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16时30分,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在北京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3岁。
周广仁是当今中国在国际乐坛上最具影响和权威的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天津音乐学院及沈阳音乐学院名誉教授,因其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而被收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纪妇女名人录。
1928年12月,周广仁出生于德国汉诺威。青年时代,她在上海师从钱琪、丁善德、梅·帕契、马库斯等中外名家学习钢琴,博采众长,荟萃一身;先后担任过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独奏演员,并于1951年和1956年分别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与第一届舒曼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她也是第一位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奠定了她作为1949年以后第一代钢琴演奏家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末,周广仁到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从钢琴系主任到终身教授,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周广仁融卓越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于一炉,直接培育出的专业钢琴人才达300多人,她的许多学生在国内外一系列重要比赛中屡获大奖,涌现出了逄勃、盛原、刘宁、王笑寒等一大批知名青年钢琴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伊始,她本着“为四川做一点工作”的想法,入川讲学半年,培养出了杨汉果、但昭义等一大批优秀的钢琴师资力量,被誉为“四川钢琴的‘总教练’”“四川钢琴艺术腾飞和跃入全国先进行列的助推人”。她先后20多次在欧美重大国际钢琴比赛中担任评委,她还在1994年参与创办了集高水准、权威性、国际性于一体的“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并被推举为评委会主席,使这一赛事成为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比赛之一,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钢琴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地位。
本报曾于2019年刊载周广仁人物报道《她是光,照亮中国钢琴教育之路 ——记周广仁》,载于2019年1月9日《音乐周报》,原文如下:
第一次参加周广仁先生的贺寿活动,是2016年12月17日。同样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贺寿音乐会还没开始的前半个小时,身着深色丝绒旗袍,外搭紫红色外套的周广仁,就笑容可掬地迎接着每一位前来问候的客人。无论是熟人、朋友,亦或是不认识的学生、家长,但凡有人想跟她合影,她都来者不拒,安静地、慈祥地对着镜头配合着摆拍、微笑。半个多小时,她就一直这么微笑地坐着,等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客人来来去去,耐心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2018年12月17日演出结束,很多周广仁先生的朋友、学生上台向她问好。图中为钢琴教育家刘宁问候周先生
两年后的12月17日,又逢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周先生的90岁庆生活动。音乐会前后,周先生的休息室就没消停过,学生们、熟人们都要来跟这位老寿星合影。音乐会结束后,那张汇集了国内老中青钢琴大咖和学子的合影照,成为2018年底中国钢琴界最温馨的定格场景。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两次庆生活动,高龄的周先生都是坐在轮椅上。舞台上切蛋糕的环节,也是周先生坐在轮椅上完成的。
仁 | 不站在神坛上的女神
作为钢琴界的泰斗,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广仁创下过太多中国钢琴界的第一:首位国际钢琴演奏比赛的获奖者、“文革”后首位个人钢琴独奏会举办者、首位在美国29所大学进行讲学并连续举办44场独奏音乐会的教授、中国第一所业余钢琴学校“星海青少年钢琴学校”的创办者、中国首个国际钢琴比赛的创办者、国家级双钢琴比赛的创办者……
印象中,泰斗级的人物大都遥不可及。然而,周广仁却无处不在,她总是出现在人们需要的任何一个场合里。从国内的钢琴比赛,到音协钢琴基础学会的研讨会,甚至一些教师和学生的音乐会。只要有人邀请,她都会现身捧场。一次,在北京海淀区的一场规模很小的业余钢琴比赛上,记者又看到被人推着轮椅前来的周广仁。我问她:“周老师,您腿脚不方便,干嘛不在家里歇着啊?“她答道:“孩子们参加比赛,这么重要的事儿,当然要来!”不仅如此,她还让人推扶着,站到了演讲台,分享了一个多小时她小时候学琴的故事,并说了许多鼓励琴童学琴的话。
周广仁的儿子陈达说:“常人的眼里,活动都有重要或不重要、规格大小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在我妈妈那里完全不成立。在她的价值观里,只要是能够帮助和支持到别人,就值得去做。”
周广仁或许是国内钢琴界接受外校学生拜访、为学生撰写推荐信最多的教授。“我妈妈每年都要给那些希望到国外留学的学生写好几十封的推荐信。她还特别认真,不是随便写封信就可以的,首先要听他们演奏。前几年,因为要写推荐信,我还得经常找助手帮她解决电脑的问题。经过我妈妈推荐赴国外留学的青年钢琴家,太多太多了。光写推荐信这一项,就占据了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她就是这样,要帮所有人。”
爱 | 阳台上的拖把
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杨韵琳至今都记得跟周广仁学习时的情形:“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我还是军乐团的演奏员。我是周老师那时惟一的校外学生。我在军乐团9年就跟周老师学习了9年,她不收学费。那时我住在广播电台的宿舍楼,正好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马路对面,可以看到周老师家。所以那时学校有什么大师班、讲座或者音乐会,她都会想到我。”
因为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为了让杨韵琳及时了解学校的活动,周广仁跟杨韵琳约好了用“阳台上的拖把”做信号。“我每天只要拿着望远镜看到周老师家的阳台上有拖把,就知道学校有免票的活动。如果学校的活动要票,她就会一大清早跑到我们宿舍楼,把票从我家的门缝塞进来。有的时候,我还会同时收到学校的音乐会票和她亲手做的鸡汤或者红烧牛肉。”
学生们在周广仁家蹭饭是常有的事,不仅如此,她还会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拿给留在家里吃饭的学生们吃。钢琴家盛原回忆道:“我记得有一次在周先生家上完课,先生就开了一盒沙丁鱼罐头,里面只有三条鱼,我吃了一条,她儿子就少吃一条。”在儿子陈达的记忆中,母亲家里总有学生在。
盛原很小的时候就在周广仁创办的星海钢琴学校学习。“记得我第一次在星海钢琴学校的学生音乐会演奏时特别紧张,以至于把车尔尼的练习曲弹得飞快。下来后,自己无地自容,觉得特别没面子,找了一个地方躲了起来。这时候,周先生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弹得那么快,说明你有才能,有潜力。’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天都晴啦!”盛原说,这个记忆相当程度地影响到了他后来的学习和教学,“爱心和鼓励可以影响到一个孩子的一生。她从不给学生压力,而是给予‘拉力’,让学生看到希望。”
情 | 心系钢琴教育
周先生的生日宴上,她的朋友、学生齐聚一堂(右二为但昭义)
1962年4月,抱着求学的梦想和改变四川钢琴教学落后的重托,但昭义叩开了周广仁的家门。这位亲自将李云迪推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的金牌教授,自嘲自己是周广仁学生中基础最差的一个。“周先生和蔼亲切的态度,立即解除了我的胆怯和畏惧。我跟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学校的教学情况、学院领导的期望、老院长力图改变川音钢琴教学落后状态的良苦用心、自己弹奏上的问题,以及自己迫切的学习心愿。周老师耐心地听我摆谈,不时插问。”但昭义说,他后来才明白周广仁收下自己,是意识到她应该为四川做一点工作。
但昭义说:“那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转折。她想的不单单是帮助我个人,而是播一粒种子、栽一棵苗子,在一个地区发挥作用。”
为了践行“为四川做一点工作”的承诺,周广仁在1977年专程赴四川执教半年。在四川期间,除了钢琴班的学生,她还有求必应地给川音和其他艺术院校的钢琴老师、文艺团体的钢琴演奏人员上课,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开讲座、举办教材示范演奏会、组织教师专题学术研究和专题学术演奏等等,除此之外,她还挤闲偷空、见缝插针地给但昭义“开小灶”。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们专心学习,周广仁不但不收学费,还经常自己“倒贴”,为学生买乐谱、买教材。但昭义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工资收入还很低,承担赴京的费用有一定困难。周老师慷慨地资助我路费,在北京的吃、住、练、教费用全由她包下来。”但昭义的学生如李云迪、陈萨等赴国外参赛前,也都经过周广仁的精心指点。“她就这样担当起我的加油站和大后台,在教学的道路上一程一程地带我、送我。”
陈达说:“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这样的例子,她自己掏腰包资助学生。给学生买这买那、留学生在家里住宿,但凡有需要,她就给予。”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说到:“教育是灵魂的呼唤,用知识来充盈于人,服务于人,启迪人心,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周广仁就是这样一位教育大师。她站在最高处,却始终十分谦逊;她用大爱,唤醒一代又一代钢琴人,去书写不同的传奇人生。盛原说,周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你跟她学习的过程中,她已经不知不觉把教育融进了你的全部生活和灵魂深处,让你感觉不到这种存在,却一生都在影响你。
青年时期的周广仁
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到终身教授,近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周广仁将无私奉献的大爱全身心投注在她深爱的钢琴事业上。她用卓越的艺术实践、宽广的胸怀、最前沿的研究和深厚的理论,引领和照亮着中国钢琴事业的道路:在专业钢琴表演领域,国际高水准的青年艺术家层出不穷,专业人才培养硕果累累。经周广仁直接或间接培养、指导和培训的老师和学生遍及全国各地。他们中既有中央及各地方音乐艺术院校的精英教师、高中等师范院校里的专业教学骨干,也有活跃在国际、国内乐坛的优秀青年钢琴家。在校园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了中国的钢琴普及教育事业,周广仁的足迹踏遍全国各地,遍撒火种。经她带动的钢琴基础教育和幼儿钢琴普及教育事业遍地开花,惠及琴童无数。
音乐理论家梁茂春在《人民音乐》杂志纪念周广仁90周年华诞的专题文章中,这样形容周广仁:“她是一位圣洁的人,一位通透的人,一位极其单纯的人。她的钢琴艺术五彩斑斓,她的魅力光芒万丈。”
文/李瑾
来源/音乐周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