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两米见方的洞窟内，窟壁上画着精美的壁画：娑罗双树枝叶相接，左树悬瓶，右树挂袋，树下侍女执杖、女尼执扇；两树之间，一尊高僧塑像端然而坐，雍容典雅、面目慈祥。熟悉敦煌的人都知道，这是莫高窟第十七窟，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藏经洞”，1900年，王道士就是在这个方丈小室内发现了闻名于世的敦煌遗书。洞窟的主人就是那位端然而坐的高僧，他的法名叫洪䛒（biàn），生活在唐朝中后期的敦煌，曾任河西都僧统，俗姓吴，有时也被称作吴和尚、吴僧统。

一、吐蕃统治时期的主要活动

洪䛒不是敦煌旧族，但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吴绪芝曾任唐朝的建康军使（治所在今甘肃张掖），戍守边地长达二十馀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河西大军内调平叛，吐蕃乘虚而入，河西大片土地陷于吐蕃，吴绪芝随主帅杨休明退守敦煌，坚持抵抗。战争连年不息，滞留敦煌的吴绪芝就此安家，成为敦煌人。吴绪芝与敦煌军民一起，坚持抵抗吐蕃十一年，由于没有外援，寡不敌众，最终在“粮械皆竭”的情况下，城中军民得到吐蕃“毋徙它境”的保证后，举城投降。吐蕃占领敦煌后，吴绪芝不愿出仕吐蕃，退隐敦煌乡间。洪䛒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的，父亲忠于唐朝、反抗吐蕃的事迹对洪䛒有深刻的影响。

洪䛒从小“性灵神异，风骨天资”。八岁便出家为僧（敦煌文书伯四六四〇《先代小吴和尚赞》说洪“八岁蒙施”，意即八岁就成为僧人，可以接受布施。参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207页），师从吐蕃墀松德赞朝最负盛名的禅宗宗师摩诃衍，精进持学，从不懈怠，通过刻苦的修行，成为一代名僧。他熟悉佛教戒律，在敦煌僧团及世俗社会中都有很高的声望。

由于洪䛒被僧、俗两界共同尊崇，受到当时吐蕃赞普的重视。821年，他被吐蕃赞普任命为“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成为敦煌僧团的上层人物。洪䛒担任这一职务长达十数年，讲经说法、广收徒众、教化百姓，成为敦煌百姓共同尊奉的“一方法主”（《先代小吴和尚赞》）。832年，他又被吐蕃赞普任命为释门都教授，成为敦煌僧团的最高领袖。洪䛒善于领导，注重团结僧、俗二众以及敦煌境内的各族人民，为敦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中，保留有洪䛒作为吐蕃时期敦煌僧团最高领袖处理僧团事务的文件。如伯三七三〇敦煌文书记载了关于吐蕃时期敦煌僧团事务的牒状和批复，其中有金光明寺的僧人共同上状，推选本寺的两位僧人分别任上座、寺主，洪䛒批复同意了这一请求；有一条牒状是尼惠性呈上的，她要求按照贺阇梨遗嘱的意愿，将其遗产用于葬事和追福，洪䛒也批复同意这一申请，但要求相关部门对遗产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条牒状是大乘寺式叉尼真济和沙弥尼普真所呈上的，她们抱怨由于“状漏名”，没有获得利，洪䛒批示要求相关部门核查清楚后，给予发放利；另一位沙弥尼法相贫病困乏，状无名，也向洪䛒申诉，洪䛒认为，佛教慈悲，济苦救贫，因此批复要求按照常例发给利。从这些处理意见来看，洪䛒处理僧团事务宽严相济，既不违反戒律，也合乎人情，遵从僧众的意愿。

在担任释门都教授期间，洪䛒还组织僧、俗二众开窟造像，根据敦煌文书伯四六四〇《吴僧统碑》记载，洪䛒在担任吐蕃释门都教授以后，亲自主持开凿了一个“七佛之窟”，据学界研究，现在的莫高窟第三百六十五窟就是碑文所说的“七佛之窟”，研究人员在该窟佛坛下所写的汉文发愿文中发现了供养人洪䛒的名字，证实该窟确为洪䛒主持开凿的（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根据该窟的藏文题记，可以推断该窟的修造时间是832至834年间（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文物》1980年第7期），即洪䛒被任命为释门都教授后不久，为了表示庆祝，开始修造此窟。该窟规模宏大，流光溢彩，气势非凡，是吐蕃时期较有特色的大窟。

据学界研究认为，莫高窟第三百六十五窟就是“七佛之窟”

二、归义军时期的主要活动

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其妃三岁的侄儿乞离胡被推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导致吐蕃内乱。河陇地区的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互相攻杀，吐蕃在河陇西域地区的统治迅速崩溃。唐大中二年（848），敦煌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

洪䛒虽然屡次得到吐蕃赞普的重用，但他始终不忘父辈遗志。洪䛒的母亲出自南阳张氏，与张议潮份属同宗，因此洪䛒与张议潮也有亲属关系。作为敦煌僧团的最高领袖，洪䛒“远怀故国，愿被皇风”，也加入反蕃斗争中。敦煌是中西交通要冲，佛教极为兴盛，僧徒数量庞大，佛教首领在僧徒和百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刘进宝《敦煌学通论（增订本）》，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108页），因此，洪䛒的支持对张议潮有重要意义。洪䛒还利用自己在僧界的地位，组织僧兵武装参与起义军队，如敦煌文书伯三二四九背《将龙光颜等队下名簿》中，僧人共有十六名，占名单中军人总数的九分之一（《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4页）。如此众多的僧人加入军队，与僧团最高领袖洪䛒的鼓励提倡密不可分。此外，洪䛒还派遣弟子悟真、康恒安等进入张议潮幕府，为其出谋划策，参谋军机。可以说，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僧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僧团首领洪䛒在其中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洪䛒的重要贡献，张议潮建立政权后，废除吐蕃的僧官制度，恢复了以都僧统为首的唐朝僧官体制，洪䛒即被任命为归义军政权的首任河西都僧统，成为河西地区佛教僧团的最高领袖。

张议潮收复瓜、沙二州后，河西其他州县仍在吐蕃统治之下，为了及时向唐王朝告捷，并确保表文送达长安，张议潮派出十路使节，携带十份同样的表文。其中一路就是由洪䛒派出的僧人使团，洪䛒弟子悟真就是使节之一。在十路使节中，只有悟真率领的僧人使团于大中五年抵达长安，为表彰洪䛒、悟真等人抗击吐蕃、千里送信的功劳，唐朝廷给予其封赏和表彰。现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唐敕河西都僧统洪䛒告身碑》中记载了唐朝政府表彰洪䛒的敕文。敕文称赞洪䛒是“中华良裔，西土律仪”，表彰他“专遣僧徒，备申恳切”，并任命洪䛒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仍赐紫衣，依前充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兼给敕牒”。僧人使团除了带有张议潮告捷的表文外，还向唐朝中央上“陈情表”，请求消除武宗“会昌法难”对佛教的消极影响，复兴佛法，得到宣宗皇帝的赞扬。唐朝中央的旌表褒扬，对洪䛒来说是莫大的荣耀，这些告身和诏书被原样镌刻在石碑上，作为永久的纪念。为了庆祝唐朝中央的表彰和封赏，洪䛒还组织开凿了新的佛窟，即今天的莫高窟第十六窟，也是归义军时期较著名的大窟，被人们称作“吴僧统窟”，也叫“吴和尚窟”。

莫高窟第十六窟

张议潮收复伊、肃、甘诸州后，派其兄张议潭奉十一州版籍入朝，洪䛒再次派其弟子慧菀加入使团。咸通二年（861），归义军攻克河西最后重镇凉州，洪䛒又派弟子法信向唐朝政府进献河西本土高僧乘恩的佛教论著。洪䛒三次派弟子入朝，加强了唐朝中央与河西地区的联系，为敦煌归义军政权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僧人使团与长安僧人之间的佛学切磋，扩大了河西佛教的影响。敦煌文书中保留有三件使团僧人悟真与长安两街大德往来唱和的诗集写本（伯三七二〇、伯三八八六、斯四六五四），长安的高僧大德在诗中对敦煌佛教多有赞誉。与长安等中原地区相比，敦煌佛教躲过了唐武宗会昌毁佛的破坏，佛教经论著作在敦煌大量保存下来，僧人使团带来的佛教论著对中原地区佛教的复兴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荣新江《华戎交汇：敦煌民族与中西交通》，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108页）。

从归义军政权建立，到唐咸通三年洪䛒去世，作为河西地区佛教最高领袖，洪䛒连续管理敦煌的佛教事务长达十馀年。斯一九四七号敦煌文书记载了唐大中七年洪䛒和尚与张议潮一起对敦煌管内十六所寺院和三所禅窟进行的一次财务大检查，将僧团财产登记造籍。857年，洪䛒又配合张议潮开展“分都司”改革，整理僧团财产，将过于庞大的都司财产分散到各寺，并将调整后的财产由官方监督造册（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19—120页）。这些改革增强了归义军政权对敦煌僧团事务的控制权，为后来张议潮进一步推行放免寺户等改革打下了基础。

三、身后的千年遗响

唐懿宗咸通三年，洪䛒和尚逝于沙州。一般社会上层人士去世后，需要图形邈真，由本人生前或家人请求当地文人撰写赞颂文辞。伯四六六〇号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吴和尚赞》《禅和尚赞》《先代小吴和尚赞》三篇均为纪念洪䛒的赞文（《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146、147、207页）。其中称赞他“一方法主，万国仍希”“名传万代，劫石难移”。洪䛒在敦煌具有如此崇重的地位，但仅根据传世文献，我们很难了解到他的生平事迹，史籍对于他所生活的边陲小城常常是吝惜笔墨的，敦煌的人和事很少能吸引内地史家的注意。洪䛒真正“名传万代”是到近代他的影窟被发现。

早在洪䛒去世之前，其下属或吴姓本家就在洪䛒供养窟（今第十六窟）的门道旁为其开凿了影窟。佛教影窟（影堂）是用于纪念已故高僧大德的建筑，影窟内的陈设与所供奉高僧的生活及修行事迹密切相关。洪䛒引以为傲的唐朝所赐告身被镌石嵌入西壁窟龛内。壁画中侍立的执杖侍女和执扇女尼则是洪䛒生前日常随侍的生活场景，在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功德窟（今莫高窟第一百五十六窟）中，洪䛒供养像在张议潮本人供养像之前，且独坐床具，身后也同样跟着执杖、方巾的俗装侍女和持团扇、净瓶的比丘尼，反映了当时高僧大德蓄养女婢的状况（沙武田、梁红《敦煌石窟归义军首任都僧统洪辩供养像考——兼论中古佛教僧人生活中的随侍现象》，《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2期）。

洪䛒供养像

过了一百多年，时间到了十一世纪初，人们对洪䛒的怀想早已淡化。可能是遇到突然的外敌侵袭，也可能只是为了给佛经找个适当的地方安置，当地僧人将佛经和其他许多写本移入洪䛒的影窟，并封闭了该窟。这一封闭，就是近千年，直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它才重见天日。洞里封存的数万卷中古写本震惊了全世界，人们纷纷关注、讨论这个洞窟时，作为洞窟主人的洪䛒才得以成为话题的中心，他的事迹也通过洞内所出写本为世人所知。1900年，当王道士打开藏经洞时，洪䛒和尚的塑像并不在该窟内。而莫高窟第三百六十二窟内却孤零零地坐着一尊和尚塑像，从庄重矜持的神态可以看出他应是较有地位的僧人，但第三百六十二窟整体环境简陋狭小，也没有壁画装饰，与精美的僧像显得格格不入，且窟低像高，导致僧像的头部顶住了窟顶，很不协调，僧像明显不属于这里。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前身）的研究人员认为这应是洪䛒的塑像，原本应放置在第十七窟内，在该窟封闭之前就被人为搬出，寄存在第三百六十二窟内。1965年10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莫高窟崖面进行加固工程时，常书鸿等将塑像移入藏经洞，放在了今天它所在的位置。直至今日，学界对该僧像回归第十七窟也无异议。

在搬迁洪䛒塑像时，研究所工作人员注意到塑像背部有细泥封堵的痕迹，打开封泥后，发现一件双层骨灰袋，外层是白色细绢，里层是紫色细绢。按照唐代制度，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用紫色，对高僧“赐紫”是一种特殊的褒奖，紫色绢袋也正符合洪䛒和尚被赐紫衣的身份。这进一步证实该塑像就是洪䛒和尚之像，同时也说明塑像完成时，洪䛒和尚可能还在世，因而其死后骨灰只能从塑像背部钻洞装入了。

文/赵大旺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