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名副其实的“后浪”，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是调解室公认的“智囊团”成员。

四年前，她来到北京海淀法院，从一名法律援助律师摇身一变，成为首批参与海淀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元老级”人民调解员。

她叫郭英男，前不久刚刚被评为北京市法院“十佳特邀调解员”。

不少人都会好奇，在这样一位年轻的、高知的调解员的调解室里，会上演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

她把电视台没调成的纠纷解决了

“郭老师，我们家这个纠纷还上过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呢，这不也没调成。”

能想到借助电视台调解家庭纠纷，足以证明双方矛盾激烈。那么，在电视台没调解成的案子，来到法院会有反转吗？带着这个疑问，郭英男与这一家子进行了初步的电话沟通。

原来，周家共有三个子女，分别是儿子周大明、周小明、女儿周小兰。90年代，周家父母以工龄折抵、并由老大周大明出资3万购买了单位公房，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后来父亲病故，母亲将房子售出获得价款150万，而对于这笔钱的归属，家庭内部一直争议不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母亲想到了让电视台调解室的专家帮忙出主意，并在节目中公开表示要将150万的售房款全部给二儿子周小明。

母亲的赠与行为让老大周大明心怀不满：“老太太根本不懂法。房子是我父母的共同财产，老太太只能处分她自己那一半。最关键的是，买房的时候我可是拿了3万的，那时候的3万搁在现在得多少钱了？”

于是，周大明将母亲、弟弟周小明、妹妹周小兰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他支付的购房款的现值，分割父亲留下来的遗产。

恰好，调解继承纠纷案件是郭英男的“强项”。每次拿到这类案件，她总会按照自己总结的“看、听、谈”三步调解法进行调解。“看”，看的是案卷，要看原告提交的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从细枝末节处见真章；“听”，即通过电话与双方沟通，摸清争议焦点，为接下来的调解做准备；“谈”，是最体现调解员功力的“重头戏”，就是约当事人双方来法院见面调解。通过分析，郭英男认为有必要将此案双方当事人约到法院开展见面调解。

在挨个通知当事人时，从他们每个人迟疑又明显缓和的话语中，郭英男听出了潜台词：“真要去法院谈了，这事不小！”这正是她想要达到的效果——只要心存对法律的敬畏，调解就成了一半。

“妈，当着调解员老师您说说，为什么卖房子的钱要都给老二？我没孝敬您吗？”周大明大声嚷嚷道。

“因为我养着咱妈呀，你不养还想分钱，没这个理儿！”周小明也不甘示弱。

“妈，您倒是说句话啊！”周小兰说道。

坐在一旁的白发老人眼泛泪光，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郭英男见状，连忙起身给老人倒了一杯水。她知道，老人有想法，但是在子女面前又有顾虑。于是，郭英男决定尝试“背对背调解”，让三位子女在门口稍候，先对老人开展调解。

“人老了，就不敢说实话了。”老人一开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大妈，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没关系，您别紧张，您可以说实话。”

耐心听完老人的叙述后，郭英男明白了，并不是老人分配不公，而是二儿子周小明控制了老人的自由，不让其他子女接触老人。老人由于害怕得罪二儿子，才无奈做出把150万卖房款全部赠与二儿子的决定。

接着，郭英男又把三位子女叫到了一起。在面对面的沟通中，郭英男得知兄弟俩的感情尚可，只是因为母亲的赠与行为，让兄弟俩在面对卖房款时出现了争议，他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既然还有亲情，郭英男决定先从亲情入手：“你们光看到了这150万，不知道是不是还记得一句话叫‘亲情无价’？你们是一母同胞、血浓于水的亲人，如果因为金钱产生了隔阂，这不仅会让母亲寒心，更是你们父亲不想看到的局面啊！”说到这里，兄妹三人一言不发、似有所思。

“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的义务，谁也不能借赡养父母之名行夺取利益之实，这是不被法律允许的行为。”郭英男看了一眼周小明，周小明随即羞愧地低下了头。

随后，郭英男通过列法条、画图表等多种方式，向双方释明了法律对于继承的明确规定。

虽然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母亲可以选择将自己的那部分赠与周小明，但其父亲的那部分遗产应按照法律规定由母亲、周大明、周小明、周小兰四人等额继承。此外，因周大明在购买此房时，支付了3万元，还需扣除这部分的现值后再对房款进行分割。

经过郭英男的一番劝说，法理和情理都弄通了，一家人均点头表示同意按照法律规定出具调解书。

在调解书上签完字后，郭英男提议，“你们兄妹三人握个手吧！只有互谅互让、互相关爱，才能抵挡住利益的诱惑，让你们的感情更深一步，让家庭的氛围更加和谐，这才是最大的财富。”至此，一场“拉锯战”式的家庭纠纷得以妥善解决。 

她为想要“活下去”的小微企业助力

“疫情期间，没人打官司，你现在应该不忙吧？”不少人这样问过郭英男。但其实，对于郭英男来说，这段时间的工作反而更多了。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但是却无法阻断公平正义的实现。海淀法院的法官们纷纷利用“云开庭”等创新方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调解员们也没闲着。他们同院里干警一样，同时上下班，利用电话开展调解工作、积极化解纠纷。   

在中小企业积极复工复产阶段，郭英男就收到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马某诉称，他是一家经营“罕见病”医疗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受疫情影响，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急需完成银行贷款。马某已决定将个人名下的房产抵押用于申请银行贷款，但在审核过程中，却被银行告知个人征信存在问题，尚欠北京某银行50万元贷款未清偿。

后经查询发现，马某曾帮助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办理了一笔50万元的委托贷款，但是事后该公司未依照双方约定向银行提交证明材料并办理解除手续，导致马某的征信记录中仍存在未清偿款项。而该公司现已注销，相关人员也已经无从查找。于是，马某起诉要求北京某银行为其清除逾期还款记录。

了解案情后，郭英男决定先与北京某银行沟通。银行答复称，对于此事无异议，但是需要收到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后才能进行相关操作。

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郭英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一边是渴望与时间赛跑、在疫情中活下来的中小微企业，一边是摆在法官面前的案山卷海。

最终，郭英男决定急事急办，让马某将案件具体情况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将材料夹入案卷，转入后端审判庭。同时，郭英男马上联系了承办法官，告知案件的具体状况，提醒法官注意。

于是，法官看到了这样一封求助信：“法官，我是某网络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我诉北京某银行的案件，希望能尽快处理，我公司是一家中小微企业，公司现在举步维艰，急需贷款，请您理解我的难处，尽快帮我解决问题……” 

由于正值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承办法官在确认双方符合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下开庭要求后，很快就安排了线下庭审。开庭30分钟后，迅速化解了纠纷。

收到法院裁判文书后，马某激动不已，还专程向郭英男道谢：“感谢您的帮助，没想到这么快我的问题就解决了！”能帮助到别人，这就是郭英男做调解工作的初心。 

她为调解工作“加速度”

作为海淀区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郭英男要关心的，不仅是自己手头案子的调解成功率，还要管理调委会派驻到海淀法院的十几位调解员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疫情期间的工作日，郭英男来到办公室的头等大事，就是统计各位调解员体温状况、出京情况，以及错时安排出勤，保证法院诉前调解工作的正常运转。这个活儿并不轻松，为了确保不耽误正常工作，郭英男每天早上八点就会来到办公室，完成各项统计安排。

除此之外，为调解员分派案件也是郭英男的重要工作。每位调解员适合调解哪种类型的案件呢？这关乎着调解成功的结果，更能影响调解员的工作热情。一开始，郭英男也摸不着头脑，就会选择各种类型都分一些，“通过统计调解成功率，就可以大概摸清每位调解员老师的长处，以后分案时就会有导向了。”这是郭英男的分案策略。在分案时，郭英男会仔细记录下什么时间分给哪位调解员多少案件，一是要统计一下年分案，二是保障调解员分案均衡，让大家保持在一个基本相同的水平上。

为了让调解员们能够持续更新法律知识，郭英男会经常给大家找一些和调解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一旦颁布了新的法律法规，还会组织共同学习。“我们团队的调解员老师都很好，大部分都是处级退休人员，组织性很强，都很配合，都是想来发挥余热。她们的调解成功率越高，就会越发感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干劲就更足，集体凝聚力也会更强。”

四年来，在郭英男的有序管理和带头示范下，她负责的海淀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室已调解案件1万多件，调解成功率近50%；仅她经手调解的民商事案件就有3千余件，成功调解1800余件，案件调解成功率达60%。仅今年疫情期间（2月到6月），海淀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室就成功调解512件，郭英男个人成功调解145件，有效促进了当事人的纠纷化解，体现了“诉源治理”的实际成效。

 “真正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并非想象中那般容易，要有法官的威严、律师的雄辩、朋友的耐心，还要有医生的工作思维，找出症结、对症下药，才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化解矛盾，做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调解结果。”

这是郭英男的调解之道。

通讯员 王晓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朱健勇
编辑/白龙