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历史知识，一般来自小说、戏曲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时至今日，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学者，也都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当史料来看待，更不必说一般的民众了，有位环保专家就根据《水浒传》而得出宋代的时候山东有老虎的结论。惟其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偶像的形成，实赖于小说和戏曲的传播。

姜太公、诸葛亮、关羽、武松、包拯、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的英雄群体，这些人物，大多在正史中或多或少有一点根据，然后在小说和戏曲、乃至于各种艺术形式中，世世代代滚雪球一样的流传过程中，添枝加叶，虚实相辅，“事迹”越来越丰富，形象越来越高大，人格越来越完美。从部分人的崇拜变成全民族的崇拜，从局部地区的崇拜变成全国性的崇拜，从一朝一代的崇拜变成代代相传的崇拜，逐渐成为民族的偶像。有些偶像，其影响甚至跨越了民族的界线，辐射到周边地区。尽管这些偶像的演变过程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对时代召唤的一种响应，是社会的需要将他们召唤出来。在这些偶像身上，寄托着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寄托着民族的审美理想。这些偶像的浑身上下，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浓郁气息。当我们用现代目光去审视这些民族偶像的时候，也就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与复杂。在这里，我们不妨以《龙图耳录》为材料，审视一下包拯的形象。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有关包公的小说是公案小说的代表。公案小说的兴起和发达，是小说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小说渐渐离开志怪传奇，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普通市井人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成为最好的素材。这类素材，尤其是那些命案，既有耸人听闻的情节，又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饱含着人情世故。公案小说满足了小说搜奇觅异的本质要求，又适应了小说世情化的大潮。今日的法制文学，正是公案文学的自然延伸，它依然牢牢地吸引着大众的眼球。

包公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包公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主要得力于小说和戏曲。一般人心目中的包公形象，来自戏曲舞台上正气凛然的黑老包。读过《宋史·包拯传》的，能有几人！包公在民间持久而深入的影响，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生活在专制铁蹄下的百姓，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一寄希望于清官，二寄希望于鬼神，三寄希望于侠客。鬼神虚幻，显然靠不住。侠客难遇，有那么几个侠客，不是做了山大王，就是做了大官僚的保镖。相对来说，将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还比较靠谱。包公在中国，几乎就是清官的代名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数清官的名字，但谁也没有包公的名气大。

包公惩恶扬善，铁面无私，除暴安良，嫉恶如仇。最让人佩服的，是他那一股子犟劲。惩恶不避权贵，哪怕他皇亲国戚！这是从道德的角度看的，如果我们用现代法律的观念去审视一下《龙图耳录》所描写的这位令人敬畏的司法偶像，看一下包公的司法实践，那问题就大了：包公的法治，万万学不得！

我们知道，司法的判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现代的法律观念，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察人员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和一切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可是，小说家笔下的包公，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证据上，他的强项是审讯。《龙图耳录》里的包公，往往是事情尚未了解清楚，连起码的调查都没有着手进行，犯罪嫌疑人一提上来，他察颜观色，便已成竹在胸，有了结论。包公见刘氏“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说的有情有理”，暗自寻思：“此妇言语锋利，必非良善。”衙役将郑屠带了上来，包公“见他相貌凶恶，明是不良之辈”。冯钧衡一上堂，“包相见他兔耳鹰腮，蛇眉鼠眼，已知是不良之辈”。“包公看许生貌美性和，似非凶恶之徒”。以貌取人，先入为主，这种法官不是非常可怕吗？

包公的审讯，首先是制造恐怖气氛，加大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他的脸长得比较黑，属于那种不怒而威的类型。他手下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个个如狼似虎。堂下是幕僚公孙策为他精心设计的三口御铡，“光闪闪，令人寒毛皆乍；冷森森，使人心胆皆惊”，所谓“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犯人一带上来，包公将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问，两边的衙役齐声呐喊，“堂威大震”，犯罪嫌疑人自然是魂飞魄散。

包公判案，重在审讯一环。有没有证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口供。包公做梦也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零口供”一说。为了取得口供，刑讯逼供是包公最常用的办法。一部《龙图耳录》，留下了包公进行刑讯逼供的无数案例。张别古来告状，可是，乌盆没有动静，包公误以为张别古愚弄他，吩咐拉下去，把“这老狗”“打了十板”，“打的老头儿呲牙裂嘴，一瘸一点”。刘氏上了堂，包公命她快招，“免得动刑受苦”！吕佩不说，“包公吩咐掌嘴”。谈月不招，也是掌嘴。皮熊支吾，包公威胁他：“左右，抬大刑过来！”陈大户不招，嫌犯叶阡儿给包公出主意：“回老爷，与其打小人，莫若打他，包管一打，他就招了。”包公一听，是这个理，人是贱虫，不打不招，便采用了叶阡儿的合理化建议，“吩咐将陈大户拉下去重打四十”。结果，陈大户这贱虫果然就如实交代了。赵大“横了心，再也不肯招承”。包公大怒，“请了大刑，用夹棍套上两腿”。谁知“赵大不禁夹，他就呜呼哀哉了”。包公事后也不免后悔：“不想妄动刑具，致毙人命，虽是他罪应处死，究竟是自己粗心浮躁。”包公的反思一点也不深刻，果然，他以后仍然将刑讯作为取得口供的法宝。郑屠咬牙不招，“包公大怒，打他二十嘴巴，又责了他三十大板。好恶贼，全无一字招承”。包公技穷，只好“吩咐暂且带下去”。叶阡儿本是小偷，并未杀人，包公以为他是凶手，叶只承认盗窃，不承认杀人。包公吩咐“拉下去重责二十大板”！叶被打以后，开始结结巴巴地交代盗窃经过，包公嫌他吞吞吐吐，吩咐“拉下去，再重重打他二十”！冯钧衡装糊涂，包公吩咐“先重打他二十”！冯交代得不痛快，包公很不耐烦，吩咐掌嘴。交代完毕，包公当场就吩咐用狗头铡把他铡了。包公审问艾虎，让他交代，是何人指使，艾虎说没人指使。包公请出铜铡，威胁艾虎，说要把他的脚指铡了。郭槐是“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关键人物，如果能够从郭槐身上打开缺口，全部案件就可以迎刃而解。可是，郭槐知道此案涉及当今的皇上和母后，关系重大，所以他死活不招。可怜那郭槐年老体弱，经不起大刑。包公手下稍一用刑，“郭槐声息微弱，咬定牙根”，“浑身乱抖，面目更色，那头上的汗珠儿有黄豆大小”。如此一来，使好用刑讯的包公不禁有点犯难。包公虚心地向幕僚公孙策请教，公孙策给他设计了一种新鲜的酷刑，“只伤皮肉，不动筋骨”，其实就是一种类似烙铁那样的刑具，美其名曰“杏花雨”。公孙策是读书人，亏他想出这样的酷刑，还给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

大刑以外，包公常常使用欺骗的手法来获得口供。皮熊不招，包公将其姘头毕氏传来，对她说：“方才问明皮熊，说你立意将丈夫谋死的。”毕氏经包公这么一挑拨，果然上当：“他如何推在我一人身上，回老爷，小妇人的丈夫是皮熊谋害的呀！”赵大死活不招，包公吩咐将赵大带下去，不许见刁氏，这当然是为了防止他们串供。包公将刁氏唤上来，骗她说：“赵大供出，陷害刘世昌是你的主意！”“刁氏闻听，恼恨丈夫，便说出赵大用绳子将刘世昌勒死等情”。为了骗取尤狗儿的口供，包大人对他说：“今有冤魂张友道告到本府台前，说你与陈大户主仆定计将他害死，但此事皆是陈大户要图谋张友道之妻刘氏，你不过是差遣，概不由己，虽然受了两个元宝的赃赂，也是不干你事，你从实讲来，自有老爷与你做主，出脱你的罪名便了。你倒不必惊慌，慢慢的讲来。”尤狗儿虽然并非善良之辈，但也自有其天真之处。他看见包大人和颜悦色地与他说话，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就把内情和盘托出。谁知大上其当，判了一个绞监候。项福奉庞昆之命来刺杀包公，包公藉南侠之力，擒获项福。审讯的时候，包公故意和项福套近乎，说自己和庞昆是世兄弟，和庞太师有师生之谊，并吩咐手下好好替项福调理箭伤，说是“这样的义士，如何叫他做刺客，未免大材小用了。吾看此人将来必能与国家出力，可惜他未逢其主”。项福被包公的一番花言巧语哄得不知东南西北，便将自己奉庞昆之命行刺包公的内情和盘托出。包公得到口供，就翻脸无情，用狗头铡将他杀了。包公抓住庞昆，也是如法炮制，“庞昆听见包公方才的一番言语，颇有袒护之意，又见和容悦色，全是一味的商量”，便以为包大人好说话，必定会设法开脱他的罪名，所以他对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画供签押。谁知包公获得庞昆的口供以后，铁面一沉，连呼御刑。堂堂的太师之子，顿时腰斩于开封府的龙头铡下。骗供诱供，包大人运用起来非常娴熟，能唬就唬，能哄就哄，能骗就骗，三招不灵，那就不客气，大刑伺候！

棍棒和欺骗之外，包公还常常借助鬼神和迷信来获取口供。伽蓝殿僧人被害一案，嫌犯吴良不招，包公吩咐将伽蓝神泥胎抬到县里。“包公离了座位，迎将下来，似有问答之状”。接着，包公就对吴良说：“适才神圣说道，你那日动凶之时，已在神圣背后留下暗记。”这样装神弄鬼、连唬带蒙，吴良的手印又与血手印对上，“只唬的胆裂魂飞”，不由得他不招。郭槐咬牙不招，包公听了公孙策的主意，派人“到勾栏院唤了个最伶俐的妓女来，名唤王三巧”，扮作女鬼寇珠。可怜郭槐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受刑之后，精神恍惚，以为真是遇到了寇珠的冤魂，惊恐之中说出实情。

在包公看来，只要目的纯正，动机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他的手下居然敢于从御库中盗出九龙珍珠冠，偷偷放在霸王庄马强家的佛楼神龛之中，用这种栽赃诬陷的手法，来打倒马强的叔父，即朝中的总管马朝贤。诡称马朝贤监守自盗，将九龙珍珠冠，通过马强转送图谋不轨的襄阳王。当然，襄阳王、马朝贤和马强并非好人。艾虎等人在三堂会审的时候，大做假证伪证。包公手下的四品护卫白玉堂，看见艾虎大做伪证，没有被包大人唬住，不由得在心里为艾虎喝彩。他不避嫌疑，亲自探监，为艾虎打气。白玉堂让雨墨去给艾虎通风报信，说众位大人要用一个假扮的马朝贤来试探艾虎。白玉堂穿针引线于艾虎和枢密院的颜查散之间。颜查散则当堂作弊，向艾虎递眼神、传消息。假扮的马朝贤上堂时，雨墨在颜查散背后“暗暗的摇头”，以此来暗示艾虎。此时此刻，那位明察秋毫的包大人却装聋作哑，任其含糊过去。

太师庞吉指控包公的三公子包世荣一路进京，勒索州县。庞吉的指控自然是污蔑不实之辞，但是，按照法律常识，此案涉及包公的直系亲属，包公理应回避。可是，这件案子由大理寺初审以后，包公便奉旨接过此案，照审不误。

包公的手下，如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虽然行侠仗义，但他们常常违法行事，多次犯下命案。虽然杀的是恶人坏人，但法律不允许个人来处置他人的生命。而包公亦不以为非，听之任之。

由此看来，小说中的包公，铁面无私，令人肃然起敬；而他的“法治”，却是万万学不得的。民众只看到他在惩恶扬善、除暴安良，不知他时时地在违法行事。

其实，小说戏曲里的包公与历史上的包公有很大不同。历史上的包公，确实非常清廉，性格刚直。可是，历史上的包公主要是一位谏官。我们看他的文集，里面的文章都是他当谏官时的奏章，涉及当时的国计民生。可是，小说和戏曲中的包公是一位法官，一位破案的专家。根据历史记载我们知道，包公只当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而且在任上也没破什么案件。从《宋史·包拯传》来看，包拯在天长县知县任上，曾经破过一桩牛舌案。本传上有记载的案件，仅此而已。后来小说戏曲里包公所破的案件，或是出于艺术想象，或是移花接木，将他人所破的案件换到了包公身上。包公形象的演变，实在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包公的形象，至今尚有魅力，说明我们的法治，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