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洛阳》的豆瓣评分只有7.0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和热剧《长安十二时辰》（豆瓣评分8.2分）都太像了：主角都拥有现代独立人格，他们的行为动机皆来自难以回首的经历，惊天阴谋随时可能爆裂，多线索推进中真假难辨……加上辉煌的古代城市建筑，多彩的日常生活，把《风起洛阳》插入《长安十二时辰》中任何一集，都不觉违和。在如今，这种“美剧+伪古”似已成标配。
然而，套路归套路，市场归市场。
《风起洛阳》继承了《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优点，可也延续了它的不足，检讨《风起洛阳》，须从《长安十二时辰》入手。
《长安十二时辰》火爆，源于三点：
其一，用现代技术包装出一个唐朝，尽显其建筑、园林、服饰、器物、生活之美。可到《风起洛阳》，则成僵化的程式——入夜必万盏灯笼、闲坐必饮茶下棋弹琴、闹事必歌舞妓馆……这是一个标准的困境，前面做得太精致，逼得后面不得不继续加码，否则大家会觉得你讲的不是唐朝。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风起洛阳》甚至开始群众演员集体跳水，以突出“神都”的“壮观”。
其二，悬疑架构。悬疑是标准的近代产物，放到古代也无不可。当下国外的悬疑剧多是短悬疑，一集了断一个悬念，因为不愁新故事与新背景。《风起洛阳》等则是长悬疑，一个悬念维持到底，这不仅拖累了节奏，还会伤害真实感。《长安十二时辰》后期已见编造痕迹，《风起洛阳》则将谎话又重复一次。
其三，现代人格。《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是边缘人，身负才华却屡遭挫折，遂玩世不恭，却保留着对弱者的同情之心。《风起洛阳》中的高秉烛出身不良井（虚构的贱民社区），卑微的成长经历使他过分自尊，因伙伴横死，又无处申告，高秉烛开始怀疑一切，用复仇支撑自己活下去。张小敬、高秉烛都是典型的现代人，身兼“无赖”与“侠义”二气，单有其一，均称丰富、有趣，放在一起，不免有“批量生产”之感。高秉烛一探头，便知是张小敬的翻版。
《长安十二时辰》的三大招貌似华丽，却是“一次性用品”，《风起洛阳》却跟得太紧。
为什么《长安十二时辰》的种种优点，会受限于“一次性”？因为它们都是迎合的，是讨巧的，是技术的。它不过是把美剧塞进唐朝背景，靠这种“聪明”，其行不远。
《长安十二时辰》写了唐朝，但对唐朝文化究竟是什么、唐朝与当代关系之类议题，似乎毫无兴趣，只停留在“原来唐朝就已经有这个了”的肤浅惊异层面。为了让观众也感到惊异，不惜将其剥离出来，大肆夸张、重组。表面看，这确有几分炫酷，可唐朝人会这么看自己吗？正如我们看当代，固然也有生活的满足感，但绝无“我们已有这个了”式的欢喜，我们会更关注问题、困境、焦虑，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没有这些，生活便不真实。
可无论在《长安十二时辰》还是《风起洛阳》中，张小敬、高秉烛可以说都是脱离背景的，除了代言美食、见证民俗、品茶听琴之外，只剩下回忆。为了让高秉烛的痛苦看上去更真实，《风起洛阳》加入无数上坟的镜头，通过这些小品式的桥段，创作者们便认为已完成抒情。
不否认演员的表演异常用力，但剧中没给高秉烛留下展露思想的空间，甚至不允许展露他的偏好和行为逻辑。他活得很不具体，则英雄气概也会随之塌陷。“用发呆表示思考”的百里弘毅（王一博饰）、低姿态装到肉麻的柳然（宋轶饰），以及屡遭挫折依然是女汉子的武思月（宋茜饰），这些主要人物的内部合理性都不足。
《风起洛阳》的镜头切换堪称飞速，一言不合便追逐。从运河到南市，到别业，到妓馆，到不良井……光好汉在不良井中发现坏分子炼铜，又被坏人反追的戏，便达两条之多。第一集开场才三五句台词，便立刻开启“追逐+斗殴”模式，再回剧情时，已是17分钟后，风起洛阳成了“跑在洛阳”。
《风起洛阳》在细节上下了功夫，为营造“陌生化”效果，片中人物口称“圣人”（指武则天），抱拳必跷大拇指（古代多叉手礼，周代竖大拇指，武则天自称周朝，可能用周礼），在幞头折法、制式佩刀、士兵服装、灯笼样式等方面，确下了一番功夫。可高秉烛藏身的民居桌上，赫然摆着一把日式铁茶壶；天堂（可能指薛怀义监造的万象神宫）工地上，民工持现代手斧、大锯；洛阳城共109坊，剧中却未见坊墙……
武则天的秘密机构“联昉”设置复杂到有些莫名其妙：传情报要从金属莲花中吐出圆铁筒，好好的办公室偏要弄个游泳池，“联昉”头领必戴面具，水晶吊坠制成的佛头像是现代吊灯。可剧情不在线，很快便无话可说，只好又回来拆“联昉”的包——没出两三集，“联昉”便成千疮百孔，“随立随扫”，相当窘迫。
人物软与故事不够拖累了《风起洛阳》的节奏，虽剪辑下足功夫，镜头切换奇快，可每次转折，当集便填平，人物关系总在同一平面上运动，观众即使说不出问题在哪里，但能明显觉知肯定有问题。搬来了美剧的结构，丢掉了美剧的节奏，说明矛盾设置有偏差，已推不动剧情，这样一个“找到关键人—关键人死亡—再找关键人—关键人再死”的往复游戏，能撑满39集吗？虽把美漫中常见的地下城（不良井）等元素拿来，设置了一群贱民（不良人），却既没揭示人性，也没反抗规则追寻公正，那么添加“不良井”又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
从《长安十二时辰》的8.2分，到《风起洛阳》目前的7.0分，清晰标出“形式创新”的困境，引人深思。
问题的关键在于创作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在手段上极尽铺张之能事，似乎饱含激情，可唐朝不过是假借的壳，呈现的是消费主义的灿烂。激情不实，终会趋冷。不独本剧，现在好多作品的“形式创新”更多的是“形式移植”，成功一次，立刻就是模仿者众，进而演化成“新套路”“新八股”……重叠仿造，人人薅羊毛，人为缩短了市场周期。
《风起洛阳》没有表现出创作上的雄心，这是它最让人失望的地方。
文/陈建新
编辑/弓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