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宇（1900年8月25日—1965年5月4日），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漫画家、设计家、出版家、艺术教育家，在广告设计、标识设计、插画、封面设计、电影美术、工艺美术、家具设计、壁画、摄影、舞台美术、邮票设计、装饰设计等领域亦成就斐然。
1900年生于江苏无锡。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部画月份牌年画。后与他人创办东方美术印刷公司、时代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漫画》《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杂志。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53年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1956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一生追求真善美，他的艺术实践都是从社会和民众需求出发。
跟张光宇的缘分来得太晚了些。
原本去年年底，嘉德艺术中心“纪念张光宇诞辰120周年”《为了前方——张光宇艺术12燃》跨年展将于当月23日开幕的消息一出，就第一时间兴冲冲买好了票。然而接下来圣诞、新年、疫情、春节、返乡……待真正进到展厅已经是3月12日，离展览结束已经只剩两天了。
去看张光宇之前，只听说他画了《大闹天宫》，只是喜欢他老照片上笑的那个样子，看上去那么可爱。真正走近他的世界，立刻被他万花筒一般的涉猎、才能和成就亮花了眼。这样一个人，怎么之前从来没听说过呢？虽然陈丹青都说过，张光宇是“真正的元老”、“教父级人物”，“贬低讲是实用美术，高点讲就是波普”，是真正的民间文脉……美术史，对于自己这样的外人来说，真的像个谜。
接下来是极其挣扎的两个月，我去采访了《为了前方——张光宇艺术12燃》的策展人，拜访了“张光宇艺术文献中心”，跟张光宇先生的幼子、84岁的张临春老人聊了两个多小时，在网上海量地检索有关张光宇的回忆文章和资料。结果却发现，我连说清楚为什么非要写他都做不到。
刚刚过去的5月4日，是张光宇先生逝世56周年祭日。我决定放弃我做不到的部分——讲清他是怎么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上海那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只做能做到的一点点——说明他是怎么留下来的。
让张光宇的名字和面容片刻照亮这个版面、唤起一些回忆就好。我只是这样想。
1930年代，张光宇在上海
他一直是特别忙
北青报：您是一直都在父亲身边吗？
张临春：基本上是。我1937年生在上海。上海沦陷后父亲离开上海到香港工作。母亲带着我们是1938年过去的。1940年他到重庆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母亲就带着我们又回了上海。1941年“皖南事变”后，父亲从重庆出来，后来到香港。母亲、我们又再从上海回到香港。打那以后就一直跟着。
北青报：那经历了“湘桂大撤退”逃难什么的？
张临春：那个都在。逃难这一段儿是我父亲我母亲，然后我姐和我，四个人是一直在一起的。二哥在老家。大哥因为上学，跟着学校。
北青报：新中国成立后到北京也是一起？
张临春：是。因为我大哥工作了；我姐被戴爱莲带走，去了戏剧学院舞蹈队，她是我们国家第一批舞蹈演员；我二哥抗美援朝参军了。我就一直在跟前，上学，一直到工作都是。
北青报：听说以前光宇先生的这些资料，是您大哥在弄？
张临春：原来是我大哥二哥他们弄，因为他们俩都是学美术的。我大哥是正经学的美术，杭州艺专西画系学油画的，后来是做图编，在外文出版社。我跟我姐俩都不沾边。我是搞通讯、音响这些，搞工业。
北青报：您印象中到北京前后父亲变化大吗？反正我看照片变化挺大。
张临春：这个变化是时代变更以后，风气不一样了，比较朴素了。大家都穿的是黑的蓝的，没有什么更多的颜色。西服革履没了，都变成一个“解放装”，比较朴实。整个社会都那样，大家都那样，甭管多有名气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居住条件什么各方面都差不多。
北青报：那工作上？
张临春：很忙，特别忙。我们是1949年年底到的北京，一到他就去国立艺专（中央美院的前身）图案系当教授。面临的工作就是跟张仃一起，把这个图案系怎么样打造得让它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当时它就三个系，一个西画系、一个国画系、一个图案系。那两个系纯绘画，而图案系什么都干，比较靠近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正好这时候，国家发展各个方面都需要美术工作者服务，所以他们就要努力地去为国家培养人。
而且这个培养是一边工作一边培养，因为当时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那时候面临西方国家封锁，国内是一个破烂摊子，什么都不行，需要发展经济和各方面的事业，那么需要资金怎么办呢？要出口东西啊。那出口的东西你得不能够太次了，就需要美术方面帮他们去做一些工作。
当然咱们还有宣传，有很多展览要出去。那么这些展览，都需要美术工作者去为他服务。当时是张仃、张光宇还有我叔叔张正宇，他们这三个比较懂这方面，所以很多出国的展览他们都是直接参加的。而且他们不光自己参加，还要带着学生完成这些工作。所以他一直是特别忙。
他是国徽设计的参与者
北青报：所以您父亲，他的那些才能是始终在使用着，包括参与国徽设计和怀仁堂的室内装修？
张临春：在新中国这么一个环境里，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所以呢也就有很多的事情他们可以去做。
国徽是政协遗留下的一件事儿，就说当时国徽方案没有被通过。已经有好多方案，但是选来选去都觉得不满意。国务院就安排清华的营建系和中央美院各出一个组，去把大家那些意见拿过来，再拿方案。他正好在张仃也就是美院那组，那么就拿出他们的方案。这两个方案，还加上其他的好多好多，去进行比较，然后中央的领导、各个方面的人对这些设计提出意见，他们再回过来分头再做工作。做完工作再在一块儿研究。最后撞来撞去撞出咱们现在这个国徽。所以这个国徽，作为他来讲是一个参加者。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工程，是主席和总理直接抓的一件事儿。
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这样。怀仁堂呢，当时就是很多重要的会议都在那儿，老早就已经有一个格局。后来慢慢地国际活动多了，对它的要求也就多了。也就是说它除了大的会议以外，还有好多其他功能，比如递交国书在哪儿递呀？那你得给个环境啊。那么原来的主要是从会议上这么设计的，后来中办和国务院办公厅就说要满足这个需要，需要再改造，那么就请他去。现在从史料我们看见有三封信，还有一大堆草稿，后来一对，这是怀仁堂的东西。我们最后就整理出来，他是直接参与这件事儿的。
这些大部分都是在1950年。
北青报：在您的印象中，父亲是经常加班不在家呢，还是说下班回家还在写写画画这种？
张临春：他那个时间不是很固定的，上班儿，说走了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一天都干什么呢，我不一定知道。后来就是通过日记，通过他回家谈的这些事儿，这么回忆起来。在家里面的时候，除了有人来，晚上他经常也是工作的。有很多构思、出图都是在晚上做的。
当时咱们国家除了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这些事业也在发展，也在出各种报章杂志来介绍这个国家的情况，那这些都有一个图片和版式编辑的问题。我父亲以前就是专门搞出版的，人家都知道，所以有了问题就找他。用我母亲的话来说，他这儿就是一个“门诊部”。这个事儿是一直没有停过。早期最重点就是《人民画报》，因为丁聪、胡考在那边，这俩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用的设备，也是原来上海他们印画报的设备。他们都熟，甚至牵扯到实际的技术问题，怎么调色、版面啊这些方面，有事儿了就找他帮忙一块儿去处理。这方面从我们到北京一直到他病倒，没停过。
前面这一段可以说，主要是国家形象方面的工程很多。好多建设、装修这方面的事儿，他们也都是直接参加，带着学生和年轻老师。比如咱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那时候北京饭店很小，适应不了怎么办？要盖一个新的楼。就现在金鱼胡同东口，原来叫和平饭店，是50天抢出来的。这时候内外装修的很多事情他们都参与，配家具、室内装饰、配画儿这些，都是隔三差五要去做的。他还给和平饭店设计过一套餐具。干这些时间就很难说了，有事儿可能打个电话“谁谁你们都过来”，就去了。
1934年1月，《时代漫画》第1期
只要干活儿他就很高兴
北青报：那您印象中父亲那会儿情绪什么的，还是很愉快的？
张临春：只要干活儿他就很高兴。美院这边，一开始叫图案系，他们接手慢慢改造以后，就变成实用美术系。也就是说凡是那绘画不管的其他美术工作，这边儿全管。
包括橱窗。那时候王府井是很重要的一个对外的门脸儿，很多商店的橱窗怎么让它弄得更好一些，也是他们去帮忙改进，一家一家帮着做。因为原来北京的商店很简单，外头看不见什么，到里头才能看见商店，而且也不像现在陈列得很讲究。
再一个就是大型的活动，比方说“五一”“十一”游行，那广场也得要布置啊。原来天安门什么样儿啊？两边儿还有敦敦实实两个牌楼，那队伍得绕着走。后来拆了，拆了以后那广场变了，那对应的比例关系不对了，怎么再重新摆呀？马路拓宽了，那个灯怎么办呢？也牵扯到看台，它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上、高度啊什么的，这些他们都是参与的。反正我知道那个华表和狮子，原来是比较靠中的，现在是拉开了，那个位置谁定的？他给定的。因为1950年的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的会场，是张仃和他一块儿去弄的。
北青报：父亲身体好吗？好像有高血压？
张临春：高血压是后来的事儿。应该说我们刚来北京这一段儿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可能已经有高血压，因为他本身就比较胖。但是没有什么反应。应该是1953、1954年，逐渐发现有点儿不对劲儿了。有一次是比较突然，嘴发麻，手脚不太利落了。那时候住在煤渣胡同，离协和也很近，就上协和去看去了，协和一查，血压高。完了就在那儿住院了。恢复以后血压一直是比较高，就降压药什么的一直吃着，有时候也去中医那儿去看看。但是基本上没有影响他工作，所以那些年一直是带病工作。
北青报：父亲最后去世是因为什么，就是高血压？
张临春：高血压复发。
北青报：很突然吗？
张临春：也不是。他一直就是中风后遗症，虽然能起床，但是也不能够一天到晚正常地那么活动。到1964年的时候就经常不起来了。1965年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赶紧送北京医院，进去了一直抢救就没抢救过来。
北青报：第一次中风是1960年？
张临春：对，1960年8月，上青岛出差，青岛要建一个人大会堂。中风然后就在那边儿治疗，能够移动就回来北京，下火车直接进了阜外医院。这次还不错，总算是缓过来了。后来能回家了，就等于中风后遗症，手脚都不利落，说话也不太清楚了。
为《大闹天宫》倾尽全力
北青报：给《大闹天宫》做美术设计是哪一年？
张临春：1959、1960年，在一年多里头抽的零零星星的业余时间去做的这件事儿。
那时候是漫画家特伟到上海组建美影厂，从香港把万籁鸣他们请回来加入，开始搞动画片。后来就说弄一个长篇的，万籁鸣对《西游记》感兴趣，他们就改编了剧本。组队伍万籁鸣挂帅，就说这美术怎么弄？请张光宇帮忙啊。1959年就找张光宇说你帮我弄这个吧，那他当然很高兴啊，说“行，帮你弄”。所以1959年下半年他那个日记本上就有，开始构思人物了。1960年1月万籁鸣到家里找他，他把已经画了的一组人物给了他，可能还有一些草稿什么的。
3月份又专程去了上海十天，继续去给他画人物。除了给他们设计这些人物和场景以外，还指导他们具体的工作人员，比如你场景组的、人物组的，我给你出点儿主意。同时他从美学角度说，你拍这个彩色片儿，一定要注意颜色。他给他们弄了一个色标，三十多个颜色的色标，就说这个色标呢，你做参考。在他离开之前，就当天晚上要走了，还给他们讲了三个多小时课，就是怎么拍动画。所以说他不光是就给设计，还指导了他们怎么去完成这个拍摄。
回到北京以后还继续给他们再完善一些东西。他们弄的有一些设计稿什么的，就拿过来让他帮着看看、改改。这些日记都有记录。有一次是相当多的一堆寄过来，他改完以后，正好他们在西郊那边开会，他就给送到那儿去。巨灵神和二郎神是重新画了给他们寄回去的。一直到8月份，最后两张场景就是花果山。
1960年，张光宇为《大闹天宫》所做美术设计
做这些大部分用的是业余时间，只有出差上海那10天，是完全给他们了。因为那一年他非常非常忙的，十大建筑已经完了，里头大量的工作没做呢，这段时间他是集中力量完成内外装修的一些事儿，每天都有事儿。我从他的日记里头捋出来，今天上人大会堂，明儿又上人大会堂，后天跟哪个哪个省的交流。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事儿。那时候还有汇演，汇演他也得去看戏，《刘三姐》，画那个舞台速写画，光看不行，还得给人提意见，有关服装、舞台美术。
北青报：读到过黄苗子的有段记录——在如火如荼的祖国建设中，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热爱工作的人，高血压和半身不遂却使他只能在这个清幽的院落中度过岁月，这是他所不甘心的。尽管工艺美术学院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夫人和儿女在他病中伺候殷勤，远近的亲友知交时来问病，在一般人认为这却也是晚年的“清福”了，但是光宇在1962年的笔记本《病榻杂感》中却写道：“决不向病魔屈服，我要站起来，我要工作，再工作哪怕20年、30年都可以。”
张临春：所以他使劲练呢。只要行就下来活动，完了就是练写字。有的时候他回忆一些东西，就瞎画画。我们有几个笔记本儿上就是他的涂鸦，涂鸦的内容就是他以前想到的一些东西。像他对京剧比较感兴趣，以前也当过票友，对京剧比较懂，他就在那上头画一些京剧的戏、人物什么的。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他也画一些水墨的小品，都是京剧人物，有的是孙悟空，有的是金钱豹什么这些。目前能看到的大概有那么十来幅东西，给这个给那个的。
芳嘉园15号
北青报：我读到翁同龢的曾孙翁灵文的回忆：“一九六三年张光宇得了中风之疾，愈后便行动维艰了，不能再到中央美术学院授课。但兴致依然很好，喜欢朋友群集在他那间客厅兼书斋中来作上下古今谈，他则斜倚在沙发上静静聆听，同时弥陀佛型的脸上不时泛起有会于心的微笑。平时他便很爱上小馆，尤其是北京小馆各有其拿手特色，朋友们便大约每十天半个月的轮流把他扶携上三轮车，陪着他到小馆吃吃，到公园散散步，在精神方面，始终未见颓唐。”
张临春：应该说还是朋友们挺关心挺照顾他的。那时候正好赶上困难时期，供应什么的比较困难。因为他级别在那儿，还算“肉蛋干部”，有黄豆有鸡蛋，有一些补贴的，还多那么几斤肉。朋友们就给买罐头，还有一些朋友从香港给他寄奶粉。就是他人缘好，所以各方面都想着他。
后来慢慢好一些，就可以有的时候拉着一块儿出去吃个饭什么的。但更多的还是在这院儿里头，主要是这个院儿比较特殊。这个院儿就王世襄、黄苗子和我们家三家。小院环境也好，朋友互相之间都认得。有去看黄苗子的，“哎，光宇在这边儿呢”，再过来看看聊聊解解闷儿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挺多的，反正基本朋友是不断的。
北青报：芳嘉园15号。
张临春：那个房子是王世襄他们家的家产。但是多余的部分你得交给房管局，房管局收了出租。他怕找好多乱七八糟的人住进去，就把我们给找回去了。我们从1958年一直住到八几年才才走的。那小院特别好，有藤萝，还有好几棵树。《大闹天宫》那个事儿，父亲就是在那个院儿完成的。
北青报：“文革”时，家里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吧，所以父亲这些东西还都能留下来？
张临春：“文革”郁风、黄苗子首当其冲，也不知是美院还是美专的学生，来了先抄他们家，顺便就跑我们家来了。正好我回来赶上了，跟他们干了一架，这帮人急急忙忙就跑了。但实际上还是拿走了一些东西，很重要的就是《西游漫记》他们拿走了，另外拿了好多草稿、速写。他们抄人家东西完了乱扔，我父亲一个学生姓乔，他捡了一些速写，自己给贴成一个本儿，保存好了。2012年做我父亲的展览，他就给了我大哥，说：“我当时捡到的，我给整理了，我觉得是光宇先生的。”后来一看，是。
还有好多东西散佚的咱也不知道，也找不着了。好多日记可能都没了。所以父亲的日记都是不连续的，一段一段的，有些年份的就没了。所以好多史料就没了，他的日记实际上是写得比较细的。
1957年，张光宇在煤渣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
母亲说“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
北青报：那这些年你们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都给找回来，后来也有退还？
张临春：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就收好了，有些搁柜子里的东西他们没发现就没拿到。再则我二哥比较细，哪些重要的东西他都记着，后来就去追，最后反正有些是追回的。追回来以后，就一直我两个哥哥整理。
我母亲很关键，她说张光宇的东西不值钱，不是那种绘画的东西，一张能卖多少钱。但这些东西不能散失，散失了以后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一起才能知道它的价值。所以她一直坚持。
北青报：这个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张光宇文献艺术中心的李大钧先生说：“他的家庭也了不起，怎么能经过张光宇先生去世50年，经历了这么大的动荡如此完整地把作品保存在他们手里，可以说几乎没有散失。”
张临春：这些东西在，跟她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战乱的时期。实际上大量东西是上海时期的，当年离开了上海时，有很多东西寄存在人家家里面。一直到1955年，才借一个机会把那些东西给弄回来了。当时寄存在人家的时候，那都是要整理打包的。那么这个事儿都是我母亲干的。所以有好多老东西，都是从上海弄回来的，像24张工笔仕女画、早期的漫画、“民间情歌”。这些都是整理好压在里头的，抄家的人没发现。
被抄走的，大部分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东西，那么追回来以后，老太太就说：“我在，你们谁也不能动。”我们也都听话，老太太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就一直是这个理念，所以能够有这么多，是很不容易。
北青报：您母亲后来也很高寿。
张临春：嗯，98岁。
当然有些东西也有一些意思。里边儿有1918年的四张水彩，还有1925年那张《宝玉探晴雯》，一共五张。这五张东西不是从上海拿回来的，是有一个“面人汤”，这个人叫汤子博，他是北京的民间艺人，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淘换的这五张东西。那时候我们住煤渣胡同，离美院很近，有一天他就上家来拿一小包袱，就给张光宇“给你这个”。张光宇在他日记里写的，他光提了《宝玉探晴雯》那张，没提那四张小的，但是那东西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判定就是一起的。因为我们家不可能还有那么早的东西，最早就是三几年《民间情歌》，二几年那几个东西，我们从来都没看见过。后来我发现东西，又跟他的日记对上了，哦，原来这么回事儿。
那“面人汤”，是他和张仃请到美院教学生的，所以他们关系很好。不然的话谁给你呀？你要老是看不起人家，才不搭理你呢。所以就说明他这个人品，对民间艺术的欣赏、喜爱，跟民间艺人之间良好的关系。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吴菲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