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匮乏，看电影就成为最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人们精神消费的主要选择之一。早先年间，公社还没有电影放映队，只有区里有一支电影队，要想看一场电影，在小孩眼里，不亚于过年的期盼，于是放映员是最吃香的行当了！

那时候，人们对看电影有着特别地渴望，热情之高，场面之火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一旦听说方圆十里内有那个大队晚上放电影了，总是兴奋不已，四处奔走相告，刹那间，整个小村沸腾了。尽管看来看去都是那么几本电影，但总的还是要去看看的。如果哪一次真的错过了，会留下太多遗憾的——上小学某天，在宋家放映彩色影片京剧《沙家浜》，因故没去，第二天，听着别人讲述那电影里的精彩情节，就是插不上嘴，真的好后悔啊！

在儿时记忆里，我们杜泽区也有一支电影放映队，有两名电影放映员，他们都是衢县电影管理站（后改为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工作人员，一人是白水公社的，他姓陈，就叫他小陈了，另一人是杜泽公社的，他姓杜，大家就叫他小杜了！

像杜泽区电影队，县电影管理站一轮只能配给一个或二个电影拷贝，下属有七个公社，没有特殊情况下，一个公社又一个公社地轮着放，这个礼拜这个公社放好了，下个礼拜再到那个公社去放。这次看好了，等到下一次再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少则一个半月，多则要二三月，可见在那时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事情。等候是最漫长的煎熬，于是乎大家会时不时扳着手指算算，下次到底什么时间能看到嘞！我所在的周家公社，有二十三个大队，其实放来又放去只是那么几个大队，像我们经常要去的周家、宋家、板桥等大队（它们有副业队、煤灰厂，所以大队有了收入，就可以经常放电影了）就在其列。有的时候，也会去那些要远点的丰村、上林、蟠塘坞、城村和相对等大队。

放电影的前几天，公社（在哪地方放电影，都由公社统一安排的）会通知这次要放电影在那个大队。接到通知后，头天晚上，大队就要叫好那个社员去某某公社某某大队，把电影设备拉回来。那时设备陈旧，也很重，包括汽油发电机和老式放映机（36毫米放映机，后来也有16毫米放映机，更加轻便）、幻灯机、广播喇叭、胶片箱子、银幕等，装了满满一箱（大家叫它为电影箱）。当年农村最好的运输工具就是独轮车，小小心心、慢慢地推回来，以防止弄破，到后摆放好，等下放电影用。如果在本公社内拉设备，就方便多了，半天就行。

当年农村用电还没有普及，放映用电是用汽油发电机发电供电的。放映员到场后，首先就是发电了，只见左手按住发电机，右手捏牢绳子用力往上一拉，发动机“哒哒哒”响起了，电灯亮了，知道就快要开始放了。如遇到二三次还是没发起的，站在边上看热闹的我们，心里就很急了，只害怕今天电影放不成了！

因为那时通讯条件不好，于是消息来源有各色各样的。因客观条件所限，大多消息都是道听途说的，只有很少一些是直接得到的，这样获取的信息，其真实性不够的，其实一些消息是完全不正确的，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一旦如果不去，要是真放了，万一错过也是挺可惜的。大凡碰到这个时候，总想去试试看，大多还是去了。正因信息不对称，我们走在那条去的路上，沿路一个人影都看不见，有人判断可能白跑了，建议“我们回去算了！”当然也有人决意再坚持一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说：“反正出来，到了再说吧！”走到以后才发现村子里“冷冷清清”。像我们小孩，只是跟跟班的，一般不发表意见，去也行，回也罢！若是遇到这种事体，说明那个大队没放电影，只能乖乖原路返回，沿路仍是说说笑笑，这样“白跑”一次的情况经常发生，有人自我嘲笑说：“革命青年走白路，”算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在正式放电影之前，放映员要宣布：请大家安静，马上就开始放电影了，听到后，杂乱喧闹的场面瞬间清静下。接着，要请大队干部讲讲话，名义上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其实就是让他们找点那种大庭广众下讲话感觉。

一般情况下，接下来就要放幻灯片了，放的都是一些带有时代气息标语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以及科学种田等内容，于是每次放的内容都要变变，都是临时写的，正是这样，偶尔也会出现个别病句、错别字。放幻灯时，片子是倒过来放的，边上有人说“看他是倒着放的，但是幕布（银幕）上却是变为正的呐，真当奇怪的嘞！”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多年，长大了读书才知道就是“透镜成像原理”了！

随后电影开映了，随着放映机输送胶片“吱吱吱”声响起，一束亮光穿越天空照射到银幕上，显现出精彩的画面，飞蛾、蚊子也来凑个热闹，在光线里不停的飞舞着，它给增添了另一份景色。大喇叭传出了阵阵响亮的音乐旋律和话语声，在空中不停地回旋，响彻云宵。

——有的时候，还要加映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闻简报》(当地称之为“加片”)，“尼马松总统访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县.红旗渠”“东海女民兵”“农业学大寨”等等，这也让我们了解很多时事新闻。

通宵等着看《智取威虎山》（黑白片）那一幕，让我刻骨铭心。那年夏天，我还是6岁。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八部样板戏中第一部拍成电影的。该影片拷贝很少，全县只有一个拷贝，要在指定时间里全县轮回放映一轮，由县电影管理站统一配送到各区电影队，每区队只能放映三五天。那时放样板戏电影是政治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于是主管部门及区、公社、大队非常重视、精心安排。

某一天，《智取威虎山》电影来到周家大队放映的消息传到村子里，原来在广播里听过，现在能亲眼目睹，让人兴奋不已。人们奔走相告，消息一会儿在村子里封传开了。

“样板戏”不同于一般电影，其影响力极大，所以那些平时不大看电影的人（婆婆妈妈）这会也去看了。吃过晚饭后，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差不多全“下铺”人按放映时间出发了。那时我还很小，虽然没有上学，但爸爸已经买了一本《智取威虎山》连环画，通过“看图识字”，对内容稍微有点了解；听到消息后，我也想去看看，因我爸爸当年还在外地上班，妈妈知道后，决意带上我一起去看了！

我们一行人大概7点半到达，地基（晒场）上已有了二三百人之多人也在等了，“他们来得比我们还要早嘞！”同行的一位大伯这样说。

等了一会儿，听当地人说：“今天晚上是跑片的，要放两个公社呐，明天又要换另外两个公社的，现在还在杜泽（公社）放，要等那边放好了，再用手扶拖拉机把电影机和放映员拉过来，你们就耐心等待吧！”“哦！”这时，大人们对刚才发生的事体纷纷议论起来，而我们这些小孩就在原地睡睡了，以解解困。在等待时，人群中有人心血来潮，说“来了！”场内瞬间泛起了一阵小小波动，刚刚高兴一下子，但又有人说“听错了，不是拖拉机机声音，”这样反反复复二三次。

等到晚上11点，听到了“轰轰轰”拖拉机响声，“到了！”人们纷纷上去帮忙，快速地把设备搬下来。挂幕布、装放映机等活儿一会儿工夫就做好了，等了这么长时间的电影也终于开映了！

——画面精彩生动、内容声情并茂，让人不自觉的陶醉其中，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尤其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衢县文化局任职期间，由我主持筹办的一台高规格文艺晚会，其中就邀请到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上海京剧院着名演员童祥岺登台献艺，他连唱《迎来春色换人间》《共产党员》《甘洒热血献春秋》三首歌曲，歌声回荡、掌声雷动，将晚会推向高潮。现场目睹了杨子荣的英雄风采，并留下珍贵合影，由此感到欣慰！

小时候，大队放电影都是放在村中一块晒谷地基（晒场）上，有一亩田大小，也是村子里唯一一块平地，可以容纳百把人观看，也是我孩子调皮捣蛋玩闹的场地。这里先后放映了《小兵张嘎》《地道战》《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英雄儿女》。

在童年的记忆里，某年秋后的一天，我所在石井大队要放电影了，这是村里放的第一场电影。后听大人说，大队干部感到，老是跑到别的大队看电影，总是不太好，自己也应放几场；但大队又没钱放（放一场电影要付10元—15元），怎么办呐，同生产队队长商量后，四个小队轮流放，从第一小队开始放。要放电影，不是你想就可以放的，如果确实想放电影，先要向公社汇报一下。为了这件事情，世福（时任大队长）专程跑了一趟公社，找到了宣传委员，向他说了这事，不日同意了。

——大队真的要放电影了，消息一传出，村子里像炸了锅似的，能在自己地盘上看电影了，人们心里真是乐开了花！因在家门口看电影，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炒点南瓜子、炒点葵花子什么的，带去吃吃。

头天晚上，大队和生产队对明天放电影时需要哪些社员做什么做出安排，叫他们做一点准备。放电影的当天，主要是做两件事体：

第一件事，把放映设备拉回来。像这次去拉设备，要到另外一个公社的，要上午去、下午才回，算是出公差（二毛钱午餐补贴）。这件事体，就安排由我小叔去做了。早餐后，他简单准备下，行前他对我说：“我今天要去外黄（公社名）拉电影机了，要不你跟我去玩下吧！”我不想去，“算了！”因就这样，他独自推上独轮车前往外黄了。

第二件事，把挂银幕的电影架搭好。每次一般派出三四人，原则上每一小队派一人。像挖洞、埋土是简单的农活，叫谁去都可以的；而“扎架子”则不一样了，稍有点技术性，需要派一个稍懂的人来做，一般都会叫堂伯“半伴”去做，因他平时也会喜欢搞点小打小闹。

一早，这些“搭电影架”的社员也出工了。他们背上毛竹，带上老虎钳、铁丝、锄头去到地基上（晒谷场）施工了，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也一起跟着去看看热闹了！“扎架子”这活儿，果然不出所料，只见他反反复复扎了二三次，方才完工。两根竖着竹竿的距离到底多大，因是第一次，大家也不清楚，问问这个，又问问那个，回答都是“不知道的”。只能他们自己动手了，随便走几步，做个记号。挖洞埋架，算是完工了。

接着他们四人又开始搬桌子（摆放放映机用）、搬凳子（倒片用）、拿毛竹叉（挂电灯用），至此全已做好了，但不能离场，只能在周边转悠着，等待验收了！

随后，发电机和电影箱也拉到了，小叔笑着说：“没想到设备交接还要签名的呐，还好我能写自己名字嘞！”看这些新奇的东西，我们迫不及待地跑过去，东看看、西瞧瞧、手摸摸，能在自己家门口看电影，感到特别自豪！

下午4点时分，小杜（放映员）骑着脚踏车直接去了放映场。看到他的到来，让我们非常兴奋，马上跑了过去，问：“今晚放什么电影呢？”他轻轻地告诉说：“《小兵张嘎》呐！”心里踏实了！

——东走走、西转转，这里看看、那里敲敲，朝着立在路边的“电影架”看了下，发现不对了，指着刚搭好的架子委婉地说：“你们搭的架子不太好，太窄了一点，还是需要返工的嘞！”回答说：“我们一起用脚步量过的，应该差不多吧！”在边上玩我们也看到了，何止差不多，而是相差一大截呐！白忙一场，徒劳无益，只能重新做过了！心想：还好早点发现，不然电影也放不成了。不一会儿就重新搭好了，只是虚惊一场罢了！

在放电影时，大队干部就要找一户人家（比较干静的、房子大一点的）给放映员吃吃晚饭和放放电影箱。因在老百姓眼中，放映员是非常重要客人，一般都要烧点好菜来招待的。像我奶奶就接待过，买点肉、炒点鸡蛋什么的。临走的时候，他们要付给主人二毛五分钱和半斤粮票伙食费。有些人家比较客气，不收伙食费，他们会说：这是规定，你一定要收的呐！电影放完后，会把电影箱放在这人家里，等到第二天其他地方人来拉，我家里也放过一次。

天还没黑，为了占据有利位置，乡亲们早早来到场地，有的人放着板凳，也有人用石头占着……大家早早吃过晚饭，只是因为电影放到家门口，总得要去看看的，大队难得放一次电影。纷纷锁上大门，全家老小齐出发了，至于电影放什么无所谓的，主要是去凑凑热闹罢了，感受一下气氛。好多人因为第一次看到电灯，倒是对电灯为什么比灯盏、电筒还亮产生了兴趣。像我家，除爷爷自己要求留下看门外，其他人都去看了。

夜幕渐渐降临了，在放映电影之前，按照惯例要先请大队干部讲讲话。站在放映机边上的大队长世福，非常高兴的接受了，他随即笑眯眯拿起话筒，“喂、喂、喂”了几下， 先试试话筒，再喊喊“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最后讲上几句，人群中有人轻轻地说：“世福今天也‘讲实话’（意为讲话）了！”

随着放映机射出一束的光线，伴随着两个胶片轮子的吱吱声，银幕上出现光芒四射的“工农兵”画面，下边“北京电影制片厂”字样，画面瞬间变成了“小兵张嘎”了，今天的电影正式开映了……

——电影放完了，已是夜深人静，但意犹未尽，一步三回头，乡亲们依依不舍离去，等着下次电影的到来，可见人们对电影那种渴望程度，小村又恢复宁静。

1973年暑假，朝鲜彩色宽银幕电影《卖花姑娘》上映，在全县引起了轰动，城乡各地人们纷纷涌向城里，致使一票难求。期间的一天晚上，堂叔小凡带上我一起去看，到了位于新桥街的人民电影院（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电影）。到后只见影院周边人山人海，窗口围得水泄不通，他说：“我去买票，你在这里等着好了！”走近窗口，售票员告诉说：“大人票已卖完了（大人票1角5分，半票5分），但半票是可以买的嘞！”转身对我说：“要不这样，我买个半票，你去看，看好我来接你，好吗？”一听，觉得只能这样了，“好的！”在进口前，他反复交待说：“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在这里等你！”

——果然如此，观众被剧中情节深深感动，其主题曲《卖花姑娘》声声入心，催人泪下，哽咽声、哭泣了！

电影放完后，突然发现出口不在进口的南边，而是在西边，吓死了，如果真的找不到怎么办，只能跟着其他人一起，先走出去再说。刚刚出了门口，看到他已在那里等了，他叫我一声，我马上跑了过去，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真是“好事多磨！”算是一段插曲罢了！

上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我国农村文化电影宣传工作的落后局面，成立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从民办教师、退伍军人、回乡青年中选拔高中文化程度（当年最高学历）以上优秀人才调入放映队。再经过6个月的省电影培训学校学习，结业后，由省文化厅颁发统一《电影工作证》，持证上岗。在这历史背景下，周家公社电影放映队应运而生，经选拔的两名放映员，培训后也如期上岗了！

——五十多年前，一批热血青年成为人民公社电影放映员，他们是我国农村电影开拓者，风里来雨里去，任劳任怨，一干就是几十年。一支常年活动在农村第一线文化宣传轻骑队，用自身娴熟的技术，把一盘盘胶片演绎得如诗如画，滋润着亿万农民的心里，通过电影这一特殊载体，把党的声音及时传到了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沟沟坎坎。他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传播者，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红色宣传员，是宣传科普知识、宣传先进文化的典范！

由于公社也有了电影队，随后的日子，电影院从城里向集镇、农村延伸，不仅在集镇，还许多大队也建了电影院，像我们周家公社板桥大队，也建了一座电影院，至此电影事业达到巅峰！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中后期，看过的电影，印象最深刻是：革命历史题材剧情片《大浪淘沙》《永不消逝的电波》；儿童红色故事片《闪闪的红星》《草原英雄小姐妹》；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以解放战争为题材的战争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战争片《奇袭》《上甘岭》《英雄儿女》；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拍摄的故事片《金光大道》《艳阳天》《青松岭》。还有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这些红色经典伴我度过那快乐的童年。

——《战洪图》《决裂》《春苗》《东方红》《洪湖赤卫队》和外国片《列宁在1918》（苏联）、《宁死不屈》（阿尔巴尼亚）、《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南斯拉夫）……当年由于拷贝不多，就那么几本放来又放去，仍然跟随着放映员足迹到别的大队，不厌其烦观看同一部电影。少则一二遍，多则三五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电影事业进入百花齐放新时代，在那个年代，是电影事业最为辉煌时期，拍摄了很多不同题材的经典影片。

——只有对过去反思，才能拥有更好的未来，为了能够真实地反映最关心的问题，同时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于是一大批以在各种运动中知识分子遭遇和经历为原型的题材搬上银幕，如《苦恼人的笑》《天运山传奇》《泪痕》《芙蓉镇》《牧马人》等等，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觉得它表达出老百姓的心声。

此外，也拍摄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以主旋律为题材的故事片，如《庐山恋》《小花》《甜蜜的生活》《瞧这一家子》《海外赤子》《小字辈》《喜临门》等等，影片上映后，深受观众欢迎，这也让我们这个年代人享受了更多、更新的文化！

在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电视的渐渐普及录像带出现、录像放映（不受场地限制、放映员不用培训）的不断兴起，电影市场受到严重冲击，逐渐被取代，曾经辉煌一时的电影事业慢慢走向衰落。从辉煌到萎缩，从“看电影难”到后来“放电影难”，一路过来，我们见证了这一过程。

上世纪90年代初，笔者有一段在衢县文化局的任职经历，而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则是文化局下属单位。从原来的“看电影”，只管自己看电影，到现今“管电影”，其出发点是让其他更多的人看好电影，身份变了，责任变了，但热爱电影、关心电影的初心不变，尽职尽责地去工作。

上班后，去了“县电影公司”调研，大家谈的最多的是“电影难放”问题，都说：放“电影”这一“行当”，因受到录像的冲激，影响很大，不像以前那样吃香了。

这样以来，电影放映员队伍也同样面临着生存问题，这给那曾经稳定队伍带来动荡，工作岗位受到重大冲击，按照这样下去，对他们来说，下岗是迟早的事。此事大家已心知肚明了！

因就这样，时不时有三三两两放映员向我反映反映，像杜泽（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的放映员，经常要到我办公室坐坐，诉说诉说，我都认真接待，总是告诉大家，“这事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会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的，但是请你们放心好了，相信一定会处理好的！”

——未来的日子，乡镇放映员的遗留问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出台文件，妥善解决了老放映员的保障和生活困难问题，——曾经为之付出，由此感到欣慰！

在那个年代，农村电影作为农村文化主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难放”已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各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浙江省文化厅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省农村电影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孙家贤同志多次莅临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按要求，我与经理郑英全一同参加，每次与会都是一次提高。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起也有落的，“电影难放”这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面对现实，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挑战。

——从多点突破入手，进行精心谋划，不日付诸实施。经过上上下下包括全体放映员的不懈努力，寻找到一条适合本县特色的电影发展新路子，电影放映量在原有的基础略有提高，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这样艰难环境中，我们这支放映员团队，依然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阵地第一线，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

——只要付出总会有回报，期间，他们中多人先后被省、市、县评为先进电影工作者、优秀电影放映员。廿里镇电影放映员熊水富，被省文化厅授予“优秀电影放映员”，由县委报道组徐震义、杜一岳以他的先进事迹为题材撰写的通讯报道，并在《浙江日报》上发表。

用自己辛勤汗水为党的电影事业做出了无与伦比贡献的一代电影人、开拓者、奠基人，有的已经离世，作为曾经的参与者、同事，我将深深地怀念他们！

近年来，电影技术的数字化革命，农村电影数字化公益放映工作全面展开，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着改革的可喜成果。而陪伴我们一代人多年的看电影，却因此退出历史舞台，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是一去不复返了，留给我们只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和深深的怀念！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