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们提起北京，第一反应当是伟大祖国的首都，燕山脚下，永定河畔，“雄鸡”版图的咽喉部位。不过，如果严格按照地名学的理论分析，“北京”应该算是一个通名，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春秋公羊传》上对“京师”一词解释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从此“京师”就成为国家都城的称呼。由于我们国家地域辽阔，历代王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京师之外，往往还会设有陪都，这样就出现了多个都城。为了便于区分，通常会在都城前面加上方位词，于是就出现了“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的称呼，意思自然就是东面的都城、西面的都城，等等。

现在史书中可见的，较早使用“北京”的是西晋时期江南人。当时江南名士陆云在《登台赋》中写道：“乃启行乎北京，巡华室以周流兮。”西晋都城洛阳，对江南人来说在他们的北方，因此称之为“北京”。结果没叫“北京”多少年，晋朝就被北方少数民族赶到南方去了，晋朝的“北京”也就不复存在了。

晋朝被赶到江南以后，北方地区陷入一片混战，大大小小的王朝国家此起彼伏。在这其中，有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贵族在西北地区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统万城（位于陕西榆林靖边县白城子村）。统万城规模宏大，建筑精良，文人做赋吹捧赫连勃勃功绩：“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可见大夏政权也将统万城称为“北京”。

比赫连勃勃稍晚，江南的刘宋政权也有一个“北京”，就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起家的地方——京口。刘裕经营京口多年，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因为刘宋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京口位于建康以北，故被称为“北京”。到了北魏的时候，有近百年的时间以平城（今大同附近）为都城，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是故都，并位于洛阳北面，故一度称平城为“北京”，认为这里“北京根旧，帝业所基”。

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重新建立。因为唐高祖李渊以太原为发祥地，依靠山西高原居高临下的地势优势和能征善战的军队南下攻入长安，建立大唐，太原由此被视为唐朝的龙兴之地。唐朝国都为长安，太原在长安的北面，因此唐代时太原就成了“北京”。这一观念影响深远，五代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把他们的发祥地太原称为“北京”。

与隋唐相比，北宋疆域大大缩小，尤其北面出现了辽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所以北宋王朝的“北京”，一大重任就是要承担起抵抗契丹铁骑南下，保护都城汴梁的军事作用。在“北京”的选择上，北宋放弃了唐代以来以太原为“北京”的传统，而以距离宋辽前线和都城汴梁都不太远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为“北京”。大名府控扼河朔，号称开封北门锁钥，守住大名，就能守住黄河防线，如此则开封无忧。“北京”大名府在宋代地位不一般，在《水浒传》中“出镜率”很高，一百二十回中有十八回都提到了它，杨志、索超、卢俊义、燕青等人没少在大名府溜达。书中描绘它“城高且地险，堑阔且濠深”“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属于辽国，因为宋辽对峙的军事形势，它对于辽国很重要，是辽国五京之一，因为位于辽国疆域的南部，所以称为“南京”。

东北的女真人兴起后，用了十多年时间就灭了辽国，还把大宋王朝赶过了淮河。金王朝学习宋辽多京制的方式，在疆域内也设置了五个都城。由于疆域扩展，原辽南京的位置就不在金王朝疆域南部而成了中央，于是贞元元年（1153年）以后，金王朝将其更名为“中都”，并作为国家正式的都城。金王朝先后设有两座“北京”，在消灭辽国的初期，为了震慑辽国残余势力，将原辽国都城上京临潢府改称为北京临潢府（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贞元元年（1153年）以后，金王朝都城从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迁到了中都（今北京），“北京”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临潢府变为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

元代虽然也设置了大都、上都、中都，但并未出现“北京”名号。明朝刚刚开国的前十年（1368年-1378年）曾经以开封府为“北京”。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朕于春秋往来巡守。”金陵是朱元璋根基所在，自然要被列为都城，而开封曾经是宋朝首都，以此为都城，能够彰显政权的正统性。

不过经过金元两朝破坏，开封城已不复当年荣光，所以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便罢除了开封的“北京”称号。在此之前的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封为燕王，封地在北平。正是这个燕王，在30年后，不仅夺了朱元璋嫡孙朱允炆的皇位，还把自己的封地北平改为北京，连都城都迁了过来。从此“北京”二字结束了千年漂流，在燕山脚下、永定河畔安了家，成为明清两代、民国北洋时期以及新中国的都城。

（原标题：历史上“北京”地名的漂移）

供图/视觉中国

文/王洪波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