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乃明代洪武时温塘处士袁友信为乡人商贾施茶所建。袁公勤学才高,乐善好施,拾金不昧,名扬于世。洪武三十年(1397年),永乐五年(1407年),两次为皇帝诏聘。在任清廉功着,卒于职。袁公之事世代传颂,民国十三年(1924年),乡人重修此亭时,取名还金亭。
——《重修还金亭志》(1988年)
阳光正劲。
这是洪武年间的一个盛夏。东莞温塘,“香市古道”旁边的小小茶亭,袁友信正在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过往客人。
袁友信是温塘人,少时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可是,几次考试名落孙山之后,没有机会再去深造,见莞城到温塘的大道边人来人往,便筹钱在路边建了一间茶亭,一边找点糊口的生机,一边等待书生报国的机遇。他每日将茶具担到茶亭,升火煮茶,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商。各地前往莞城或者广州赶考的举子,失意落魄的官宦,还有近乡的挑夫等等,凡路过此亭者,莫不在此歇脚饮茶,“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均在茶杯间流动。那些在山头、田地劳作的乡亲也喜欢来这里凑热闹,听听过往客人道听途说的新闻,打一打“耳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都在山寮里回响。
来者是客,袁友信总忘不了奉上一碗热茶。空闲时,常与歇脚的旅客谈诗论文,纵论天下。日子过得倒也开心、舒坦。
这天午后,骄阳依然如火。一位手摇羽毛扇,头戴青色纶巾,肩挎黑色包袱的男子气喘吁吁地步入茶亭。
袁友信快步走上前去招呼:“客官,累了吧?饮一杯凉茶,就舒坦啦。”客人没有推辞,坐在石凳上,便端起茶碗一饮而尽。接着又是一碗,他将碗举起,大声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袁友信知道,这是客人借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来抒发自己在山亭的神清气爽、飘飘欲仙的神情。
袁友信放下手中的活计,端端地坐在客人的面前。拿起茶碗道:“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唐人李白这首浪漫飘逸诗,真像今天这个景致,细细地品起来,有若闻氤氲仙气,也是托客人的福,一番神韵自茶道而来。
“中国是茶的故乡,当年茶圣陆羽就有‘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登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早在公元773年他与当时湖州刺史、大书法家颜真卿合建三癸亭,该亭位于杼山妙喜寺外,景致绝佳,时颜真卿、陆羽、皎然、袁高等名士高僧常聚会于此,堪称中国最早的‘茶亭’。”客人又海饮一碗,道:“这间茶亭别致,倒有点像陆羽的三癸亭。”
两人品茶论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临行时,客官见袁友信写得一手好字,便解开包袱把随身携带的一方端砚和一支湖笔相送。讲究礼尚往来的袁友信,也将自己平常用的一把折扇题字回赠。
黄昏时分,袁友信收拾行当准备打烊时,无意间在凳子下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包袱。打开一看,竟然是白花花的银子,足有三百两。
对一个卖茶的袁友信来说,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是谁这么大意,将这样一笔巨款落了下来?对,应该是那个与他谈李白、谈陆羽、谈自己的那幅“茶煮清泉送商旅,亭栽绿树荫劳人”的客人。
三百两银子,那是什么概念?一个人在过山道上卖一辈子的茶,也无法有这么多钱。
他丢失这么多钱,应该急死人了吧。
但天色已晚,已无法追赶。急得团团转的袁友信,张望着客人走的方向,一直等到掌灯时分仍不见客人回头,只好将银子带回家中,待来日客人回来时再归还。
第二日晨光刚放,袁友信便赶到茶亭,等待失主前来取东西。左等右等,还是不见失主回来。傍晚时,只得又将包袱带回家中。如此这般,袁友信每天挑着茶具和三百两白银到茶亭摆卖等失主。
“等待是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是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歌曲《西海情歌》)人生无常,喜怒哀乐,但等待之苦却是何等的艰辛。在明洪武年间,通讯不发达,找一个人似乎是大海捞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三年过去了,袁友信将这包白银挑来挑去,仍未见客人回来。
起初我认为,这应该是小说家杜撰的故事。但无论是正史还是坊间传说,袁友信的故事一直成为东莞人诚信的名片。既然客人三年都没有回来了,袁友信拿点钱出来,离开东莞去周游世界,或者用钱买个小官来做做,这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他没有,他那面旗帜仍高扬着,一天又一天地用箩筐藏着银钱,在茶亭里等着失主的到来。每天打烊时仍然是空荡荡的失望。
时光过去了三个春秋。这一天,有一儒雅客人歇脚饮茶。茶闭,笑问:“老板,这茶好贵哟?”袁友信正色道:“茶不贵啊!每碗一文,童叟无欺!”
客人再次笑了:“三年前,我在茶亭饮过一碗茶,竟然要三百两银子。你说贵还是不贵?”袁友信顿时一愣,仔细打量来客,果然有点面熟,但一时也不敢确认。
“您有何凭证?”
客人不慌不急从怀里取出折扇,展开摇了几下。那幅娟秀的行楷正是自己当年写的——他就是三年前丢失白银的客人。
袁友信赶快从竹筐底里翻出一个包袱,一块坚石终于落了下来:“可找到您了!您让我等得好辛苦呢!快清点一下,三百银分文不少。”
客人望着失而复得的银子,感动得张了张嘴,拉着袁友信的手摇来摇去,并取出部分银两相赠,被袁友信坚决回绝。
客人只好洒泪拜别。又是一碗浓茶,映出两人的清泪和一壶阳光。客人临行时问了问袁友信家中情况,然后双方掬手:“后会有期,再当酬谢。”他们在口噙着的茶香时,挥洒着各自的回归之路。
“(袁友信)守之,候其来取。不料日暮,客不至,因载归。翌日,复载而出,如此经年。客乃重来,偶说旧事,公始询悉端委,出囊还之。客谢以金,辞不受。”后人在茶亭立碑载道。
人生黄金期有几个三年?这三年时光,袁友信有多少个机会可以离开东莞,外出谋生?袁友信将道德的青藤,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缠绕起来,织成了这个地方的精气神。他眼光里,那包沉甸甸的银两,有随时能回来的客人,有那句牙齿当金使的承诺,不能让岁月揉碎。在这三年里,他寸步没有离开温塘,为的是第一时间见到失主的到来。他知道,一个人的诚信,就是东莞大地书写的诚信,一个人在某个地方的失误,都会让人产生对这个地方的误解。
无论在任何时代,城市的温度始终成为这座城市的向心力。一座城市的高度,是由一切爱的力量举抬起来的。正因为有了一群人,用一份份爱的输出来温暖着这座城、这一颗颗心,这座城市才拥有了温度,才赋予了其道德的高度。
在叙述这些古事的时候,刚好看到两则消息。中信银行东莞石龙支行一保安,在ATM区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其中一台ATM机屏台处有一个长款咖啡色钱包,鼓鼓的钱包内估计放着不少现金。他没有丝毫迟疑,立即将钱包上交给支行。为尽快联系上失主,银行按照规定在监控下打开钱包,发现里面装有上万元现金以及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但没有失主任何的联系方式。后失主张先生急匆匆赶到该支行寻找失物。找回钱包的张先生难掩欣喜和激动之情,从钱包拿出一沓现金塞给该银行职员表示感谢,被再三婉拒。
另一则是,凤岗公交公司司机在检修车辆时,发现乘客座位上放着一个钱包,里面有一沓钱,便立即查看录像,寻找失主,并广发微信朋友圈,希望联系失主,后通过微信朋友圈终于找到了失主。
送走客人,日子像丝线一样在袁友信的茶亭里游过。他经营的茶亭,让有的人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有的人实现了灵魂的救赎,有的人发现了生命的诗意和远方。
袁友信拾金不昧、三年还金的故事,也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京城。
洪武三十年(1397年),袁友信忽然接到皇上诏征书,“诏征处士袁友仁诏——皇帝诏曰:……处士袁友仁,邃养裕于明盛,宜显勋猷。兹特下诏征求,赴京任用,共致太平之盛。聿返上古之隆,所在有司,勉为权驾,服兹诏命,驰驿趋朝。”[《东莞志之六艺文志(崇祯)》]袁友信任职期间,廉洁奉公,受到朝廷嘉奖,完职后告退还乡,又继续经营小小茶亭。
十年前,我到温塘,寻找当年的茶亭。对当地志书中“处士袁友仁”是不是袁友信有点质疑。当地人告诉我,诏书中“处士袁友仁”即袁友信,因避讳庙号而改名作“袁友信”。《东莞县志》(崇祯)、《温塘乡志》对此均有记载。《东莞县志》(崇祯)道,袁友信原名袁友仁,后因避讳庙号而改作“袁友信”。《温塘乡志》则载:袁友仁,又名袁友信。明朝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温塘人。
明永乐五年(1407年),袁友信再次被诏征。《东莞志之六艺文志》这样写道:“诏征旧征士袁友信诏——皇帝诏曰:‘海内重熙,每赖群工夹辅……尚资多士匡扶,朕荷。天地宠灵,臣民推戴,克年内难,嗣服丕基,政既维新,人思求旧,征士袁友信,既荷……兹特诏尔所在布按三司敦礼舟征,回京任用……’”只可惜,由于工作任劳任冤,袁友信最后卒在任上。
后人特为茶亭撰写对联:“邑乘志清芬,溯此地名贤,茶煮廉泉,三载遗金还故主;笠车堪小驻,悯当途热客,重修旧址,百年嘉树荫劳人。”
在旧茶亭上,当地秀才还撰写匾文:“事载邑志,兹重修此亭,敬取‘还金’二字颜之,因并载其事,所以示后人尔。”
行走在莞温路上,突然看见一道光在这里升腾。开始时,我还以为街道的幕墙玻璃在阳光里争奇斗艳。当一步步走近,越发发现那一道道光并非来自天边,而是由一座不大的亭子里散发出来,把穿梭的车辆、把天上的云朵、把空气中的尘粒、把过往的行人,照得明亮起来。
这本就是一座小亭,在明洪武年间开始,沿着这条路延伸了人的目光。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这句话,让温塘人牢记着。温塘人为了纪念袁友信三年还金,让他的美德流芳后世,后人对他当年的茶亭进行了重修,取名“还金亭”。光绪年间甲子吉日,由温塘秀才袁掞英组织的重修还金亭竣工,“事载邑志,兹重修此亭,敬取“还金”二字颜之,因并载其事,所以示后人尔。”他们将袁友信身上的诚信品质,奉为温塘人践行之美德。
世事悠悠,时光在茶壶里飞过,“还金亭”也因多年失修而坍塌。1988年4月,最先富起来的温塘村民陈九看在眼里痛在心头:“还金亭是我们温塘人拾金不昧、乐善好施的表率。况且重修后,还金亭能再次成为老百姓歇脚乘凉的好地方,这重修还金亭啊,确实是一件好事、大事、大好事!”他决定拿出仅有的积蓄,捐款重修。
在陈九的人生履历里,1958年参与建设北京人民大会堂,东莞有34人参加。23岁的他是广东队134人里最年轻的一个。这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紧紧抓住机遇的“泥水工”,大胆尝试以在建筑公司“挂单上交管理费”的方式,承建土木工程,靠温塘人的诚信,闯出了一条致富之路。
他说,古人早就说过:“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诚信对于一个人很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更为重要。一个不讲诚信的个人是社会的危险品,而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是莫大的悲哀。诚信意识需要得到广泛的普及,这不是一种思维,而是一种自觉的理念。东莞的发展,诚信就是基石。换句话说,成功的法宝就是信用和仗义。掷地有声。当时负责重修还金亭之时,他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能恢复还金亭的原貌,达到修旧如旧的原则,他开始四处找寻古老青砖。“重修还金亭,不仅是要弘扬袁友信的诚信美德,也要像袁友信那样将这亭再次成为老百姓歇脚乘凉的好地方。”
他们用同样的感动,来彰显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站在阳光里,我一遍又一遍地抄着还金亭上的《重修还金亭志》:“亭乃明代洪武时温塘处士袁友信为乡人商贾施茶所建。袁公勤学才高,乐善好施,拾金不昧,名扬于世。洪武三十年(1397年),永乐五年(1407年),两次为皇帝诏聘。在任清廉功着,卒于职。袁公之事世代传颂,民国十三年(1924年),乡人重修此亭时,取名还金亭……历经数百,亭已破旧,温塘好善之士陈九,敬仰袁公美德,为发扬先人之优良传统,捐资数万元,重修还金亭,此文明之举,深得乡人赞许,更有里人阿坤、袁灿新等鼎力支持,工程顺利完成,使还金亭重放光彩,成为温塘乡一角佳景,特勒石志之。”
虽然,嵌在墙上这块《重修还金亭志》碑,在人来人往、高楼林立中,显得很小。但当你走近它,来到它的面前,却是显得如此“高、大、上”。碑里的每一个字,都能体悟到温塘人的诚实;每一个字,都吸纳了圣洁的内心和狂热的情感;每一个字,都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嵌在亭的外墙上,与阳光一道告诫来者,鼓励着人们在诚信中获得幸福。
写到这里,我想起袁友信后两百年的1538年,一个来自江西的县令李恺,他拒外商百两黄金,用一种姿态再次诠释了东莞的诚信口碑。后人将这种美德以立碑的形式,彰显人生价值观和人生准则。
时光流转的轨迹,与时光逝去的声音,都成为碑文的有声读物。袁友信的还金亭碑与李恺的却金碑,他们都是用具写的方式,来纪念一场细微又伟大的壮举,将一个抽象的意念转化成承载千年的感动。在锃亮的词语里,那些被雕刻进石头的文字,跨过群山,跨过大海,在千年的时空里发出道道光芒。
碑在人心,人心如镜。三年等待只为还金,是一种理念的召唤,是一根精神之脉的律动。
林汉筠,中国作协会员,东莞市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出版专着多部,作品被推介到牙买加、新西兰、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并译成多种语言。本文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1年第4期。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