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音量调大，打开助听软件，周梅森递过来他的手机：“对着这问，声音大一点。”

这位高产且勤奋的江苏作家回忆，儿时成长于赤贫的年代，三天两头生病，加之得过两场肺结核，打多了抗生素，听力也就渐渐坏了。

“上海出品”电视剧《突围》正在东方卫视等平台播出，这部聚焦国企改革的现实主义剧作，正是改编自周梅森的新书《人民的财产》。

书中虚构了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等国企干部的形象，其中既潜藏着周梅森对矿区生活的记忆，也延续了他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近日，在南京他的家中，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作家周梅森。尽管与《人民的名义》一样，《人民的财产》里的故事也发生在虚构的汉东省京州市，但周梅森本能地反对“续作”一说，他强调作品之间的独立性。

周梅森说：“影视剧可以工业化生产，这是行业的特征。但我是编剧中的作家，不是文化商人，我不生产系列的工业产品。如果把《人民的财产》冠为《人民的名义2》，只不过是把《人民的名义》又卖了一遍。”

17岁当工人，把“根”留在了煤矿

第一次在《收获》杂志发表作品后，周梅森走进了巨鹿路675号的上海作家协会，一眼便觉得眼前的“爱神花园”很眼熟。年少时的周梅森随父母生活在徐州贾汪煤矿，在介绍矿区历史的陈列馆中，就有一张“爱神花园”的照片。因为这栋花园洋房的旧主人，便是“煤炭大王”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

这是煤矿与文学一次巧合的邂逅。从煤矿工人到作家，周梅森觉得，自己从煤矿走了出来，但把“根”留在了那里。他创作的每一本有关大型国企的作品，几乎都离不开贾汪煤矿的所见所闻。《人民的财产》也不例外。

上观新闻：为什么说《人民的财产》是您一生最想写的故事？

周梅森：社会主义国家有个特征，即拥有大量国有企业。从央企到地方国企，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压舱石，是我们的“国之重器”。我从小生活在国企的环境里，徐州贾汪煤矿是我当年生活成长的地方。所以第一次在《收获》发表作品，走进上海作协，就觉得很熟悉。我后来走出煤矿，1979年调到南京文学杂志社《青春》当小说编辑，后来又当了专业作家，再也没回去过。

但我走出来后，“根”留在那里了。我写的几乎每一部作品，涉及大型国企的，都会与我所在的贾汪煤矿当时的状态有关。比如《国家公诉》里写到了破产的情况，《人民的财产》里写到三个师兄妹。很多煤矿的景象、人物不断在我眼前闪现，我总觉得应该写出来。近几年，一桩又一桩大型国企的腐败案件爆发，引起了我深究的兴趣。真正写了小说，是在2016年，李路在拍《人民的名义》，当时钱也找到了，缺口堵上了，我除了看看回放，没有别的事。

上观新闻：林满江、齐本安、石红杏，还有劳模，就是当时在矿上，您身边的人物？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这个题材，我20年前就想写了。我14岁起，就在煤矿半工半读，一天工资9元钱。后来17岁就在煤矿当工人了，接触到了一批小伙伴，他们很多人的父亲都在煤矿事故中去世。这件事在我青年时期的记忆中非常深刻。只是什么时候浮出水面，变成艺术形象，需要契机。包括我看到很多国企的腐败分子，有的是靠自己的勤奋劳动，有的靠科学发明，凭着一己之力走上岗位。他们初心在哪丢掉了？国企应该是造福全体百姓、造福国家的经济载体。所以政治层面的思索，加上个人经历，变成了这部作品。在我看来，《突围》不是反腐剧，也不是政治剧，是政治经济剧。

上观新闻：《人民的名义》直击反腐，《人民的财产》关注国企改革，都有很尖锐的成分。

周梅森：《人民的财产》里林满江腐败了，在一把手腐败的情况下，一个地方的生态是值得探索的，因为干部的“逆淘汰”形成了。他根本不会把人民的财产、人民的利益当回事。写林满江这个人物，确实太过瘾了。国企高管怎么能有私人飞机？这是一个大奸商专门买了送林满江到香港看病的，他撑了三年，就为了当省长。这个人物对权力的贪恋已经到了令人不齿的程度，这是我塑造出来的一个很典型的人物。

上观新闻：《人民的名义》大获成功，会给新的创作带来压力吗？

周梅森：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是一个作家。作家总是在寻找，总是在创造。作家本质上不能接受电视剧工业化生产和套路的重复。因此写《突围》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是一部案件推动型的作品。

有人说《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名义2》，我也很反感这个说法。我写《我主沉浮》时，虚构了汉江省。到了《人民的名义》，因为隔了十几年，变化太大了，被迫又虚构了汉东省、京州市，把我的人物活动装进去，很顺手，不需要构想太多。不然一部小说要虚构一个省，人家会觉得作品很虚假。我必须尽可能地有一个稳固的舞台，让我的人物演出悲喜剧。

像巴尔扎克，用一辈子讲故事

比起在象牙塔里写作的作家，周梅森的人生经历异乎寻常地丰富。他做过煤矿工人，当过市政府副秘书长，做过房地产生意，也炒过股票，最喜欢的还是写作。从14岁那年读到《巴尔扎克传》之后，周梅森便始终是巴尔扎克的信徒。在他看来，作家是一辈子用笔讲故事的人。

上观新闻：您说最欣赏的作家是巴尔扎克？为什么？

周梅森：我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对文学的爱好始于14岁时看到的一本《巴尔扎克传》。这本书改变我的一生，直到今天，我依然是巴尔扎克的信徒。巴尔扎克曾经在拿破仑像下写了一句话：“你用剑征服世界，我将用笔征服世界！”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一直激励着我。巴尔扎克是一个介入生活的作家，一辈子经商想发财，但没发财，最后写出了一部《人间喜剧》。我也对现实生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天然的敏感。

上观新闻：您对文学的兴趣是从何时开始的？

周梅森：我十四五岁就开始写第一部小说，可能当时连3000个汉字都不认识，但写了20万字，不简单。当时在煤矿，纸张要过蜡后才能包炸药。我就在没过蜡之前，在切下来的边条纸上写。

从1971年到1979年，8年时间，我写了几个电影剧本，3部长篇小说，一个字都没发表。连邮局都认识我，大老远就喊，周梅森又退稿了。那时候即便发表，也没有稿费。但是天生爱写作，没办法。

80年代，那是文学最好的时期。当时有个评论家，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某机关，他没去报到，后来到作协做了一辈子穷作家。我集中读书时期是在《青春》文学月刊，在那里当了五年编辑。后来也读书，但比较实用主义了，比如写某一部小说涉及的历史、资料，就去找来读。这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其实在煤矿时也如饥似渴地读，但没有好书。《百年孤独》读了好几遍，《永不掉队》也是那时候读的，写到了《人民的财产》里。杂志社有个资料室，看书很方便。

上观新闻：您的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不仅在政府部门工作过，也做过房地产、炒过股票，这些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启发？

周梅森：我1996年到徐州挂职，做市政府副秘书长，开始有意识地了解政府组织是怎么运作的。在写作中对这一块了如指掌，都与这一年挂职有关系。后来90年代在南京禄口，初生牛犊不怕虎，盖了80多栋别墅，非常难卖，一直到2000年后才打包卖完。好在我没借款，没赚也没赔。现在想想，幸亏我提早上岸了，没有把房产梦做下去。

可能也和我从煤矿出来有关系，在事业上比较想干。比如说，有这么几部电视剧，都是我独自投资的。《国家公诉》是我全额投资，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合作拍摄。《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个人投资的。到了《人民的名义》，我就只做编剧。《突围》开播时，我的另一部电视剧《大博弈》关机。《突围》开播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第二天就飞青岛关机了。

我只编自己的作品，不放心给别人编剧。我把小说作为提纲，有人物、有故事，这就是提纲，剧本做起来就很顺。

上观新闻：在写政治小说之前，您早期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比如《沉沦的土地》等。您觉得自己的创作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周梅森：我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是《沉沦的土地》，写的是民国时期的煤矿，主要以它的大气、深沉和角度的新颖取胜。这个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对我写作风格的形成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我的一系列作品都带有这种悲壮的、悲凉的色彩，从矿山几部曲，一直到《黑坟》。后来我也写过一系列战争小说，我和莫言的写法不一样，都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非议。1985年，我和莫言参加过同一个军事文学研讨会，就有老同志批评我们，当时我是唯一一个非军人作家。然后到了《人间正道》等政治小说这一阶段。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种追根究底的现实主义的写法。有人说是天赋，我说没受过文学训练，我可能有点天赋，但主要还是勤奋。

上观新闻：从《人间正道》开始，您开始转向政治小说创作，这是出于怎样的契机？

周梅森：写《人间正道》，是因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地区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我。他叫李仰珍，原徐州市委书记，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这个市委书记让我看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官员的奋斗牺牲。于是我就开始关注他们，因为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想到了很多东西，都借着《人间正道》，把它写出来了。写出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了。

对社会现实，不能装作看不见

比起其他城市，南京的梧桐树显得分外高大。从1979年调到南京工作后，周梅森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除了南京，他对上海也不陌生，认为上海是他主要的文学阵地。关于创作，他主张文学干预社会，在历史进程中保持“在场”的姿态。

上观新闻：您一直生活在南京，南京给您怎样的印象？

周梅森：我从1979年到南京，就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因为这个城市非常包容。年轻时到这里，南京的热让我印象深刻，披着湿浴巾在风扇下吹，才能凉快一点。除了热，别的都很好。而且南京的文化氛围也很好。南京的作家也很潇洒、独立，各自写自己的作品，风格不一，但互相尊重。如果不是南京，我可能活得不会这么自由。

上观新闻：您说上海是您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

周梅森：《收获》发过我4部中篇，3部长篇，分别是《国家公诉》《我主沉浮》《中国制造》，《小说界》也发表过几篇。

《人间正道》出来后，拍成了电视剧，巴金看到了，每一集都要看。因为岁数大了，他的女儿李小林就把片子录下来，第二天给他看。不了解的地方就叫小林找书念给他听。小林打电话给我，说我爸就看你的剧，让我赶紧送书过去。巴金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发《人间正道》？还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中国制造》。我很震撼，巴老当时90多岁，还关心国家命运、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之后，才有《收获》3部小说的刊发，我很感谢巴老。

上观新闻：您曾说，身为作家，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您也长期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自觉的意识？

周梅森：我生活在一个赤贫的年代，我的人生道路，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的今天。所以我这代人对改革开放充满了感情。生于这个时代，我的创作不能不关心这个时代。一个时代一定要有一批作家“在场”。

上观新闻：怎么理解作家的“在场”？

周梅森：这个时代，总要有一部分作家，关注我们的改革开放，关注这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部分作家关注现实生活，关注老百姓关注的那些问题，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的作品总是面对社会现实，也总是面对很多尖锐的问题。我写《人间正道》，引起几十名官员联名告状的风波，我不认为他们都是坏干部。像《国家公诉》也修改了800多处。我一直深深扎根在生活中，对经济生活深度介入。这些对我的创作都非常有意义的。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一不留神你就被抛弃了。

上观新闻：现在回过头来看，您如何总结自己的艺术观、文学观或者说文学审美？

周梅森：对批判现实主义始终不渝的忠诚与主张。早年我在矿区听民间艺人讲故事，后来我用我的笔讲故事，现在又用影视影像讲故事，我的一辈子就做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文/上观新闻记者 张熠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