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莫罗（1838-1871）性喜洁白的风信子，春日发华，一串串总状花序，颇有翩翩贵族少年风采。正是在1871年大地萌动的春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被卡尔·马克思形容为“冲天”的“巴黎三月十八日运动”。爱德华·莫罗才华卓著，被时人誉为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的“灵魂”。公社失败，他回天无力，惨遭奸雄阿道夫·梯也尔野蛮杀害，令人痛心。然而，在诸多巴黎公社活动家中，他却是在国际上最不为公众所知的一位自由英烈。十卷本《我的红色手札》作者马克西姆·维约默说：“爱德华·莫罗无疑是三月十八日起义最杰出的形象。他起草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最早的《告法兰西人民书》，行文十分凝练。”作为记者和历史学家的维约默于1910年结识爱德华·莫罗的亲密女友卡洛丽娜·斯特罗斯，听对方详细叙述了爱德华·莫罗的生平，直至他参加巴黎公社运动，被凡尔赛分子匪帮枪杀的经历。

卡洛丽娜是一位女演员，1867年3月27日在莫罗的剧作《针尖》首演时跟作者邂逅，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莫罗随后寄给女方一首诗《假如我爱上你》：

两人面对面，碰触你的目光，一片柔情似水如注……

其时，莫罗刚丧失情侣阿黛尔·亚当，已允诺迎娶追求他的邻女玛丽-埃龙·维尔弗丝为妻。但他真正钟情的是卡洛丽娜，也恰是此女性在整个巴黎公社的战斗中同他相伴始终。

爱德华·莫罗自幼立志文学事业，写诗歌，尤其热心戏剧创作。他不喜欢莫里哀的喜剧，更蔑视小仲马之辈，而受马利沃和博马舍影响，曾将处女作呈递“意大利剧院”；《在帕西》《最后的仇杀》和《针尖》等几部剧作相继在巴黎“福利亚游乐剧场”和“夏西尼剧院”上演，显露歌剧才华。莫罗关注克里米亚战争。他虽出身贵族，但本人厌恶封建贵族享有特权，总感觉“自己成了既立秩序的囚徒，仿佛生活在墓地里，难免命途多舛”，而将希望寄托在莳养白色的风信子上。1855年5月，他阅读克拉翁公主的遗篇，迷上了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更加景仰法国大革命。年轻的爱德华·莫罗为一腔爱国热忱鼓舞，1870年8月，听到普鲁士军队烧杀抢掠的野蛮行径，志愿参加巴黎国民自卫军，编入183营，担任营长布丹的文书。他不信任巴黎城防司令特罗胥，希冀奔赴前线，能在沙场上跟女友卡洛丽娜重逢。为此，他向指挥官布丹表达心愿。果然，卡洛丽娜应召到185营当护士，他对伊说：“后天拂晓我们终于能够出征，荣幸地为法兰西牺牲自己的生命。”莫罗留下一封信给女方，说：“战友们纷纷与亲人告别。我心中充满热吻，但双唇上却无人亲昵。”

莫罗参加的尚比尼战役极其惨烈。据称法方战死者达三万人，仅损失的战马就足够全巴黎市民吃15天。营长布丹表彰莫罗“沉着作战，为同胞们树立了榜样”。可是，他公然拒绝接受“国防政府”奖赏，因他鄙视卑劣的“国防政府”出卖巴黎，同俾斯麦签订屈辱条约。32岁时，爱德华·莫罗从诗人的浪漫文学，转为“政治文学”，同龙格一道主持起草了一份《告法兰西人民书》，用充满爱国、爱人类的绝妙笔触，如同火炬般阐明了“三月十八日革命”的要旨，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宣言共鸣：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面对梯也尔处心积虑要改组军队的企图，国民自卫军2月24日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爱德华·莫罗的提案，并决议由各区自卫队代表组成一个联邦性质的中央委员会。由此，爱德华·莫罗频繁活动，鸣誓将“三月十八日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他在给女友卡洛丽娜的信中表示，要在这个岗位上视死如归，“我经过深思熟虑，完全意识到，要加强抵抗精神，”他写道，“自己重任在肩，倘若你再见不到我，那就在此一别了。”

巴黎局势日趋紧张，普鲁士军队三万人要在3月24日午夜进入巴黎。警报已经拉响，国民自卫军各营队必须赶快集合，抵御来犯之敌。3月15日，新产生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再度举行会议，抵制国防政府欲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的阴谋。3月17日，巴黎民众阻止当局抢夺孚日广场上的大炮，将之转移到柏利维尔区政府。3月18日，军民联合，在蒙马特尔高地起义。凡尔赛阵营的历史学家马克西姆·杜岗见证：“一个机智灵巧的人陷得太深，无法自拔。他就是爱德华·莫罗，中央委员会的‘灵魂’。”

一度参与巴黎公社的克吕泽烈将军指出：“‘中央委员会’里绝大多数是无产者，几天内的作为胜过巴黎公社几星期的奋斗。”蒙马特尔民众夺回大炮事件后，中央委员会成了事实上的“临时政府”，但爱德华·莫罗谦逊地婉拒了参加公社选举提名，一意将权力移交给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巴黎公社诞生翌日，中央委员会在原奥斯曼男爵市政大厅举行交权会议，决定将革命权力交给巴黎公社，不干预公社的行动，委员会只限于重组国民自卫军。对于中央委员会此举，领导第一国际的卡尔·马克思于1871年4月12日致信库尔曼医生论述：“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马克思强调这是一个错误，起义者本应该不失时机地向凡尔赛进攻，取得军事胜利。但是他们过于天真地“顾虑良心”了。客观地看，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不犯这一致命错误，其尔后的状况会迥然不同，一些错误措施可能得以避免。

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爱德华·莫罗在公社军事部竭力改组国民自卫军，加强巴黎防务。他赞赏公社右岸总指挥东布罗夫斯基积极向他提供凡尔赛方面的军情，坚持公社对凡尔赛的包围。他看到公社在军事方面存在重大弱点，但无力有效改进军事部的管理。4月30日，在公社军队撤出伊西炮台后，公社军事代表克吕泽烈因怠忽职守被免职逮捕，由参谋长罗塞尔继任总指挥。

罗塞尔毕业于法国军事学院，仅仅出于抗击普鲁士军队，解救巴黎城被围的动机参加巴黎公社。个人并无社会革命的抱负。但是，他有职业军人的敬业精神和军事才干，上任后有效整顿公社的军事部，集中指挥权，调集万人兵力，准备对凡尔赛发动出击，得到爱德华·莫罗支持。后者甘愿当他的助手，努力收集战事情报，期望靠他制订的一整套振兴巴黎城防的方案扭转公社在军事上松散的被动局面。罗塞尔也宣布，应该“保障中央委员会的革命权威”，战时必须进行军事集权，统一指挥，因此取消当时兵团指挥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程序。不幸，这一主张遭到中央委员会几乎所有反对集权的军团长官抵制。反对者联合前往“救亡委员会”示威，要求罢免新上任的军事总指挥。应时产生的公社救亡委员会出面调解，但拒绝撤换罗塞尔，任命爱德华·莫罗以公民代表身份进入军事部辅佐，后者支持军事总指挥在特殊情况下应实行专政的立场。罗塞尔一向厌恶公社委员会喋喋不休的无谓争论，面对委员们强烈反对军事集权的压力，看到扭转巴黎公社军事劣势为时已晚，不免产生失败主义情绪，不接受公社挽留他担任军事代表的职务，致使公社军事部在大敌当前时群龙无首。无疑，没有总指挥的部队是绝对无望在疆场获胜的。

公社不得不任命德勒克吕兹为军事代表，来主持战事，但他毫不懂战术，又排斥爱德华·莫罗。德氏不仅不愿听取这位驻军事部公民代表关于局势危机的报告，甚至将他支开，派去军需处负责后勤。爱德华·莫罗仍凭借自己在中央委员会的威望，竭力做好一切工作，成为实际上的“军事委员”。可是，公社在军事领域的弱势已成定局。5月22日，凡尔赛军队破城攻入巴黎，公社战士修筑街垒，奋起抵抗，开展激烈巷战。5月23日，自卫军右岸总指挥，波兰血统的东布罗夫斯基将军在米拉街垒受致命伤牺牲，巴黎公社失去了最杰出的将领。5月25日，时任公社军事部代表的德勒克吕兹，在伏尔泰街无望地坚守时，突然跃上街垒，面朝敌人，仰天嗟叹，饮弹身亡。同一天，第一国际会员，在最后时刻接任军事代表职务，指挥街垒战斗的欧仁·瓦尔兰落入敌手，被凡尔赛匪帮捆绑游街，押解到蒙马特尔高地枪杀。其时，被当街推到墙根直接射死的普通公社社员超过三万五千人。罗塞尔也以“叛逆罪”被凡尔赛军方无情处决，此为后话。

大诗人雨果这样描述当时的惨烈场景：“洛博兵营爆发凄惨的声响，有如开启和关闭坟墓的惊雷。”巴黎公社史学家玛塞尔·舍尔弗在归结爱德华·莫罗的厄运结局时，追述了他生命的最后故事：在1871年5月的“流血周”里，爱德华·莫罗自知难免一死，牺牲前在利沃里大街10号，想见女友卡洛丽娜·斯特罗斯最后一面。卡洛丽娜急急赶到，陪伴他走最后一程。二人被一个凡尔赛军中士率兵押解到洛博兵营。临时军事法庭下令驱逐陪同爱德华·莫罗的女子，但卡洛丽娜不肯离去，反驳道：“莫罗先生有妻儿，他要给我写下遗言，我不能走！”

“给我滚开！”主持审判的上校吼叫，卡洛丽娜被赶到夏特莱广场。她怅惘地站立在那里，朝洛博兵营方向眺望，却不见莫罗的身影，而是听见可怕的枪声响起。后来，这场屠杀的幸存者戈迪耶转达莫罗临刑前对他说的一句话：“告诉朋友们，我是嘴里叼着烟卷儿平静死去的！”国民自卫军第183营长布丹，并不赞成他原先的文书投身巴黎公社事业，听到这一消息后哀叹：“他是一个诚实无私的人，成了乌托邦的殉道者。”

令人称奇的是，莫罗的发妻玛丽虽然因丈夫有外遇而心灵受伤，但她却对夫婿忠贞不渝。莫罗牺牲后，她守洁如玉，终身不再嫁人，甚至拒绝了法国著名画家德加的热烈求婚。至于卡洛丽娜，她因始终同情人爱德华·莫罗共患难，更因在五月“流血周”街垒战中抢救过受伤的公社社员，被梯也尔和麦克马洪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视为“大逆不道”，不断受到法律诉究。幸亏有其弟艾弥尔·斯特罗斯的亲情护佑。艾弥尔系巴黎上诉法院法官，娶《卡门》作者比才的遗孀为妻，去世时将全部遗产留给在社会革命风暴中遭遇不幸的姊妹，使之得以在一个不公道的既立社会秩序下苟延生存。

早在1867年5月6日，爱德华·莫罗曾献给卡洛丽娜·斯特罗斯一首情诗，其中一节曰：

假如我爱上了你，

你柔媚的日光

是我的宝石，我的珍珠，

让我一生惜福……

英豪其萎，夕贤已逝，今朝唯余那

风信子沁人心脾的芳香。

文/沈大力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