先生，可谓功德圆满。

六叔祖强生前，有人称他为“音乐教父”，被他当场婉拒，说：“不好！音乐两字太广大，我只是个音乐的仆人而已。”为尊重他的意愿，便有了此文的题目。

出身传统文化世家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祖父吴瀛先生共有15个孩子，7男8女。在此要郑重说明的是，这些子女全部由我的祖母周琴绮女士一人所生，因此家中亲朋好友都称我祖母为子孙娘娘。

清末民初，士大夫阶层还流行纳妾，我祖父因为自幼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搞洋务运动创办的外语学堂受英文西式教育，接受新思想，信奉一夫一妻，拒绝纳妾。惟其如此，便辛苦了杭州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识书达理的我的祖母。

我父亲吴祖光先生男排行老大，吴祖强先生排行老六。我的十几位叔叔、姑姑全受过高等教育。解放前在大哥我父亲的引导下，几乎全部参加了革命工作，只有大姑学化学，跟随其夫去了台湾。奇怪的是我上辈人中，竟然没有一位是实业家或商人，今天看来我家的从业结构并不平衡。

六叔吴祖强学生时代就在南京入了党，成为学生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批被派到苏联学音乐的留学生。毕其一生为人师表，如今他去世了，评价都公认他是一位儒雅平和、循规蹈矩的谦谦君子。

确实，在我的眼里，祖强六叔永远西装笔挺，一生不烟、不酒、不爱应酬，任何情况下表情都是波澜不惊，说话从容淡定一个调门，情绪不急不缓，行事不张扬、不炫耀、有耐心、负责任，态度诚恳善意，好让不争，为人养心养德。正所谓“慎独睿智守之以愚，道德隆重守之以谦”。

他心中只有他的学生，只有他的音符，当然还有他的家庭夫人、儿女。心无妄念、身无妄行是他基本的操守与准则。他一生没有任何奇奇怪怪的故事，似乎天生就是位中规中矩的纯粹教师，纯粹到除了教师之外说他是任何职业的人士都不合适，也完全不像。

其实在文艺界里他的官职真的不小，除了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之外，他还任过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但他的行事为人，从来都是一派云淡风轻。

坊间传说，我们这些文艺界所谓的老名人子弟都是些风光自负的家伙，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大都胆子很小，长辈们严禁儿女在外炫耀斗富，不给家里惹事是从小受到的基本教育，再闹也不敢出圈。

例如我从小就算很调皮的一个，但我一直自我奋斗，从没找六叔办过一件事，也从来没到文联他的办公室去过一趟。有人求我找他办事，我也一概回绝。六叔在这方面对我非常满意，曾经当面表扬我，说“小欢从小惹是生非，但居然一次都没给我找过麻烦”。这一点成了我一生自认为对得起六叔的荣耀。直到六叔仙逝的今天，我还暗自高兴。我爱我的六叔，不给大人添乱，说到教养，可能这就是吧。

为创作《草原小姐妹》在内蒙古采风

作品只是他从教生涯的余事

民间有句很俗的话叫做“做事的不如做局的”，意思是你自己的事做的再大也是个人小事，而你操盘了一个领域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我的六叔恰恰是在改革开放后的音乐教育领域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操盘人物。当然，客观上是国家给了他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这个职位，但就他个人的学养和职业素质而言也非常胜任。当一个合适的人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后，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我的六叔吴祖强不辱使命，在音乐领域建立了有目共睹的显赫业绩。

如今提起吴祖强，人们都会提到他创作的《红色娘子军》《渔美人》《二泉映月》《草原小姐妹》。当然，这些作品都已成为名篇而载入史册，但纵观他一生的成就，这些作品只是他从教生涯的余事而已，远远不是他的全部……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从古至今略懂之乎的人士都有这个追求，但真能留住的人物却是凤毛麟角。

今天有个时髦网络语叫“历史人设”，这个“人设”是否真正牢固地建立，是一位成功人士的硬指标。“历史人设”与当下的“网红人设”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甚至是云泥之别。前者是恒定的，亘古不变，后者是短暂的，稍纵即逝。

乐评人丁翼先生刚刚发表的一篇《最高音乐学府护佑者》的文章，开篇便写道：“2022年3月14日，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无论身处国内国外哪个角落，都以同样沉痛的心情送别吴祖强老院长。”

文化崇拜是整个人类的崇拜，倘若细分，第一是文博崇拜，第二是音乐崇拜，第三是绘画崇拜，其他崇拜等而次之，可例行排列。

何以见得？文博是对祖先历史的敬畏与膜拜，当然排在第一。至于音乐绘画，小孩生下来最先感兴趣的就是唱歌、画画，全世界概莫能外，连人去世都要奏哀乐相送，音乐的地位不言而喻。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我们家乡常州清朝大诗人赵翼的诗句，先有非常之世，后有非常之人。平静的时代只能出平庸的人，出不了非常人物，很多人研究如今很难出大师，这是重要原因。

和著名小提琴家 梅纽因（中）在一起

乐坛乱局之下

上下左右应对艰难

吴祖强主政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文联，正是“文革”过去不久的非常时期，音乐也遭到重创。师资队伍惊魂未定，盲无方向，萎靡不振。生员久失，基础教育粗糙。整个音乐教学领域处于低谷状态，各种思潮还在相互干扰。

当时全国方方面面的情况尚未完全走上正轨，“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公发出的一句最响亮的号召，文艺界率先觉醒，最迷惘的却是音乐界。因为其他的领域矛盾并不突出，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曲艺界、美术界尽管遭受重创，但其领军大师级人物大都健在，基础仍然雄厚。

音乐界的情况则复杂得多，首先面临的是中西方理念的对冲。世界的音乐领域中，西方音乐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而西方乐坛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在中国都尚未普及，从上到下，内行少之又少。作为音乐界领军人物的吴祖强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中国音乐如何进入国际音乐大家庭的方略问题。音乐教育到底该如何进行，来自四方八面的观点争执不下，甚至上纲上线，莫衷一是。本来是善意的理辩，辩急了之后则味道大变，甚至出现了相互攻击的现象，真应了民间那句俗话：“猪狗尚且好斗，何况人乎！”吴祖强这个院长真是难透了。

吴祖强经常处在各种会议的繁琐解释之中，上下左右应对艰难，连番招架，搞得他舌裂唇焦，心力交疲。再加上全院的各种行政事务，六叔好端端的身体几乎被累垮，随后便检查出了心脏病。

有一天正好我在家，六叔带着心脏仪来我家看我祖母（这里我必须顺带提一下，他每次来都要买些糕点、巧克力等好吃的东西给母亲。但他不知道的是，等到他走后祖母立刻将这些好吃的拿出来给我吃，很多都被我吃掉了。）那次他看完母亲便去找我父亲聊天，边叹气边说：“7个音符哪里来的敌人？五线谱、简谱都要计较，说也说不明白，真难办啊！”

我父亲回道：“咱家人都不适合当领导，我一生就怕领导别人，连导演我都不愿当，自己在家搞创作多好，辞职吧。”

六叔说:“不行啊！学生们怎么办？”

就是在如此乱麻纷披的局面之中，我这位学贯中西的六叔忍辱负重，亲力亲为，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团结各方人士，终于把音乐学院带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留学时期的吴祖强（中）

选送学生出国留学

让中国音乐家融入世界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六叔祖强先生的导航下，音乐学院出现了一大批后来享誉国际、名满华夏的大音乐家。

由于我六叔自己是留学生，所以，选送学生出国留学是他内心坚定的选择。他认为要让中国音乐和音乐家融入国际音乐大家庭，证明本国的软实力，舍此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于是吴祖强选送音乐界学生出国留学的热潮就此启动。据统计，当时音乐学院出国留学的人数居全国各大院校之首，音乐学院各学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材在世界上四处开花。学院各系别在国内外获奖的学生太多，单作曲系就有叶小纲、陈怡、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刘索拉等等。一届又一届学生的行迹遍及音乐大国，令国际音乐界惊叹不已。

六叔自己的音乐著作《曲式与作品分析》则成为作曲系学生人手一本的必读教材，培养着一代又一代本土作曲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邀请老同学傅聪和一批国外音乐家到音乐学院参与教学，为学生们开拓国际视野（1984年，他亲自主持了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先生的平反大会）。他以开放襟怀与国际的视角与思维，全力支持作曲系学生对现当代音乐风格的学习与探索，主导了许多具有历史开创性的音乐活动，并发起成立了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

日本指挥小泽征尔是吴祖强兄弟般的友人。他几乎年年来中国，为的是传艺演出。

从1999年起，吴祖强连任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执行理事”，共计六年。在他的努力争取下，第32届国际音理会理事大会在中国召开，这也彰显了中国音乐人在国际音乐界最高论坛的影响力。

在音乐方面，吴祖强强调“音乐是世界上最共通的语言，不必过于强求民族特色，但应自如适当地运用民族元素。”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受邀出任艺术顾问，那届奥运会的音乐也体现了他的音乐理念。

中央音乐学院在吴祖强的讣告中这样写道：吴祖强教授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中国音乐事业的领导人。

吴祖强主政中国文联那一时期，因为文艺界群星灿烂，他更多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文联的成就他认为是各协会艺术家们自己成就了自己，与他关系不大。他只是极力关心老艺术家们的生活待遇，就我所知，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先生等一批大艺术家的住房问题，便是他在任时给予解决的。

留学时期的吴祖强（中）

与国家大剧院渊源深厚

称其是自己八十岁的最好礼物

最后我要一述的是吴祖强先生与国家大剧院的深厚渊源。

先引一段国家大剧院官网刚刚发表的《深切缅怀吴祖强先生！》文：

“仿佛音容犹如梦，依稀笑语痛伤心。

吴祖强先生为中国艺术事业奉献一生！”

中国大剧院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规划，但因种种沧桑尘事未能落实。上世纪90年代初，吴祖强率先开始了为大剧院建设的奔走呼吁。他表示：“建设大剧院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不是锦上添花。”

其间他碰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记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当时也任委员的我母亲新凤霞和我父亲吴祖光为支持祖强六叔的提案，与持反对观点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争论，以致我母亲突发心梗昏倒在会议上，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这件事甚至惊动了最高当政。

2003年，我的父母相继去世，我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我继续追随六叔祖强在国家大剧院体制归属及经营方面的建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据理力争。

吴祖强曾力陈：如此泱泱大国，按国际惯例，需要一座有代表性的国家级艺术圣殿。他提出：“国家大剧院是一个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明的象征。国家大剧院应该建设成为我国最高水准的演出基地、艺术创作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基地。因而国家大剧院应定性为：公益性文化设施，不以盈利为目的。”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全面落实。

2007年，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政府为了表彰他，任命他为国家大剧院终身艺术委员会主任。那一年他正好80高龄。他欣慰地表示：“国家大剧院是我八十岁的最好礼物。”

1982年6月1日，邓颖超与《风雪夜归人》全体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与哥哥吴祖光情系《风雪夜归人》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文章最后，再说一段六叔祖强与我父亲祖光在国家大剧院最终相遇的艺坛往事。

上世纪30年末40年代初，抗战还在激烈进行，中国早期戏剧最高学府“国立剧专”撤退搬迁到大后方——四川重庆的小城江安，我们全家也暂时定居此地。

1940年，六叔祖强13岁，刚上中学，就被大哥吴祖光拉去参演了话剧《以身作则》。吴祖光当时任剧校校长秘书兼戏剧史教师，六叔是排名最后的小配角，编剧是李健吾，导演是张骏祥。

1945年，我父亲的话剧《风雪夜归人》上演，祖强六叔又被我父亲拉去演了一个小乞丐。这部剧周恩来总理曾有七看之雅。正是这部久演不衰的《风雪夜归人》，注定把这两兄弟连在了一起。

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要重排《风雪夜归人》。当年的两兄弟一位已经年逾古稀、一位时近花甲，他们再度合作，已是大音乐家的六叔祖强亲自作曲。复排的《风雪夜归人》上演后观者如潮，周总理夫人邓颖超也到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剧组人员。

2010年，兄弟二人因《风雪夜归人》最后一次穿越时空相聚，是在国家大剧院豪华气派的议事厅。

此时我父亲吴祖光已于2003年过世，话剧《风雪夜归人》被著名编导陈键骊改编成为芭蕾舞剧版。作为艺术顾问的吴祖强先生给予了全力支持与具体指导，该剧获得巨大成功，并被选送第九届全国艺术节，荣获文化部文华大奖，并囊括全部单项奖。

为此，吴祖强还在国家大剧院亲自主持了芭蕾舞《风雪夜归人》的学术研讨会，业界著名人士纷纷到场祝贺，并感叹两位兄弟双星一生风雪兼程，德艺双馨终成正果。

如今六叔祖强之子、我的堂弟吴迎已子承父业。吴迎自幼学习钢琴，留学奥地利，在国内国际均获得过“肖邦钢琴奖”，并出任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中国钢琴协会会长。

曾国藩有两句诗，我这里绝不敢以此自况，但实在崇拜曾文正公的学习精神，在这里借用完全是自勉之意，那就是：“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万象诸明莫大于日月，在日月的朗照之下，六叔吴祖强和我父亲吴祖光这对亲兄弟已经成为当代文艺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仰望星空，群星灿烂。而血亲一脉，情感所系，他俩在我心中当然是最耀眼的……

文并供图/吴欢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