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至代宗宝应二年（763），叛乱发起者以安禄山、安庆绪父子及史思明、史朝义父子为首，而安禄山、史思明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安史二人姓氏命名这场动乱。随着影视剧中对安禄山的渲染，公众较为熟知其形象，相较之下史思明的形象及二人关系则晦暗不明。作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地，范阳（今北京）也留下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遗迹。
一
出身与性格
关于史思明，史书记载：“史思明，本名窣干，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旧唐书》）“史思明，宁夷州突厥种，初名窣于，玄宗赐其名。”（《新唐书》）所谓“杂种”是别部之意（谢思炜《“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从“史”这一姓氏判断，史思明其人或是具有突厥文化特征的粟特人。关于其本名，有学者认为“窣干”是粟特语音译，其意或许就是玄宗所改的“思明”（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乱基础》，《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5页），有学者则认为“窣于”是“黑色”或“水”之意（陈三平、梅维恒《史思明的名字小议》，《欧亚学刊》2015年第1期）。史思明“与安禄山共乡里”，而“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旧唐书》），虽然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并不一定是二人的出生地，但却是二人的注籍与发迹之地。营州是唐廷经营东北边疆的重镇，羁縻州众多。除了安、史外，唐代史籍中以柳城为籍贯的还有契丹人李光弼、胡人李怀仙、高丽人王思礼、靺鞨人李谨行等，可见营州境内少数民族众多，这样的环境恰好为史思明通晓六蕃语并成为互市郎创造了条件。不过，《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则称史思明为“金陵史氏”（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这大概与《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称安禄山为“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王昶《金石萃编》卷八八），将安禄山的郡望定为“常乐”同出一辙，均是冒称。
史思明曾因欠官钱无法偿还，逃亡奚的途中被奚的巡逻骑兵抓获，奚人欲杀之，史思明谎称大唐使人，被巡逻骑兵送达奚王处，不拜，称：“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礼也。”奚王虽生气，但碍于其使者身份，以礼相待。临行，奚王命百人随其入朝。史思明欲擒奚部将琐高赎罪，于是诓骗奚王令琐高领部下三百人随其入唐。到达平卢后，琐高被俘，手下被杀。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嘉奖其功，上表请封史思明为折冲都尉，令其与安禄山同为捉生。这则故事体现出史思明狡猾多谋的性格。
二
安史之乱中的史思明
与现在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不同，唐时的范阳，胡化程度相当高，幽州城内的胡人众多。安史之乱发生前的天宝十载，安禄山“尝以曩时不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本注：蕃人〔谓〕健儿为曳落河）。八千馀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馀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又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牛羊五万馀头”（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杜牧在《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中称：“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樊川文集》卷九）不单范阳，整个河北或河朔地区风俗文化相类，“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挻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新唐书》）。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还尊奉安、史为圣人，“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新唐书》），“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资治通鉴》卷二二四）。河北的这种特殊文化为安禄山叛乱提供了条件。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
在安禄山叛乱的过程中，史思明一直是一个积极的追随者形象。关于安史二人的关系，史书中的记载并不多，《新唐书·史思明传》有如下一则记录：
从禄山讨契丹，禄山败，单骑走师州，杀其下左贤哥解、鱼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阅旬，裒散卒得七百，追见禄山平卢，禄山喜，握手曰：“计而死矣，今故在，吾何忧！”思明语亲密曰：“吾闻进退在时，向蚤出，随哥解地下矣。”
安禄山进攻契丹失败而杀手下哥解、鱼承仙，史思明逃入山中，虽然之后收集七百馀人见安禄山，但心中明白如果早日从山中出来，命运大概和哥解一样被杀。可见史思明对安禄山的性格十分了解，之后不知是真心追随还是假意逢迎，史思明总是对安禄山亦步亦趋。
安禄山起兵之初，史思明留守范阳。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正向荥阳进军的安禄山，听闻常山太守颜杲卿反对安禄山叛乱，对其后方造成威胁，便命史思明进攻常山。随后史思明略定了常山、饶阳等地的反安禄山浪潮，在河北地区扩展了势力。至德二载（757），史思明又联合范阳等地援军围攻太原。正在史思明与李光弼在太原酣战之际，安庆绪杀安禄山，并令史思明返回范阳，赐姓安，名荣国，爵妫川郡王。
安禄山攻陷两京后，将两京珍宝运回范阳，史思明据有这些财富，加以强兵，安禄山死后，逐渐不为安庆绪所控制。安庆绪败逃相州（今河南安阳北），胡汉残兵三万人北归，史思明杀千馀人，其馀兵士为其兼并。安庆绪察觉史思明有二心，便命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向思明征兵。谋士耿仁智向思明献计：“大夫久事禄山，禄山兵权若此，谁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于凶威耳，固亦无罪。今闻孝感皇帝（即肃宗）聪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发使输诚，必开怀见纳，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旧唐书》）于是史思明拘承庆，斩守忠，并令衙官窦子昂奉表，以兵众八万及以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归降。
但史思明降唐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心归顺。宰相张镐曾密奏肃宗：“思明凶竖，因逆窃位，兵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包藏不测，禽兽无异，可以计取，难以义招。伏望不以威权假之。”（《旧唐书》）肃宗并未采纳张镐之言，仍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长史、御史大夫、河北节度使。当郭子仪等人围逼安庆绪所在的相州之际，安庆绪求援于史思明，于是史思明领范阳兵十三万救之，复叛唐。乾元二年（759）正月，史思明僭称大圣周王，建元应天，杀安庆绪，留子史朝义守相州，引兵返回范阳。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改范阳为燕京，铸“顺天得壹”钱。
史思明改铸的"顺天元宝"
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令子史朝清守范阳，自领兵南下。取得汴州，攻陷洛阳，并继续扩张势力。李光弼、仆固怀恩攻打洛阳失败后，史思明欲乘胜西进，命朝义攻陕州，败于姜子坂。思明大怒，曰：“朝义怯，不能成我事！”又令朝义筑三角城，史思明怒其不如约，骂曰：“朝下陕，夕斩是贼。”父子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史朝义在部众怂恿下，弑史思明。
三
范阳相关遗迹
范阳留下了史思明活动的重要遗迹。
一是悯忠寺（现名法源寺）保留有唐人张不矜所作《悯忠寺宝塔颂》，其文称“范阳郡悯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可见无垢净光宝塔是史思明降唐后为表忠心所建。“我御史大夫忠而孝，哲而贤，俾我唐祚，崇斯福田。昔在棘城，结愿已修于宝塔；属兹板荡，除恶务静于幽燕。开拓郡县，驰突戈鋋，咸荷威力，扫逆清边。树兹幢相，游刃忘筌；割净赀以檀舍，施珍俸于慈缘”（《全唐文》卷三六三），极力渲染史思明的政绩与修塔的功德。张不矜还作有《唐悯忠寺无垢净光塔铭》，曰：“光禄大夫、范阳郡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兼支度营田海运等使、摄御史大夫、归义王史思明，硕量天假，宏谋神授，仁被动植，忠越古今。竭节布恳成其名，砥心砺行存乎道。昔在平卢也，于曹禅师早发宏愿，于彼造塔。初经始未构，属中原乱离，有难便赴范阳，其塔便罢修葺。今重承恩命，允厘东郊，缅想□诚式副前愿，敬于悯忠寺般若院造无垢净光塔一所。”（《全唐文》卷三六三）与《悯忠寺宝塔颂》的主旨一致。悯忠寺的位置，据晚唐沙门南叙《悯忠寺重藏舍利记》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全唐文》卷九二〇）可知悯忠寺位于幽州城东南，地处交通要道，而这一聚集人群的宗教场所也成为史思明政治宣传的阵地（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兼论安禄山、史思明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文史》2009年第4期）。
法源寺里的悯忠阁
此外，据记载，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又收大梁，陷我洛阳，东洛佛事皆送幽州，以旧宅为龙兴寺，而崇饰之”（《安禄山事迹》卷下）。除了史思明旧宅所改的龙兴寺，还有归义寺，“在旧城时和坊，内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幽州节度掌书记荣禄大夫检校太子洗马兼侍御史上柱国张冉撰。略曰：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迫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统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大中十年庚子九月立石”（《析津志辑佚·寺观》）。归义寺之名出自史思明降唐后所封归义郡王。只可惜，这两处与史思明相关的佛寺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另外一处重要遗迹则是1981年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发掘的史思明墓。关于史思明墓的位置，文献中早有记载，史朝义“去至梁乡，拜思明墓，东走广阳”（《新唐书》），“宝应元年，葬思明于良乡东北岗”（《安禄山事迹》卷下）。良乡，或作梁乡，据学者考证，今房山区窦店村西古城遗址为唐代良乡县治所（赵其昌《唐良乡城与史思明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6期）。墓中发现有玉册若干枚，其中有“昭武皇帝崩于洛阳宫玉芝西阶”“帝朝义孝乃因心，亲惟□□”等语，是墓主人为史思明的重要佐证（袁进京、赵福生《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以上是留在范阳与史思明有关的实物遗迹，而作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地，对范阳的影响则是——幽州或幽蓟成为这场叛乱的代名词，留在唐人的记忆中：“是岁，烟尘起于幽蓟，鬼神窃于宝位。”（《唐故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判官大理司直兼监察御史何□公（模）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公之仕也，属幽将叛恩，天兵讨逆，熊罴忠勇。”（《阎士熊墓志》，《全唐文补遗》第一辑）
我们习惯上将安、史并称，并沿用“安史之乱”的说法来概括从天宝十四载到宝应二年的这场叛乱，实际上有学者已经指出，安、史两个政权在蕃部结构、权力建设、礼制信仰等诸多内部特质上存在显着差异，两者之间变革性大于延续性（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王伷墓志〉所见唐廷处置陷伪安史臣僚政策的转变》，《文史》2018年第2期；王炳文《燕政权的嬗变与河北藩镇格局起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4期）。在描述这场叛乱时唐代碑刻有如下记载：“天宝末，贼将禄山掩有河洛，乾元之中思明继祸，中原鼎沸，涂炭生灵，十室九空，人烟断绝。”（《桑府君夫人王氏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张孝忠遗爱碑》：“幽陵首祸，谷洛恇骇。公迹染污俗，心坚本朝，岂求生以害仁，将蹈难以明义。史羯继乱，犹居劫中。质其所恃，无路自奋。间道旁午，密陈嘉猷。”（《全唐文》卷四九六）从“思明继祸”“史羯继乱”等语可知唐人仍将安史看作相继发生的两次叛乱。虽然《新唐书·陆贽传》中有“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函养”等将安、史并称的说法，而《陆贽集》中对应的这篇奏草则作“胡羯称乱，遗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务容养”，应是《新唐书》作者进行了改写。至五代出现了“降及唐代，因避安史之乱，族寓合肥”（《孙彦思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佑002）等，将安、史并称的说法，并沿用至今。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2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