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历史，贫穷一直是贵州沉重的标签。明朝时贵州被称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地”；清乾隆年间是“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大县”；新中国成立之前，贵州农村人口几乎全部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贵州曾经有“三最”：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大。

贫穷不是命中注定，也并非不可战胜。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贵州一直在与绝对贫困作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向“绝对贫困”发起总攻，以百折不挠的坚毅攻克一个个贫困堡垒，每年减贫100万人以上，共有923万人脱贫、192万人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

摘掉贫困帽子

2020年11月23日，注定将铭记于贵州史册：赫章、榕江等9县正式宣布退出贫困县序列。至此，贵州省66个贫困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也标志着贵州撕掉“绝对贫困”的千年标签。

近年来，“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巨变在贵州山乡屡屡上演。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保华镇奢旮村53岁的苗族老汉黄德贵，是这场巨变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当时他家只有3只鸡，1条老花狗，50斤玉米，一对石磨，一个小水缸。一面墙垮了一半，用玉米秆和柴草挡住，屋内乱得插不进脚。”镇党委书记黄长华回忆起第一次到黄德贵家的场景。

从黄长华2017年拍下的一组照片看，黄德贵过去住的是土墙房，破败不堪不能遮风挡雨，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霉变黑。因长期与世隔绝，黄德贵见到生人都胆怯。

脱贫攻坚中，政府在山下给黄德贵安了新家，还在村里为其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一个公厕、两百多米村道以及一个操场的保洁，每月400元。加上其他补贴和产业收入，黄德贵已实现脱贫并融入新生活。

“山上光秃秃，地里粮荒荒”，位于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海雀村，曾是“苦甲天下”的深度贫困村。

1985年，新华社记者走进海雀村村民罗启朝家，发现他家已经断顿，全部家当不足百元。2020年，新华社记者再访他家，其子罗招文对比今昔深有感触，“腊肉吃得不想再吃了”“家产加起来应该接近百万”。

脱贫攻坚不仅让贵州山区农户生活日益富足，也激发了广大干群干事创业的热情。贵州大山里至今仍流传着不少不向贫困低头、甩开膀子奔小康的故事：

赤水市独臂农民刘青平不屈于命运，靠种石斛、栽竹子一人撑起7口之家；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养牛郎王昭权主动递交脱贫申请书、靠爬行的双手活出了顶天立地的人生；贵定县打铁村在村口竖起“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石碑，邻近的高坡村也立起“高坡更要志气高”的村训……

突破发展瓶颈

500年前，被贬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在《瘗旅文》中这样形容贵州：“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不是夜郎真自大，只因无路去中原，黔道难行一度是制约贵州农村发展的最大瓶颈。

榕江县水尾水族乡上下午村曾是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因交通不便，上午从村部出发，下午才能到村里其他寨子，种养出来的农产品很难外售。

乡党委副书记李永中说，以前到上下午村入户走访时，需先借一部相机当望远镜用，“先用相机确定山那边的农户是否在家，不然就会花半天工夫，白跑一趟”。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贵州不仅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速”，贯通“主动脉”，还通过农村“组组通”三年大决战，大力疏通“毛细血管”，近4万个30户以上村民组100%通了硬化路。

此外，贵州较早开发了“通村村”农村出行服务平台，在已成熟实施的县，如今村民出行平均候车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降低到30分钟，农村地区客运车辆实载率从平台上线前的56%上升到80%以上。

随着出村路、通组路的加宽硬化，上下午村村民出行方便了，村里养的土鸡、种的草珊瑚等中草药和蔬菜销路也更宽了。如今，上下午村不仅实现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也从无到有，超过5万元。

除了交通，用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石漠化面积占全国石漠化总面积近四分之一、形如一个巨大漏斗的贵州，天上下雨地下漏，缺水找水曾是贵州人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保华镇奢旮村就曾经“水比油贵”，每逢红白喜事，寨子里每户要提前给主人家送一桶水，既算送礼也是“凑水”。

“十三五”以来，贵州加大投入，解决了全省740.9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2016年以来，保华镇投入近6300万元，通过集中供水方式解决了包括奢旮村在内的8750余户安全饮水问题。

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畅通了贵州贫困地区与外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释放了贵州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旅游资源和气候等优势，推动了农业、工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本土就业机会。

统计显示，贵州省农业增加值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前列，建档立卡农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2803元增加到2020年的9960元，年均增幅28.9%。

奔向美好生活

居住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瑶山瑶族乡的瑶族，是一个有着苦难迁徙传统的直过民族，为躲避战乱，曾不断迁往深山。因缺田、缺水、缺粮，长期以来，他们生存方式原始，以刀耕火种兼狩猎为生。

为过上更好的生活，1949年以来，瑶山先后组织了七次搬迁。

2017年至2019年，瑶山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搬迁。政府总投入6000余万元，安排居住在深山里的最后246户1045名瑶族同胞住进县城的兴旺社区和毗邻小七孔景区的梦柳小镇。

“现在房子比过去好1000倍，生活是过去不敢想象的。”40岁的何国强2018年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瑶山迁入兴旺社区。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他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妻子也在敬老院做起了护工，收入稳定。而最让何国强欣慰的是，孩子们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条件。

2015年12月起，贵州把中央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策机遇，坚持省级统贷统还投融资机制、贫困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城镇化集中安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以产定搬以岗定搬。

“十三五”期间，贵州有192万人搬出大山，迁入城镇。搬迁不仅使曾经困处大山之中、穷居瘠土之上的农村贫困群众成了新市民、开启了新生活，也给城乡经济增长增添了新引擎，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搬迁33.85万人，接近全州总人口十分之一。据统计，该州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直接和拉动投资超过400亿元。

“溢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黔西南州州委有关负责人说，易地扶贫搬迁拉动了当地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倒逼了区域性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壮大，促进了人口、产业向城镇区域聚居，推动了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

文/李自良 潘德鑫

编辑/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