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于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自开展以来备受关注。展览掀起的热度不仅仅在于，这是受全球疫情影响之后上海博物馆本年度唯一保留下来的国际展览项目，更在于展出的这批来自黑石号沉船、收藏于海外的珍贵唐代文物本身。
“黑石号”沉船承载着目前海外发现最精美、体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物遗存，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域沉睡1100年之后，面世示人。其中来自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168件/组黑石号珍品现身此次展览，不少都是重量级、精品级文物。上博也结合自身馆藏，并向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九家单位借展，让黑石号文物与同时代的“兄弟姐妹”如何家村窖藏、巩义唐青花、长沙窑外销瓷以及上海千年古港青龙镇考古品等相关文物得以在展厅短暂聚首会面。由此为人们展开的，是我们先辈在9世纪开拓海上丝绸之路历程中留下的珍贵足迹及文化遗产，也是对于唐代社会生活以及海上贸易的全面认识。
“黑石号”沉船像一颗恒定的时间胶囊，将千年前的海上贸易盛景封存其间，直至近世打开，为人们揭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珍贵历史片段
1998年秋季，印度尼西亚渔民在爪哇海域的勿里洞岛附近捕捞海参时，发现了几个陶罐，由此引发了“黑石号”沉船的发现。中文称“黑石号”是因为沉船附近100余米处有一块黑色大礁石，推测该船遇上风浪、触礁而没；而在英文语境中，该船经常被称为“勿里洞沉船”（Belitung Shipwreck）。当印尼政府发现渔民打捞上来的陶罐具有中国陶瓷特征后，为避免沉船文物被渔民哄抢，迅速授权一家名叫“海底探险”的新西兰公司对沉船进行打捞，这家公司由一位德国工程师经营，长期在东南亚沿海进行沉船打捞作业。“黑石号”的打捞，在印尼地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印度尼西亚群岛附近发现有400艘沉船，商业打捞仍然是其主要形式。很多商业公司花数百万美元寻找和发现沉船，目的就是获得政府授权，出售这些艺术品，获得丰厚的利润。
“黑石号”的勘探打捞作业进行了两个季度，第二阶段时考古学家迈克尔·弗莱克（Michael Flecker）博士介入发掘工作，对沉睡海底的船只残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摄影和记录，两年后其在《世界考古学》杂志上发表了发掘报告。所有打捞上来的文物，随后放置到新西兰和德国两地进行为期多年的清洗养护工作。据统计，“黑石号”共出水文物近7万件，重达25吨，基本全部为中国制造的货物，最大宗的是唐代陶瓷器，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义窑、广东窑等各地产品，共计6万7千余件，还有铜镜、金银器、银锭、铜钱、香料，以及十余吨的铅锭，用以船底压舱。此外，“黑石号”还出水数件波斯陶器，1件玻璃小瓶和几枚南亚的铜镜，猜测为船员的随身用品。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家根据残存船体，判断“黑石号”是一艘典型的古代阿拉伯缝合帆船，其船板和船板之间采用椰壳纤维编织的绳索进行缝制，接缝处灌以植物胶及石灰填料，使得船体具备防水隔水的功能。《马可波罗游记》中就有此记载，整艘船建造时没有使用一个榫卯结构及铁钉，有别于中国的传统造船技术，而这种船体缝合技术至今在阿曼地区仍有保留。“黑石号”船体总长在20-22米，宽度为7-8米，型深约3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最古老船舶残骸。船体木材经过碳14测定，年份约在公元700-900年，与船上文物的纪年文字不谋而合。因而，可以判断的是，这是一艘阿拉伯的缝合帆船，满载着中国唐代的商品，行驶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古代贸易通道上，不幸触礁沉没，像一颗恒定的时间胶囊，将一千年前的海上贸易盛景封存其间，直至近世打开，为我们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珍贵历史片段。
2005年初，“黑石号”沉船文物在国际市场上几经盘旋，最终落户新加坡。新加坡的邱德拔遗产基金斥3200万美元的巨资，整体购入最大一批“黑石号”出水文物，共计53227件，捐赠给新加坡政府，进而又被转拨给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为此，这家博物馆特地打造了一个以邱德拔命名的常设展厅，永久展示这批“黑石号”出水文物精品。
“宝历风物”何为珍？神秘的唐青花竟然如此精美且颇具异域风情，进贡朝廷的重要名品江心镜有了已知唯一的实物证据
用“宝历风物”四字，大抵可以概括“黑石号”近7万件出水文物。“宝历”取自沉船中一件长沙窑碗外腹壁的铭文，即“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这并不起眼的铭文却为“黑石号”沉船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同船出水的另一类纪年文物，是具有“乾元”年号（758-760年）铜镜和铜钱，但根据考古学断代的基本准则，时代较晚的宝历年号（825-827年）划定了这艘沉船的时间下限。由于外销瓷器的生产及运输具有一定时效性，因此这艘船的年代被定为公元9世纪上半叶左右。“风物”，即风土人情之物。“黑石号”出水的近7万件文物中，除一些占比很小的金银器、铜镜、玻璃器属贵重物品，甚至可能为皇家府库所有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庞大的陶瓷器群，且来自唐代东西南北各地窑口的产品，用作海外出口贸易品。“风物”二字正符合这艘沉船的货品特征。
这次上博的“黑石号”展览经双方商议，新加坡方来展一共168件/组展品，包括陶瓷器140件，金银器11件，铜镜5件，还有其他类文物12件，其重量级、精品级的文物几乎倾囊而出。而上博借此机会也悉数拿出馆藏品，并向国内其他博物馆及机构借展，总数达80件之多，将与“黑石号”展品密切相关、可资比对的文物一网打尽，共同呈现。这种开放式的“黑石号”展览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其中，“黑石号”出水的唐青花、白釉绿彩器、八棱金杯、江心镜这四类文物最为值得关注。
唐青花是“黑石号”出水文物中最富盛名的品类。青花瓷在中国瓷器历史上独占鳌头，但世人常知元青花，而不知有唐青花。唐青花的烧造及制作历史，曾一度是陶瓷史上的未解之谜，从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青花瓷片，证据太少，学者们迟迟不敢研判，到后来河南巩义黄冶窑、白河窑发现烧造唐青花的窑址，再到2002年扬州唐城遗址发现的一件完整青花盘，才逐步揭开了唐青花的秘密。然而，1998年“黑石号”沉船上一下子出水了三件唐青花盘，在学术界如石破天惊，其器型完整，保存完好，青花发色纯正，棕榈叶组成的纹饰奔放热烈，具有典型的中亚风格，是目前所能见到最精美的唐青花器，也证实了9世纪的中国青花瓷已经通过海上丝路，远销海外。此次展览中的两件青花盘，是“黑石号”唐青花中尺寸最大，最精美的两件，与目前国内有限的唐青花出土品共同展示，机会难得。
白釉绿彩器是唐代陶瓷中以颜色取胜的品类，它在中国的考古出土中数量不丰，且多光素无纹，但在“黑石号”沉船中出水了近200件，以白釉绿彩相间，色彩亮丽饱和而独树一帜。所制作的器物，既有大罐大盘，造型丰盈，色彩斐然；又有模印贴塑，动植物纹样等多变造型和装饰，例如气势轩昂的狮柄龙首罐；也有珍贵罕见的底部刻有“盈”、“进奉”字款大盘，这些本应属于皇家的御用陶瓷，却出现在了远渡重洋的商船上，令人不解；此外，还有极具设计巧思的吸杯，“杯心作出鱼，又或龟与小鸭，腔内有孔与杯柄相通”，这些白釉绿彩饮酒杯，杯体内贴塑各类精巧动物纹，其仿造的原型是唐《酉阳杂俎》中记录的碧筩杯：“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据说，这种利用自然植物做成的吸杯“酒味杂莲叶，香冷胜于冰”，古人风雅意趣直面扑来。“黑石号”出水的白釉绿彩器中，代表性重要展品基本都来上海展出了，唯一遗憾的是一件白釉绿彩的龙首长颈壶，因尺寸高大，颈部细长易碎，不宜长途旅行，仅在新加坡常设展出，不作任何外借。
金银器是“黑石号”出水文物中占比很小，但极为精彩的文物，其中又以伎乐纹八棱金杯脍炙人口。金杯由纯金制成，保存完好如初，金光熠熠，八个棱面，每面焊接由金片锤揲而成的西域舞者乐伎形象，环形鋬呈龙型，指垫錾刻了两个深目长须、相背的胡人头像。这种胡风甚浓的粟特式金杯，流行于唐代宫廷，其相似的造型和纹饰见于1970年陕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三件八棱金杯。承蒙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慷慨支持，展览借来了何家村窖藏的八棱金杯，以及新近发现的吐尔基山辽墓八棱金杯。三件金杯在展厅实现了世纪会晤，分别代表了盛唐8世纪、中晚唐9世纪以及辽初10世纪八棱金杯在中国的风格演变历程。令人印象深刻是，“黑石号”金杯在体型上足足是其他金杯的三倍之大。
“黑石号”沉船上共出水29面铜镜，时代跨度大，既有汉六朝的古铜镜，又有唐代各类流行题材的铜镜。最富盛名的是一面四灵八卦镜，直径达21厘米，外圈楷书铭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扬州扬子江心百炼造成”，直指此镜即为见于文献史料，但从未见于出土实物的“江心镜”。扬州是唐代重要的铸镜中心，江心镜又称“水心境”，是进贡朝廷的重要名品，相传铸造技术高超绝密，白居易就有《百炼镜》诗吟：“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黑石号”沉船出水江心镜是目前所见唯一有明确纪年并能与文献记载吻合的实物证据。
“黑石号”上出水最多的货物是长沙窑瓷器，竟达57500余件之多，瓷器上甚至有未收录《全唐诗》的诗文，表达女子对江外客的思念
作为一艘9世纪上半叶往来于中国大唐和阿巴斯帝国的商贸船，“黑石号”上出水最多的货物是湖南的长沙窑瓷器，竟达57500余件之多。与同舱700多件广东窑瓷、300多件邢窑白瓷、200多件的越窑青瓷及白釉绿彩器相比，其占比之重可见一斑，因而证实了整艘“黑石号”无疑是当时贩量出口长沙窑瓷器的专号商船。
这么多长沙窑瓷器是如何装载在并不大的“黑石号”船上的呢？我们发现了古人包装货物的智慧——其中长沙窑碗类器物数以万计，有5万余件，分两类装载：一类是整齐地、呈螺旋式地叠放在广东窑大陶罐中，每一个罐中可以码130件左右的碗；另一类就以稻草扎成的圆筒捆扎裹住，堆放在船舱里，发现时成堆散落在海底。
有趣的是，长沙窑瓷器烧造时间并不长，且是一个地方性窑口，产品并未风行全国，多发现于长江中下游沿线及各个沿海港口城市，如扬州地区以及上海唐代的青龙镇港遗址都有长沙窑器物的出土。“黑石号”的出水更是证实长沙窑产品主要是面向海外市场，其中阿拉伯帝国可能是重要外销地。长沙窑瓷器作为中晚唐的外销瓷，产品极富特征，它开创了中国陶瓷装饰的彩绘时代，与同时期追求类玉类冰的越窑、类银类雪的邢窑等单色釉瓷器相比，风格独树一帜。
它以碗、罐、壶等日常器皿为造型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彩绘主要以褐彩、绿彩、红彩填描，用自由流动的笔触表现极大的自然生命活力，纹样活泼而抽象，常见有鸟纹、花草、动物、山峦风景，甚至以铭文、诗文做装饰。这次“黑石号”展品中就可看到各类展翅飞翔的鸟纹、凤凰纹、摩羯纹和胡人头像，文字类有窑工信手涂写的“荼（茶）盏子”“取钱领钱”字样，甚至有未收录《全唐诗》的诗文“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妾思江外客，早晚道边停”，表达了女子对江外客的思念。这些具有“异国情调”的装饰和色彩，应深受阿拉伯人的喜爱和追捧。
“黑石号”保存了9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与西南亚之间海上贸易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而它并非没有遗憾的后续故事提醒人们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黑石号”出水珍品收藏的背后，牵动着全世界考古学家及博物馆人的神经。由于1998年沉船意外发现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政府授权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而不是聘用专业的考古学家团队，这为“黑石号”蒙上了一层似乎永远褪不去的阴影。这种操作的动机是出于商业目的提取文物，而非科学发掘。将近7万件的文物，仅仅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完成打捞，其背后是以牺牲考古学界倡导的整体打捞、科学记录为代价，而“黑石号”的地位，恰恰可能是9世纪上半叶中国唐朝与西南亚之间存在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考古学证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旨在促进各国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
各种资料显示“黑石号”的出水文物近7万件，除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大宗的5万3千余件，印尼政府保留了8千余件，其他零散地出现在市场上，我们国家的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等地征集了逾300件。囿于沉船发现时的特殊时代背景，“黑石号”的整个后续故事并非没有遗憾。由此我们更能感受到，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及联动的整个保护机制，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公民的自觉意识。
文/褚馨（作者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文汇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