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喜欢京剧的文艺中年。你问我最喜欢什么角色，我的官方回答一般是，只要演得好，什么角色都喜欢。其实我更偏爱戏曲里一个广泛存在但却总是被遗忘的行当：丑行。所谓无丑不成戏，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些歪眉斜眼的角色，简直就是一个个行走的讽刺艺术大师，他们用冷峻辛辣，嬉笑怒骂的方式批判着人间。 

这几天连续看了几篇关于监狱系统的新闻，说山西“监狱皇帝”任爱军牵涉出93名保护伞，我心想我就一把伞，雨天出门还经常忘拿，这么多伞该贬值了吧。接着又看到说，湖北某监狱中服刑的黑老大，用几条香烟一点特产，就能让狱警给他搬进监狱400斤白酒。一想到狱警手提肩扛运酒忙的场景，甚至有种同为“打工人”的心酸感。那可是400斤啊！

名剧《玉堂春》里有个老狱卒崇公道，他说过一句经典台词：大堂不种高粱，二堂不种黑豆，不吃你们打官司的，姆们吃谁去。问题是崇公道虽然在“苏三谋害亲夫”一案中得了一双鞋，可是毕竟不用给人出苦力啊。 

媒体在报道这些监狱腐败的时候说，这些监狱领导以及狱警甘于为其所驱使。我觉得“驱使”这两个字用得特别好，形象地表达出了一种优势地位倒置的关系。比如说山西的任爱军，一些狱警为了得到蝇头小利，主动为任爱军在监狱内开单间、设小灶。有的民警甚至以能为任爱军减刑出力为荣，争着抢着为他办事。铁岭一所监狱里，狱警竟然还给犯人打包饭菜。甚至还有一些狱警，协助犯人在监狱里嫖娼。

在我们熟知的大多数腐败场景中，行贿者虽然是出钱的一方，但他仍然摆脱不掉一种被动的身份，也就说行贿者要巴结着拥有权力的官员。本来狱警是拥有绝对优势的一方，而犯人处在被看管的位置。但是在监狱这个特殊场景下，狱警甘于自我矮化，倒成了给犯人跑腿的。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从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就能明白，在一个系统内想要权力寻租的多了，自然在本系统中这种权力也会“贬值”。而狱警处在这个寻租体系的最末端，人数又多，只能是干点粗大笨重的活儿。 

山西任爱军案，这个“黑社会老大”出入监狱如入无人之境，不但在监狱如同住宾馆，而且两次服刑都能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有人专门帮他钻监狱管理制度的漏洞，在每一所监狱中他都能把减刑政策用到穷尽，当再也无漏洞可钻时，马上就有人帮他换监狱，继续积分减刑。本来被判无期徒刑，但他用了十年两个月就出来了。

这样高水平的政策运用技巧，显然离不开内部多个部门天衣无缝的配合。这桩监狱腐败案中，共查处涉案违纪违法人员93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监狱系统各级干部。在我的印象中，单一系统一次性牵涉这么多人，只有2018年的哈尔滨交警系统窝案。但任爱军案比哈市交警窝案更严重的是，它牵涉的部门更多，层级更高。从山西省监狱管理局局长、分管副局长、处室负责人，到监狱长、监区长、监狱管教民警，再到山西省高院、省检察院系统，都有人因此落马。 

任爱军服刑期间，有领导干部几次催促下面为他减刑，也有人专门到监狱看他。任爱军出狱后，还有人开车去接他。这都不是普通的受贿办事那么简单，已经有一种受贿人“上赶着”行贿人的感觉。93个干部竞相为一个人充当保护伞，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在某些监狱系统中，“靠监吃监”已经成了风气，以至于产生了某种竞争氛围，“再不当保护伞就排不上队啦！”

这种奇异景象提示我们，部分地方监狱系统的政治生态已经相当畸形，甚至超过了系统外官场腐败的平均烈度，以至于进化了出某种独特的小气候。这同监狱系统的封闭性有极大关系，社会的目光无法穿透，系统内部人员很难向外流动，在不正常的风气下，“靠监吃监”特别容易成为一种内部共识。

我们说过，监狱作为法律链条中的惩罚环节，承担着震慑犯罪、抚慰受害人的重任。如果这一环节失守，整个司法体系的存在都会变得失去意义。作为惩罚罪恶的场所，监狱系统本身滋生新的罪恶，这甚至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许多监狱大片，都向我们展示过。要打破一个封闭的自洽体系，只能从外部注入力量。只有来自体制的监督力量足够强大，监狱才能摆脱自身的悖论。这就是政法系统教育整顿这样波澜壮阔的行动，必须出场的理由。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