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为什么重要？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更应该先思考“什么是文学”。

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试图就“文学”提出一个有效的定义，但每一次定义都会创造更多的例外。任何关于文学的一般定义都经不起推敲，但当我们看到一个特定的例子时，我们可以说“是的，这就是文学”。换句话说，对“文学”的定义是主观的，是可以解释的，它可以成为讨论的起点，但不会有一个定论。

英国学者罗伯特·伊戈尔斯通试图在他的作品《文学为什么重要》中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学是一场跨越时空的 “活对话”，不仅是与作者和我们自己的对话，也是与所有曾经和将要阅读、讨论这部作品的人的对话，而因为其他人不断加入对话，所以它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永远是开放式的。在这个时代，这种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反思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无法被科技进步淘汰因而愈发显得宝贵的技能。

罗伯特·伊戈尔斯通

南京大学但汉松教授认为这部作品是对新世纪文学危机的一次有力回应。他在该书中文版的序言中提出：伟大文学的生产和阅读原本是缓慢的技艺，需要恒久的耐心与专注，而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刺痛我们固有的自我意识。某种意义上说，当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时空压缩和过度联结，文学所寄居的书本注定无法与电子屏幕竞争。文学的荣光与悲哀在于，它所需要的那种审美能力，已在当代大众中间变得日益稀缺。

伊戈尔斯通的文学观呼应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重要趋势，即关注文学的事件性和普通读者的日常阅读。“文学到底是什么”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学能让什么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所说的“鲜活的交谈”不是哲学上的沉思，也不是学理上的论辩，而更像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参与这样的交谈，并不需要论资排辈；当文学从书中伸出一只手，读者要做的就是抓住它，所有与谈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与我们携手把公共与私人空间的交往对话变成更好的样子，把教育变成更好的样子。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或许没有什么行动比通过文学重建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意义。

《文学为什么重要》作者：[英]罗伯特·伊戈尔斯通；译者：修佳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你在与朋友聊天时，谈到任何东西都是可能的，同样，文学也可以关乎任何事物。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便是文学难以定义的原因之一。它可以是关于他人的讲述，把一个人鲜为人知的部分讲给你听，它也可以讲整个社会与世界。它可以震惊你、煽动你，可以让你感到惊奇、为你带来消遣，也可以鼓励你改头换面、诱惑你腐化沉沦。文学可以关乎重要之事：始与生、真与假、善与恶、死与终。可是它同样可以涉及不重要乃至不存在之物：神话人物、独角兽、美人鱼。

事实上，文学使事物重要。这正是它的奥秘之一。

哈姆雷特不可思议地打量着那个正在为神话中的王后赫卡柏之死和特洛伊城之陨灭而哭泣的演员：“赫卡柏对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同样，一场关于小精灵多比的讨论，也能使一代读者潸然泪下。把文学视为一种交谈，能够助我们探索这一奥秘。在交谈中，我们“提出一个话题”或者“把问题摆上台面”，这些话题或问题或者与我们息息相关，或者对于我们意义非凡，我们以这种方式展现出我们的自我。有时候，在与他人交谈（或者甚至是默默地与自己谈心）时，我们得发现自己从前未知之物，或者重构自己以某种方式已然了解之事，才能谈论它们。文学也是如此：跟交谈一样，它揭示未知，提出已知，把事件、经历和想法付诸语言，从而赋予它们意义。

而这种揭示的进程并不是无形的。我们之所以说“展开交谈”，是因为我们在展开和塑造自己所说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凭借的不仅是所选词汇的内容，还有，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语气：也就是形式。我们说“你好”时，可以愤怒地说、和蔼地说、亲切地说、讽刺地说，等等。在交谈中，我们如何说某事与我们说什么同样重要。这一点之于文学尤为真切：形式与内容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形式具有意义：了解文学就是了解形式。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一首史诗，不论是《失乐园》还是《权力的游戏》，都要通过很长的长度来展现其重要性；相比之下，一首十四行诗则是通过它的简约性来展现其精妙性、控制力与风格。英国泰斗级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就这两点做出了说明——关于文学如何制造意义以及形式的本质。他清晰直白地写道，诗歌“不仅是关于某一体验的意义，也是关于这一意义的体验”。

与某人谈话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说到底，交谈就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即兴创作。所以使用“作为一种鲜活交谈的文学”这一隐喻，意味着创造力不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或者仅仅存在于一位知名作家的脑子里，也存在于我们，亦即读者之中。文学的创造力是共享的，这正是因为，文学是一种活动。在阅读中，有一只手伸了过来，没错，但是你也得伸出手去握住它才行。

这就意味着，文学不仅与书架上的图书有关，它还关乎你对这些图书的思考、响应、书写和谈论；而这番交谈可以包含多位说话者，他们争辩、讨论、思考一场共享的交谈，不仅仅是“一种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活动的图示”，而是发生在多人之间。此外，这种创造力不仅限于课程或图书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使用和响应“文学手法”——修辞、隐喻、悬置、故事。也许，演说与故事就是我们婴儿时代的第一批创造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见，模仿是我们天生的能力——所以既然我们都是交谈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往往也已然是创造、响应、聆听和评判文学的专家了。这意味着文学并非什么魔法之物，也没有与日常生活截然分开：它既没有，也不应该（不管人们怎么说）被奉为神祇。

就像一场谈话一样，你对于文学的创造性响应来自于你的思想，心灵、感觉，来自于你的过去和你对于未来的希望。但是，你自然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随着你的变化，与你交谈的文学也会变化。小说《金色笔记》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菜辛的佳作，这本小说的序言，是关于文学与阅读的最好表述之一：她在其中说道：“请你记住，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让你感到厌倦的书，等到你四五十岁的时候，将为你打开新的大门——反之亦然。不要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阅读一本书。”作为一种鲜活的交谈，我们与一本书的关系是在变化的：阅读是一个过程。我们对一本书做出响应，一本书也会对我们做出响应。阅读和学习文学是某种“调和”，就像一种乐器塑造一段音乐，而一段音乐也塑造了那个乐器。当然，这就是说，所谓了解文学，与仅仅知晓有关如作家生卒年和发生之事等事实，或者阅读搜索网站上的摘要，还是有所不同。了解一部文学作品，是要把它视为一个过程来经历，而不是——虽然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把它视为一个小测验或者考试的答案合集：文学是行走，不是地图。了解水的化学构成，与了解在一场突降的夏日暴风雨中淋透衣衫的感觉，不可同日而语。

在一场正常的交谈中，我们常常会说：“请问我们能不能聊一聊这个……？”“我跟不上了，我们为什么讨论那个……来着？”“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交谈，特别是长时间的交谈，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其对自我进行反思和评论的能力。文学也对自身进行反思。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来自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贴切地把它描述为一本“了不起的书，抛开所有瑕疵不论，它是英国小说中鲜有的一本写给成人的书”）。叙事者告诉我们说，一面镜子“给使女擦了一遍，就会出现许多方向不一的、细小而多样的纹理”，但是如果你把一支蜡烛放在它的前面，“那些纹理就会形成一系列同心的圆圈，环绕在那个太阳周围”。那只蜡烛“产生这种同心圆圈的惊人幻象”，而且，用她的话说，是我们与世界上的事件和他人打交道的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他们发光点亮，看到他们相对于我们位置所作的排列，只能是通过我们自我中心的考量。这便是《米德尔马契》的主题之一——人物角色（以及我们自己）利益的局限性；可它同时也是一种关于这本书本身的“比喻”，告诉我们，当不同人物的人生与感知照亮交错编织的事件之网时，这本书希望如何被阅读。对于某些人而言波澜不惊的事件，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意义非凡，这都取决于他们自己手中蜡烛的光线。大多数伟大的作品——有些批评家说是所有伟大的作品——都含有这一类时刻，它们在此时告诉你，它们希望如何被阅读和理解。这并非仅仅是一种现代的发明。在荷马的《奥德赛》第八卷中也有这样一个惊艳的时刻，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在伪装下听到了一首歌唱他和他的同伴们的诗歌：他用一块斗篷蒙住了自己的头，大哭不止。我们作为观众，看到了诗歌对于主人公产生的冲击，同时，因为经验的相通，我们也看到了诗歌对于我们自己产生的作用。

交谈存在于时间之中：它们来自之前说过的话，发生在现下，塑造你的未来。文学作品也是如此，而并非如狂热的爱好者们有时候提出的那样，不受时间的约束而又“时间满满”。或许，这其中最为凸显的意味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过去的语境或年代。在上面乔治·艾略特的例子里，我描述了一面刮出纹理的“镜子”。她在这则比喻里实际上写的是置于有关光学的科学实验语境下的“穿衣镜，或者一大块光滑的钢板，给使女擦了一遍”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辨识的客体（现在谁还用一个打磨抛光的钢板做镜子？），同时也处于一个不同的社交网络之中（谁还在雇佣女仆？）。同样，在所有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于内战的恐惧和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深刻担忧。

作家们在修订和重构他们的故事、主旨、语言、形式以及他们选择的任何东西时，经常会追溯一条影响过他们的作品“族谱”（但是注意了——作家们在谈及谁影响过他们时，经常不说实话！）。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借用了荷马笔下英雄奥德修斯的史诗故事，并把它挪为己用，植入他自己所处时代的爱尔兰，由此既改变了我们对于英雄为何物的看法，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史诗的认知。这条文学影响的“族谱”还经由文类而根植于过去之中。文类就是类型的意思：复仇悲剧、爱情诗、侦探小说。文本常常会对它们的文类先祖做出反应或者回复，这使得“文学作为交谈”这一隐喻尤为清晰起来。

在侦探小说这一文类下，阿瑟·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身材高挑、充满活力、瘦削，强壮、肌肉发达。作为回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就成了一位外表温顺无害的老妇人，她常常（故意地）退入背景之中；她是对福尔摩斯的一个回应（或者，也许甚至是一种斥责）。对比之下，美国作家奥古斯特·德尔斯创造了一个几乎跟福尔摩斯一模一样的角色，索拉·鹿慈。这没什么问题（文学可以关乎任何事物），可是你希望在一场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听同一句话吗？有时候，这种“族谱”的观念可以膨胀到覆盖一种传统或者国家观念：我们会说到英国文学、肯尼亚文学、日本文学，等等。但是，正如一场交谈可以跨越时空展开，文学也不独属于一条有限的国界或时间。它存在于一种“非标准的时空”中。这场交谈可以流动到它想要去的任何地方，而对于那些看起来热衷于限定它的人，我们也许应该提高警惕。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拥有一段过去，它也同样拥有一个未来。作家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他们自知所处的世界做出反应；剧院、电视和电影导演们改编剧本以回应时下的忧虑；而你作为一名读者，就如同“穿衣镜”中的那根蜡烛一样，在看待阅读的内容时，也难以不受缚于其与你自身的关系。任何文本，即便是来自远古的过去或者杳渺的远方，都存在于现在的语境当中，而你已经是文学的现在了：你已经开始了。

对它说话吧。只有对它讲话，文学的未来才会成为现实。没错，做出创造性的反应，是作家的责任，但它同样也是读者、改编者、听众、演说者、收藏家、教师及一众人等之责。你不知道一个文学文本会走到哪里，会引向何方。

理想而言，一场真正的交谈是自由的。它不偏不倚，也不触及焦虑，它不是由命令或者指令构成的，不是一段乏味的解释说明，也不是在用语言进行欺骗或者施行权力。一场理想的交谈是每个人都能发言的场合，而这并非总能如愿达成。尽管如此，当我们跟某人说话的时候，我们总是在以某种方式宣明我们与对话者的平等地位。因此，文学不仅仅可以关乎任何事物且无法加以定义，而且它还应当是一场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谈话，你在其中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言论。这种与自由的关系带来了某些后果。其中之一尤其适用于学生和教师，（又是）被多丽丝·莱辛强调了出来：她提出“阅读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图书馆和书店浏览，捡起那些吸引你的书，只读那些，而当它们让你感到厌倦之后，就把它们丢掉，跳过拖拉的部分——而且绝不要、绝对不要因为你觉得应该读或者它是一场潮流或运动的一部分而去读任何东西”。作为一名职业的文学教师，我对于这个明显正确的建议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的学生显然应该阅读那些我们计划共同阅读的书，可是我也明白，如我将在后文会讨论的那样，强迫某人去读一本小说或者一首诗，可以对这次经历造成改变。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